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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后的探索
作者:党史委   来源:NET/DXZM   点击:5192   时间:2010/6/23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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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后的探索

 

 

主编  侯法生

 

 

 

 

 

 

 

 

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编审委员会

 

    魏绍水

副主任  侯法生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文新      李贡平  张承友  郭能勇

曹永霞  曹家才

    侯法生

常务副主编  于文新

副主编  孟海滨

  稿  孟海滨

  稿  孙长年  杨茂常  黄瑛  张新联  张立民

 

 

 

 

 

 

 

张建国

 

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7周年的日子,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7周年的日子。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执政后的探索》一书与广大读者见面,是党史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贡献。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党永葆青春、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也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时代的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各级党组织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总结党的执政经验,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执政后的探索》一书,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回顾了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全市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光辉历程与宝贵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把淄博建成经济强市、文化大市和绿色城市的目标,是一个重要的启迪。

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党的力量在于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去踏踏实实地创造历史。淄博的党组织,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有着密切联系淄博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优良传统,有着不计个人得失,为党为人民奉献一切的精神。这是我们建国后最重要的执政经验,必须时刻铭记在心,永远继承和发扬。

让我们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开拓前进,不畏艰难,把淄博建设得更加美好,让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满,把光辉灿烂的未来留给子孙后代。

是为序。

 

20061016

 

 

 

   

 

建国初期淄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概况………………………  1

建国初期淄博的党组织建设………………………………… 19

建国初期淄博的民主政权建设………………………………49

建国初期淄博的社会制度改革……………………………… 72

建国初期淄博的镇压反革命和取缔会道门组织…………… 87

建国后淄博的肃反运动与社会稳定…………………………103

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淄博的贯彻………………………………114

中共八大精神在淄博的贯彻…………………………………151

淄博重化工业的形成和发展…………………………………159

淄博镇村(社队)企业的产生和发展…………………………166

淄博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培养…………………………………179

淄博的工业学大庆……………………………………………188

淄博的农业学大寨……………………………………………201

淄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15

 

 

建国初期淄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任务,是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全国(除台湾等地外)解放后的头三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有机联系着的,整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这个时期在主要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在部分地区和部门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1952年底,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展开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和转变步骤。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1956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正式宣告:“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中国开始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期。

一、淄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淄博区划几经调整。19505月,淄博工矿特区与清河特区合并成立淄博专区,辖淄川、博山、章丘、章历、邹平、长山、临淄、桓台8县委和淄博、张周两市委。19537月,淄博专区改称淄博工矿特区,辖淄川、博山两县委和淄博、张周两市委,临淄县划归昌潍专区,桓台县划归惠民专区。19553月,淄博工矿特区改称淄博市,辖博山、张店、周村3个市区,洪山、昆仑、黑山3个工矿区和杨寨郊区,博山县划归为昌潍专区。19562月撤销洪山区,淄博市辖淄川、博山、张店、周村四个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党的主要任务由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其中首要的就是围绕加强党的建设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

(一)整顿党的组织

1950512,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 615,淄博地委根据中央精神,发出《关于当前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克服急切发展的情绪,着重进行公开支部和整理基层组织工作,并确定在土改完成前,农村一般应停止发展新党员。从1950年夏到1951年夏,全区基本上停止了农村党员的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党的工作。195151,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严肃整顿党的作风特别是党的干部作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遵照中央指示和上级党委的具体部署,从19507月开始,淄博地区开展整风运动,参加整风的有地委机关和县(市)机关中的党员干部和各工矿企业中的党员干部。根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精神,整风运动分期分批进行,并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审查。这次整风运动自19517月开始,先后经历了整风准备、基层组织整顿和整风补课三个阶段,共清除混入党内的坏分子893人,劝说899人退党,撤销候补党员资格的252人,到1954年圆满结束。此后,加入共产党的条件提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54年底至1955年初淄博对各级干部进行了全面审查,搞清了各级领导骨干和大部分机要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纯洁了干部队伍,为正确使用干部奠定了基础。为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文化水平,党组织加强了对干部的培训工作。1956年,市委抽调40名干部分别进入初、中、高级党校进行轮训,组织3000名干部参加业余政治理论学习,530名干部参加市委党校干部训练班。在干训工作中,市委党校依据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围绕以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和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一历史任务,采取不同方式训练干部,自1949年建立至1956年,共举办25期多种形式的干训班,培训干部3328名。其中有整干骨干训练班、企业干部训练班、过渡总路线训练班、中学文化班等。全市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也普遍进行了整顿,积极调配干部,充实师资,提高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还认真组织全市党员干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普及马列主义教育。1950年,在厂矿、农村党员中进行了党的基础知识、生产政策和党的中心任务教育。19531万多名干部分初、中、高三个年级组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经济建设常识读本》、《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现代革命史》、《经济建设常识》等书籍。19566月,市委宣传部制定《全市干部理论教育的七年规划》,干部理论学习从此基本纳入正规。

(二)严肃党的纪律

194911月,淄博地委建立了纪律检查机关。1950年至1956年,中共淄博地委纪委在地委领导下,围绕着“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肃反运动”、“粮食统购统销”等中心任务,对党内各种违纪问题进行了坚决查处。建国初期,重点查处党内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坏人,侵吞胜利果实的案件。1952年,结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针对资产阶级采取腐蚀和贿赂的手段,使党内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一部分人腐化堕落的严重事实,中共淄博地委纪委协助各级党委,立案查处一批贪污、受贿、丧失阶级立场的案件。1953年至1954年,围绕着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共淄博地委纪委联系全区实际,在农村注重查处违反党在农村的政策,强迫命令,贪污剥削,囤积粮食,勾结奸商投机倒把的案件;在工矿企业中注重查处违反工业政策,破坏国家计划,贪污、受贿,虚报成绩,泄露国家工业机密的案件;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注重查处破坏党的团结、搞党内宗派活动,压制民主、官僚主义,包庇反革命的案件。1956年,中共淄博市委纪委协助市委贯彻落实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中纪委、省纪委全国工矿纪律检查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党和国家工农业生产计划、增产节约、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等中心任务开展工作。1950年至1956年,全市共立案查处党内违纪案件4159起,处分党员1634人,其中开除党籍473人,留党察看309人,撤销党内职务82人,党内严重警告8人,党内警告564人,党内劝退173人,其他处理24人,从党政机关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31人。

(三)稳定社会秩序

淄博解放初期,残存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失败,乘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大肆进行破坏活动。根据政务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共淄博地委在全区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时由于干部存在“右倾”麻痹思想,镇反初期,出现该杀的没杀、该判的没判的“宽大无边”偏向。19501010,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后,中共淄博地委组织学习,统一思想认识,及时纠正了错误倾向。122,专署公安处会同淄博地区人民法院,在博山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对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按罪恶的轻重,认罪态度的好坏,分别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基本上消灭了残存的反革命势力。整个镇反活动到19528月基本结束。各种反动会道门组织是封建社会的毒瘤,1951年,中共淄博地委按照省人民政府指示,决定全面取缔反动会道门。专区公安局分别对会道门组织调查摸底,控制其活动,政府各部门密切配合,分工负责,以势力最大、最为反动的圣贤道、中央万善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无极老母道等为重点,按照“全面取缔,重点掌握”的方针,15天内逮捕反动道首621人,摧毁坛口195个,登记道首861人,16376名道徒声明退道。对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煽动反革命暴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骨干分子,也给予了严厉打击。

(四)巩固发展统一战线

淄博地区党组织始终注重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采取各种方式,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重要作用,巩固和发展全市的革命统一战线。在“五反”运动中,全市统战部门通过大会动员和个别教育,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中小工商业户的理解和配合。同时,注意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少数不法资本家,对问题较少的中小工商业户或虽有较大问题但已坦白交待者,及时宣布解放和进行宽大处理。1953年,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统战部门积极开展工作,配合政府有计划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取得明显成效。1955年底,全市有41户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并逐步扩大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供销等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6年初,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全市私营工商业者高举标语牌,敲锣打鼓,纷纷申请公私合营。到5月底,全市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小摊贩基本分别纳入公私合营、合作社、合作组的轨道。至此,淄博地区私营工商业,经过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取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五)支持国防建设

全国解放初期,我市各级人民武装部率领广大民兵配合解放军消灭大批武装匪特,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动员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市共有43400名优秀民兵参军奔赴前线,担负起保家卫国的光荣任务。随着战争的结束,人民解放军大批复员,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积极开展安置工作,19521954三年,共接收复员、转业军人16200名,根据“妥善安排、各得其所”的原则进行了安置。由于安排得当,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继续发扬了革命光荣传统,不论在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等各条战线上,还是在各项政治运动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6年,我市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将全市预备役和民兵进行了合而为一的编组。

(六)开展社会救济

解放初期,社会上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很多。我市认真执行了中央对旧企业、事业职工全部包下来的政策,对当时由于企业被破坏而失业、半失业的两万余人,拨出129万斤粮食进行救济,并积极开展了安置工作。1951年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处,1952年又成立了劳动就业委员会,进行了劳动就业登记。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失业求职人员自身的条件,分别采取了介绍就业、专业训练、以工代账、生产自救及还乡生产等办法进行安置。到1956年,除了解放初期包下来的两万余名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已全部予以安置外,还安置了失业求职人员达69894人,从根本上解决了旧社会所不能解决的社会失业现象。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我市除采取多种办法安置失业人员就业外,还对有培养前途的失业求职人员进行了政治、技术上的专业训练和培训。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职工生活也得到不断改善。通过1956年的工资改革,全面实行了货币工资制,废除了各种不合理的工资和奖励制度,工人实行了八级工资制,统一了标准,建立起了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同时还大量兴建和举办了疗养院、职工食堂、幼儿园、医院、俱乐部等集体福利事业,职工的生活福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工农业生产。19501953年,仅用于少数民族的各项贷款就达5万余元,救济款1万余元,无息贷粮1万余斤,并拨款3万多元帮助购买牲畜、农具和水车等。党和政府还积极进行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批判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残余思想,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的民族隔阂。

(七)发展群团组织

共青团和进步群众组织是党的有力助手。自1949年建团以来,我市各级共青团组织带领全市青年积极投入到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先锋作用和突击作用,使我市的各个经济部门在原来就不发达、后又屡经战争摧残的破乱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青年们勇敢地响应祖国召唤,约有43400名青年踊跃地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国防军和军事干部学校,他们在保卫祖国和保卫和平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战功,有些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妇女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和“土改”、“镇反”、“五反”等社会改革运动,也在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封闭妓院、废除各种奴役和摧残妇女的罪恶制度和残余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在贯彻落实新的婚姻法过程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妇女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送子、送郎参军,并广泛开展了慰问和捐献活动。全市妇女为前线战士赶制军鞋、军袜、慰问袋等共12000多件,捐献近8亿元。

(八)健全民主制度

在政权组织形式方面,积极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至1958年已进行过三次普选,选民逐次增加。人民代表大会充分发扬民主,行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证了政治经济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广大群众和各阶层人民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解决了人民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二、淄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淄博是一个开发较早的工矿城市,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德国就开始在淄博开矿。后来,日本取代德国,继续进行掠夺性开采,大量的矿产资源被帝国主义所霸占。当时,全市绝大多数厂矿都是手工操作,设备十分简陋,工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终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煤矿工人流传着“煤矿工人苦难言,下井如进阎王殿,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饭”的歌谣,形容当时悲惨的生活。解放前夕由于连年战争的严重破坏,多数矿井巷道坍塌,风巷堵塞,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整个淄博矿区落后、破烂、野草丛生,全市工业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一)恢复经济,稳定物价

建国以后,淄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遵循中央的方针,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时组织全区人民从事稳定物价的斗争,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国民经济。从1950年至1952年,首先对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恢复改造,煤炭采矿业等得到优先发展。到1952年,全市乡办以上工业总产值达8416万元,其中煤炭工业产值占64.82%,比1949年增长了1倍。为安定人民生活和恢复生产,各级人民政府从19503月起,按政务院《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通过紧缩通货、打击投机资本、加强物资调度等手段,使市场物价开始趋向平稳。195311月,全市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对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不法商人,稳定市场物价,保证城市居民的生活供应和农业对工业的支援,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通过贯彻国家“基本稳定,个别调整”的方针,市场物价进入全面稳定阶段。在此期间,对粮油实行统购统销价格;对棉花实行统购,棉布实行统销,由国家统一制定作价办法和购销价格;扩大零售小百货、文教用品批零差率;调整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经过调整,工业品价格趋于稳定,农产品价格略有上升,工农业产品比价逐步缩小。

(二)进行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恢复与发展生产。淄博的土改运动自19507月开始土改准备,边典型试验边训练干部,至195011月底,共完成18个典型乡的试验,训练干部4382人。从12月开始,全专区以完成土改为中心,并结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与发展冬季生产等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展开。截止195112月中旬,淄博专区的土改运动全部结束。通过土改,共依法没收地主、富农土地301138亩,牲口10731头,房屋190727间,全部分给广大贫雇农。农村的封建统治被摧毁,土地占有状况改变,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继之,全面开展查田定产和契税工作,使农民在土地还家后有保障,解决农民负担不合理状况,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土改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劳动互助合作组织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505月,桓台县侯庄18户农民组成淄博专区第一个常年互助组。到1952年春,淄博专区开始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各级政府领导农民开展兴修水利、精耕细作、增施肥料、改良种子、防除病虫害等工作,使农业生产连续三年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获得丰收。

(三)对工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从1951年开始,政府采用“赎买政策”,通过初级和高级的改造形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并进行扶持,促使其尽快恢复生产经营,发挥他们利国利民的积极作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始于1952年秋,1955年掀起高潮,至1956年春,95%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合作社,基本完成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自1950年始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逐步进行。到1955年底,全市已形成联合玻璃厂、慎昌铁工厂、华信化工厂、华光电器厂等25家合营企业。1956年,全市私营工商业中,实现工业合营372户,商业合营780户,应合营的全部合营。公私合营后,政府组织开展以搞好生产经营为中心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和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经济效益增长,市场供应稳定,充分显示了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各级政府基本贯彻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1952年春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全特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57.1%,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39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4031个、36534户。1955年秋,全市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杨寨区先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到1956年春,全市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868处,入社农户占全市农户的98%

经过短短几年的恢复时期,到1952年底,全区社会总产值达到2.3亿元,比1949年增长29%,其中工业总产值9831万元,农业总产值1.15亿元。粮食总产31.89万吨,单产82公斤,分别增长12.8%5公斤。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075万元,比1949元增长41倍;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1123万元,增长1.2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58万元,增长38.68%;国民收入1.3亿元,增长32.2%;财政收入2481万元,增长114.2%;农民人均收入65元,增长15元。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发展,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四)社会主义建设

19491952年,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这一时期,山东新华制药厂、山东铝厂、山东制丝厂、淄博电厂等一批重要工业企业开始建设。优先恢复、建设了电信网络,张店到济南、博山到张店、张店到潍坊以及博山、张店、周村、淄川、洪山、八陡间的电报线路相继架通,并在博山开办电报业务。195311月,先后将淄博军分区专用电话站、山东工矿部总机、淄博矿工会总机并入网络,初步形成包括电报、长途电话、市内电话在内的较为完整的通信网络,为以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一时期,全市工业投资达2.19亿元,在较短的时间内,全国第一个氧化铝厂——山东铝厂,全国四大药厂之一的山东新华制药厂,以及山东金钢砂厂、金岭铁矿、龙泉煤矿、南定热电厂、淄博瓷窑厂等一批重要工业企业相继建成投产,奠定了淄博工业的基础地位。特别是19541月山东铝厂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铝工业的创立。科学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取得一批重大科研成果。19537月,山东新华制药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00立升搪玻璃反应罐,19553月又研制成功镇静催眠药苯巴比妥;19555月,博山电机厂研制成功2201型启动机、1101型发电机,在全国最先为解放牌汽车配套,1957年,又研制成功微电机、直流伺服电机、直流测速发电机,填补国内微特电机的空白;19555月,山东金钢砂厂冶炼第一炉白刚玉成功,填补国内空白;19566月,山东铝厂从氧化铝生产流程中回收金属镓,使我国镓的产量跃居世界首位。

1957年底,全市社会总产值达到5.11亿元,比1952年增长121.97%,其中工业总产值3.39亿元,大大超过农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冶金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等都得到长足发展;农业总产值1.26亿元,粮食总产33.71万吨,单产86公斤,分别增长5.71%4公斤;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45亿元,增长69.65%;国民收入2.4亿元,增长84.8%;财政收入8308万元,增长234.9%;职工工资平均629元;农民人均收入84元,增加19元。淄博市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超额完成,经济建设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三、淄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市文教、卫生、体育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教育事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的指示,突出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子女开门的方向,50年代初,先后建立了淄博专区联立师范学校、省立周村师范(后改为山东省淄博师范学校),建设联立、速成、正规师范达6处,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基础教育网络初步建成,小学在校生达到8796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50.7%;新建6处普通中学,招收学生3540人。在城镇开办各种职工业余学校和短训班,在农村开办冬学、夜校、扫盲班等,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1953年至1957年,建成淄博市图书馆、淄博市工人文化宫、淄博市工人俱乐部等文化娱乐设施。在厂矿企业,协助工会加强了文化辅导工作,举行了职工业余音乐、曲艺会演。在农村开展了以农村俱乐部为中心的文化活动。整修了蒲松龄故居、赵秋谷别墅、唐石坟、大佛寺等名胜古迹,处理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对私营、企业、民间职业剧团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卫生事业有了较快发展。全市新建扩建了6座医院,567张病床,并建立了山东省第一所卫生医士专业学校——山东省淄博市卫生医士学校,妇幼保健事业亦有发展。1953年消灭了天花,1954年消灭了回归热,其他疾病也得到了有力地控制,并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性病进行了积极查治。以消灭四害为中心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有了较广泛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56年,私人开业医生走上联合的道路,60%的厂矿实行了车间医师负责制,联合诊所每乡已达一处到两处,初步形成市、区县、乡镇、厂矿医疗卫生网。体育事业发展迅速。19549月,在淄博市人民广场举行淄博工矿特区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19568月,淄博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在全市广泛开展田径、球类、武术、体操、游泳、射击、无线电等活动,并且组织了各种体育竞赛活动,推行了劳卫制。在1956年的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有两人打破省中学生纪录。

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建国初期,我市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于1956年春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开创了我市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淄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1949

101,淄博工矿特区万余人在博山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并举行盛大游行活动。

1025,淄博工矿特区专员公署颁发《成立博山市的训令》,训令称:为更加有力地领导博山工矿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已呈请省政府批准,将署直属之原山、黑山及博山城关三个区划为博山市。

111,北海银行淄博支行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淄博支行。

114,苏联工业专家尤金等一行4人抵南定冶炼总厂,帮助淄博恢复工矿建设。

115,中共淄博工矿特委机关报——《建设报》(周刊)创刊。该报共29期,于195051停刊。

125,清河专区在桓台县前毕村成立清河联立师范学校,先后共招5期学生,1953年初停办。

12712日,中共淄博特委发出《关于执行山东分局〈加强青年团工作的指示〉的指示(草案)》。中共博山市委召开首届党员代表大会。淄博特区供应棉布、大麻等物支援解放军渡江南下,并发动群众赶做军鞋80万双。

 

1950

31,山东电极厂(第四砂轮厂),在南定筹建并动工兴建,这是全国第一个生产电极的专业厂。

410,淄博工矿特区专员公署、淄博工矿特区总工会联合发出《关于加强职工文化教育工作的联合决定》。

51,淄博工矿特区与清河专区合并为淄博专区,设中国共产党淄博地方委员会和山东省淄博专区行政专员公署(简称淄博专署)。张辑五任书记,10月,王云生任专员。

620,中共淄博地委作出《关于整风工作计划(草案)》,决定下半年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分期分批地开展整风运动。

7月,中共淄博地委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所辖各县、市委也相继成立土地改革领导机构,抽调干部进行土地改革试点。

11月,淄博专区开始镇压反革命。

 

1951

2912日,中共淄博地委召开县长、青、妇委书记及人武部部长联席会议,报告抗美援朝问题,部署动员参军任务,并总结土地、农业生产和宗教工作。

427,中共淄博地委作出《关于取缔反动道会门的行动计划(草案)》。决定取缔“一贯道”、“圣贤道”、“中央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无极老母会”等反动道会门组织。

7月,淄博地区开展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整党运动。至19554月结束。

923,山东省立周村师范创立,1955914改名为山东省淄博师范学校。

927,中共淄博地委作出《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计划(草案)》,决定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对全区党的基层支部进行一次“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的普遍整顿。

1230,中共淄博地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在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厂矿、企业、财政经济部门立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

21,中共淄博地委机关报《淄博工人报》创刊,四开四版、3日刊(后改为周3刊)。

24,中共淄博地委、淄博专署成立“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抽调机关干部546人,组成若干工作组,派往各县、市开展“五反”运动。

 

1953

1月,山东铝厂沣水露天铝土矿工程开工。至19547月完成第一期工程,年采、剥、掘总量为36.29万吨。这是新中国铝工业第一个露天铝土矿。

1116,中共淄博特委发出《关于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通知》。

127,山东新华制药厂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100立升搪玻璃反应罐。

 

1954

1611日,中共淄博特委召开全区手工业代表会议。会议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总结交流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经验,进一步实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71,中国第一个大型氧化铝生产基地——山东铝厂第一期工程建成,举行开工典礼。中共中央办公厅代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发来贺信,周恩来总理发来贺电,并向帮助建厂的苏联专家表示感谢。

7月,张(店)北(镇)级配碎石路面公路建成通车,全长74公里。该路是省内修建的第一条级配碎石路面公路。

 

1955

39,淄博工矿特区撤销。建省辖淄博市。郑子久任中共淄博市委书记,王士超兼淄博市人民政府市长,5月,张哲民任市长。

729,淄博市组成以王士超任组长的7人小组和肃反办公室,全市肃反运动开始。

112512日,全市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相继建立。

12月底,淄博陶瓷业第一条隧道窑式烤花锦窑在淄博瓷厂建成投产。

 

1956

11,张店气象站开始进行地面气象观测正式记录。

2月,全市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80%以上的基础上,各区试点高级社。至本月上旬,全市已发展到475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91.94%。原拟定1956年完成的发展计划,在半月内完成。

61,山东省淄博卫生医士学院建立。这是山东省第一个卫生医士专业学校。

12月,淄博市商业学校建立。

 

 

 

 

 

 

 

 

 

 

 

 

 

 

 

建国初期淄博的党组织建设

 

张立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领导和组织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由此而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党。如何适应新的形式和任务的需要,转变工作重点,改进领导方式,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和巩固民主政权,是摆在党面前的头等大事。

建国后头三年,党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没收官僚资本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同时,还要进行各项新民主的改革,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主要是领导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加强执政条件下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使之与发展变化了的形势和全新的工作环境相适应。

一、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 

 1950年5月21,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该《指示》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党的组织应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分析了一年来全国党的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指出党的发展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方法;发展党员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上,但在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前,只能是审慎地、负责地个别接收;在老区农村,今后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的问题;在新区农村中,也暂不发展党的组织,应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和教育广大农民,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等土改完成后,再进行发展党的工作。《指示》还对深入做好公开建党的工作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和明确的规定。

 建国后,淄博地区党组织的建设有了新的较大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各单位按照上级“大发展”的精神,一般只注意工人成份,其它方面的条件把握不够好,党员队伍膨胀过快,以致接收了一些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的人入党,使党员队伍的质量有所降低。在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中央指示下达后,淄博地委于615发出《关于当前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克服急躁情绪,并确定在土改完成前,农村一般应停止发展新党员,而着重进行公开支部和整理基层组织的工作。这样,从1950年夏到1951年夏,全区基本上停止了农村党员的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党的工作。其间,各县委和各大工矿党委开办党员干部培训班,通过讲课和总结工作,结合查历史、查思想、查作风,对新党员和基层干部有计划地进行了轮训。与此同时,针对部分农村党员就城市领导农村、依靠工人阶级还存在的思想不通和抵触情绪,以及工人党员缺乏主人翁意识等问题,各级党组织通过深入传达学习贯彻党的七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性质和党的政策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以消除错误认识,提高思想觉悟;通过完成土改和开展参军、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及检查总结工作等,对党员进行审查,并按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表彰奖励、批评帮助或组织处理,以团结教育绝大多数,挽救与清洗个别坏分子。通过深入学习中央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公开建党的重大意义,在劳动人民中间,公开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在考察要求入党的人时,不仅听取介绍人的报告、本人的意见及党内的反映,而且要采取各种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使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相结合,以达到对被考察者有较全面的认识和密切党群联系的目的;在对支部和党员进行全面公开的过程中,则注意严加纠正宣布一下党员名单了事的草率做法和公开后仍秘密活动的问题等,将公开党与教育党员一致起来,与民主改选、建立乡村支部工作密切结合,与审查党员、整理组织同步进行,把吸收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党的会议、听取与采纳群众的批评和意见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认真落实,以克服和避免形式主义,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监督之下。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消除了党与群众的隔阂,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既教育了党员,也教育了群众。公开党以后,好的党员很兴奋、很活跃,在群众中的作用明显加强;有毛病的党员则很难为情,普遍感到做一个共产党员不容易,从而改善了对群众的态度,工作认真了,做事谨慎了,作风民主了,促进了党的进步,提高了党的质量,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增强。二是初步清理了党员队伍,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在审查党员、整理党的基层组织中,全地区共计改造与建立乡村支部874个,提拔乡村支部委员2758人,并为1874名候补党员转正,同时清洗了混入党内的669名自首叛变、蜕化变质和阶级异已分子。三是为公开建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支部公开和大张旗鼓地进行关于党纲、党章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使更多的群众不仅知道身边有了党的组织,而且对党的性质、任务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并感到共产党说什么就做什么,真正地为国为民为大家,做一名党员有着无尚的光荣,因此各地都呈现出不少群众争先要求入党的新气象,在党组织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群众积极分子,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1951年下半年,结合贯彻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淄博地区侧重于城市和新收复区及其它没有党组织的地方,按照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方法,开始了慎重地、有计划地发展新党员的工作。鉴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已经摆在面前,同时也由于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已经能够自由地接触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已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反、抗美援朝等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其觉悟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因此,作为人民先锋队的共产党员的条件,也相应地大大提高了。凡新接收的党员,都必须是经过考察,经过教育,成份好,觉悟高,历史清楚,对党忠诚,在群众斗争中及工作、生产和学习中表现积极,又懂得党的事业,并愿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能够遵守党纲、党章和党的纪律的人。有了这些基本条件之后,还必须具备共产党员的八项具体条件。在接纳新党员的工作规程方面,也采取了较前更为严格和完善的措施、方法和步骤。为扩大建党力量,保证发展工作的顺利进行,地委委托和选拔、训练、配备了一批专、兼职组织员,有关各厂、矿的党委(总支)都制订有详实的发展工作计划,并由主要负责同志具体靠上抓落实。为确保新党员的质量,在发展中,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劳动竞赛等各种活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选拔出积极分子,并经总支(党委)审查批准。然后,对确定的积极分子进行登记并建立档案,采取举办短期训练班、业余训练班和吸收其参加党的基层组织会议等方式进行党的知识和时事政治教育,通过布置一定的工作任务加以实际锻炼,提高其政治思想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以把对积极分子的历史考察与现实觉悟和实际工作表现的考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此选拔培养的基础上,再坚持标准,严格手续,将已具备入党条件者个别接收入党。照此要求和做法,到19528月开始全面地、较大批量地发展党员,全区计在厂矿工人中和其他没有党组织的新区与城市部门内,逐步地发展了779名新党员,从而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初步缓解了党员分布上存在的农村多城市少、国营厂矿多私营厂矿少、老厂多新厂少、干部党员多群众党员少的矛盾,增强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增进了党与劳动人民的联系。

期间,淄博党的领导机构称谓和工作机构的设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建国初期,淄博党的领导机构仍为19477月所建立的淄博工矿特区委员会,下设淄川、博山两县委和张店、周村、博山三市市委。19505月,淄博工矿特区与清河专区合并建立淄博专区,淄博特委改建为淄博地委,下辖博山、淄川、章丘、章历、邹平、长山、桓台、临淄八县县委,淄博、张周两市(县级,195011月组建)市委。19506月,中共淄博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并设立办事机构,地委副书记李启华兼任书记,朱可琨等9人为委员。各县(市)、厂、矿党委,也相继在年内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同年7月,地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建立,地委副书记李荆和兼任书记;9月,地委财经委员会领导班子组成,委员15人,地委书记张辑五、专员王云生分别兼任正、副书记,同时增设了地委工矿工作委员会(19516月称工矿企业工作委员会,同年7月改称企业工作委员会,19528月改为地委工业部)。11月,正式成立地委统战部。为加强党在工矿企业中的领导力量,地委于19511231发布决定:凡系地委之直属党总支和煤矿党委领导之党总支的人员一律配备9人,其他各厂矿党委所辖党总支,一律配到5人;独立生产的支部配备13人。这些工作机构的设置以及工矿基层党组织人员增编等措施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需要,为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党的作用,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完成各项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各级机关开展整风运动

与发展和巩固党组织的工作同步,为改进领导作风和加强机关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195051,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严格地整顿党的作风,首先是整顿党的干部作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66,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全党应在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对加强淄博地区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非常及时,十分必要。建国前后,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大批干部被抽调南下,新干部数量急剧增加,而工作任务甚为繁重,党员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还未来得及有系统的进行,因而,面对新的形势任务,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和作风不能适应需要,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在各级领导机关中,有些不认真研究党的政策,不注意了解与分析实际情况,满足于一般的号召,缺乏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具体指导,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的三多现象;在农村工作中,则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不善于运用已有的各种组织进行工作,对用各种形式去广泛组织群众不感兴趣,有的严重地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甚至随便打骂、扣押和处罚群众;在工矿企业工作中,依靠工人阶级的观念尚未树立起来,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党群工作与生产脱节,返工、报废的浪费现象时有发生;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和联系群众方面,存在着关门主义的狭隘宗派情绪和官僚主义作风,有的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看不起非党干部和民主人士,有的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不去接近与团结群众。还有个别党员干部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功臣自居,骄傲自满,计较地位,讲究待遇,甚至疲沓消极,颓废堕落,漠视国家的法律法令,违反党的政策和纪律,危害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和发生,直接、间接地阻碍着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严重地损害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为使整风运动更加符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淄博地委从一开始即明确提出:这次整风,领导机关应以检查与克服官僚主义为重点,一般干部应以检查与克服命令主义为重点。不同的部门或单位,也应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其整风的具体目标和重点。各级党委与各业务部门,除了普遍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领导与工作作风之外,还应根据当时当地的特殊情况,进行某些特殊问题的检查。在方法上,强调应从检查工作入手,而又要归结到提高领导水平和改进工作上去;在检查工作中,要联系检查个人比较突出的思想作风问题;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要严格遵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干部等原则,以达到总结经验,提高干部,加强领导,严肃党纪之目的。为加强对整风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共淄博地委成立了以党委为中心,以宣传、组织部门为主体的总学委会(又称整委会),地委宣传部为总学委会的办事机关。

这次整风的主要方式是阅读指定文件,并与当前任务密切结合,总结工作,分析情况,找出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风的步骤,一般都是在初步学习文件的基础上,首先由领导同志结合具体情况作启发性报告,讲明整风的意义、目的和要求,以端正整风的态度。然后对指定文件进行研读和讲座以领会精神,树立标准,掌握武器。继而检查、分析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进行总结,确定改进办法与制定制度。

这次整风紧紧抓住解决领导作风上的问题,并且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始终贯彻领导干部带头、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精神,注意遵循党的政策,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整个运动进行得比较健康,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淄博地区的整风运动从19507月开始,历经6个月的时间,到当年12月底基本结束。参加整风的有地直机关和县(市)机关中的党员干部共5566人。各工矿企业中的党员干部也相应进行了整风。各级各部门中的非党干部,在自愿的前提下,被吸收参加了整风学习和部分整风会议。

经过半年的整风教育,全地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显著提高,群众观念大为增强,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民主人士的合作有所加强,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得以有效遏制;各级领导机关进一步完善了工作计划与措施,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增强了群众意识,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各大企业建立起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成立了厂矿管委会,加强群众监督、经济核算和治安保卫工作,促进了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通过整风,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更加融洽,广大党员干部情绪饱满,精神振奋,积极主动地开展和做好工作,推动了各项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任务的完成。

随着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逐步提上议事日程。根据新的形势、任务,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5年秋,淄博地区党组织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进一步深入开展了系列整党建党工作。

三、整顿党的基层组织

195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必须正视并加以整顿。同年4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就整党工作作了具体部署。据此,在随后近四年的时间里,淄博专区开展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整党运动。

1951年,淄博专区所辖两个市、八个县共有党员24692名、基层支部1646个。这些支部和党员,大都经过残酷的战争考验,光荣地完成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任务,但由于淄博既是工矿区,又有广大农村,且地处胶济沿线,敌我曾经反复争夺,恢复区约占三分之二,长期处于被分割的农村和紧张的战争环境,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影响。特别是广大恢复区的党组织,在敌我反复争夺的残酷战争年代,曾屡遭敌人的破坏,其内部成份相当复杂。而新区的党员和支部,又大多是在1945年后发展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在1947年土改时,各地采取大呼隆的发展党员办法,接受了一些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分子入党,甚至有少数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和叛变自首分子乘机混入了党内。及至全国解放后,又尚未来得及对党员进行系统地教育和对基层组织有计划地加以整理,因此,基层党组织较普遍存在着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现象。鉴于此,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淄博地委确定:这次整党的目的是经过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地对党员进行一次关于党纲和党章的教育,着重认识共产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做一个共产党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并在进行教育的基础上,对每一个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以便继续提高那些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好党员的质量,改造那些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党员,并清除那些混入党内的分子,从而保持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政治质量和战斗力。整党工作的重点是党员数量较多的老区、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部分厂矿和遭受敌人严重破坏的广大恢复区及部分发展党员数量较多的新收复区。

全专区的这次整党运动,自19517月开始,到19554月结束,先后经历了整党准备、基层组织整顿和整党补课三个阶段。整党准备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整党文件的传达学习,训练整党工作人员,进行整党的典型试验,同时完成区级以上机关支部的整党工作。整党文件的传达学习从19517月开始,到19521月基本结束。训练整党工作人员的工作,是通过开办各级党训班来进行的。受训对象是符合经过考验,对党完全忠实,作风正派,又有整党建党知识的能力的条件,经审查后合格的各级党员干部。

整党的典型试验工作,自195112月下旬开始,到195211月告一段落,是分级、分期、分批进行的。从195112月至19525月,地委及各县(市)委进行第一期试点工作,选择整党基点13个,共27个支部,438名党员,计配备整党干部146名。其中地委选择博山县源泉乡(老区)、淄博市域城乡(恢复区)、山东兵工总厂四部包装间、洪山煤矿车七井四个整党基点,计配备41名整党干部。本期试点结束后,地委及时总结了整党试点中的经验教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19527月开始第二期整党试点工作。参加这期整党试验的有农村52个基点,城市、工矿13个基点,共116个支部,2004名党员(其中参加整党学习的1787名),计配备整党干部310名。本期整党试点,除地委及各县、市委仍掌握重点试验外,区一级也均参加整党学习。该期整党试点工作于195211月结束,为搞好整党取得了进一步的经验。

区以上机关支部的整党工作,从19527月开始,至当年底基本结束。全地区183个机关支部中的3411名党员参加了整顿,占其总数4270人的80%。另外,参加整党学习的还有机关中的非党群众4714人,其中团员1894人。

地委级机关支部的整顿于195111月开始系统的整党教育,先后组织地委直属机关中的党团员千余人进党校学习。在学完《共产党员读本》一书中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两单元后,作为整党工作的先行步骤,于12月份集中进行机关整编节约与整风工作,于19521月至6月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三反运动。从7月起,在结束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党员标准的教育、党员登记、审查鉴定和组织处理以及改选支部与健全制度等工作,至195211月结束。

各县、市、厂、矿机关支部的整顿于19527月下旬开始,至11月结束。主要是采取负责干部亲自动员、党委集中上课、分散讨论的方法组织学习,并按其余步骤完成整党。各县区级机关党员干部的整顿于1952年秋收结束后开始,由各县委负责,以轮番召开干部会议的方式分两批进行,每批半月左右,当年12月基本结束。

上述各级机关的整党,不论是在三反运动中进行的,还是在三反运动后开始的,都按中央《关于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指示》,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其重要内容,并与总结工作、整顿队伍、干部鉴定等工作紧密结合,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划清了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增强了责任心,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和机关的办事效率。

195212月至19548月,为整党运动的基层组织整顿阶段。其间,地委于19521216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整党委员会,整党委员会下设整党办公室,并成立整党工作队。各县、市、厂矿党委也均以副书记为主组建起整党委员会,设立整党办公室,组织整党工作检查组。随之,全专区的整党工作便分期分批地转入了基层组织的整顿阶段。整顿的一般程序,地委规定为:在进行思想动员和普遍教育的基础上,首先进行党员登记。也就是要求第一个党员在规定的时间内,由自己对照党员条件,考虑能否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凡愿意继续作党员者,即自行进行登记。过期不登记的,即认为自愿退党。登记以后,进行审查、鉴定和组织处理。即将每个党员的历史审查清楚,按党员标准对党员的优缺点作出的结论,然后进行组织处理:对已具备党员条件的,要求其提高一步;对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有严重毛病,但愿意改造的党员,予以保留党籍,给予一个改正机会,并用充满热情、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治病救人的精神给予帮助,以提高其觉悟,克服其缺点;对不够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经教育仍确实不够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对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叛变投敌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一律清除出党。最后,改选支部,健全组织领导机构。

上述程序的具体贯彻执行情况,以及整顿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各批次和不同的行业有所不同。

工矿企业支部的整顿,于195212月陆续展开,是以业余时间并使其和生产、建党、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统一起来,与各项工作任务相结合进行的。党员较多而集中者,以总支部为单位集中统一上课,以支部为单位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党员较少而分散者,由党委集中于党训班进行。整顿过程中,在干部党员中着重批判不依靠工人阶级搞生产,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重视职工安全的资本主义经营观点,从而树立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在工人党员中主要检查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关系、个人与工厂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批判认为工厂不可靠而攒钱买地的以农为本思想、单纯技术观点及旧的劳动态度等,从而提高其思想政治觉悟,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至1953年底,全地区22个工矿企业单位的215个支部、4096名党员的整顿工作基本结束。

农村支部的整顿工作面广量大,先后分四批进行。第一批从195212月开始,至19533月结束,采取以区为单位划片整顿的办法,即以区为单位统一领导,召开动员大会,进行整党教育;第二批农村整党从19534月开始,至195310月结束。采取将整党工作队分配到区,由各区委统一领导,通过部署、检查、总结生产结合进行整党的做法。在整顿过程中,由于始终突出以生产为中心,同时开展了新三反斗争,所以对树立支部领导生产的思想,弄清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进一步推动生产发展的互助合作运动,克服互助组织中的盲目冒进和放任自流的偏向起了积极作用。第三批农村整党从1953年开始,至1954年春季结束。共整顿43个乡支部,1164名党员。这批整党是在19535月山东分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批判孤立整党、反对分散主义之后,根据分局以总路线为宣传动力,三位一体(生产、互助合作、粮食统购统销)为中心结合进行整党的指示进行的。由于强调总路线教育就是最深刻、最实际的整党教育,强调党员八条标准不要逐条都讲,而只根据需要讲其中的二至三条,因此,实际上是用总路线教育代替了整党教育。第四批农村整党是在进行总路线教育的基础上,从1954年春开始,以互助合作和春季生产为中心陆续展开。这批整党于19548月基本结束,但并未达到中央提出的要求。

19549月至19554月,为整党运动的第三阶段,即整党补课阶段。第四批农村整党结束后,按照山东分局指示精神,淄博特委(19537月地委改特委)就农村整党工作及时地进行了检查总结、分析研究的排队摸底。认为第一、二批整党工作基本上是好的,第三、四批整党存在的问题很多,并造成了不少恶果。全区219个农村支部中,达到整党要求的76个,占支部总数34.7%;基本达到整党要求的73个,占支部总数的33.3%;没有达到整党要求的支部70个,占支部总数的32%。据此情况,特委于19541126召开农村整党工作会议,作出了以没有达到整党要求的支部为重点进行补课的整党部署。

这次整党期间,全区共有2044人离开了党组织。其中,被清除出党的893名;自愿或被劝告退党者899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者252名。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精神,全特区有计划、有领导、积极、慎重地大力做好建党工作。19528月至1954年底,先后以厂、矿、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和新区农村为重点,累计发展新党员3733名,新建基层党支部627个。

通过这次全面整顿、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和接收新党员的工作,全地区在党内外广泛开展了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学习运动,既提高了广大党员的觉悟,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和坚强,巩固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使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分布更为普遍和合理,壮大了党的队伍,改变了在产业工人中和新解放区党的力量薄弱的状况;使党与群众的关系更加融洽和密切,强化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进展,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四、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

为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需要,19537月,经党中央批准,山东分局决定将淄博专区改建为淄博工矿特区,原淄博专区所辖临淄县划归昌潍专区,邹平、长山、桓台三县划归惠民专区,章丘、章历两县划归泰安专区;原中共淄博地方委员会遂改建为中共淄博工矿特区委员会,下辖淄博、张周两市市委和淄川、博山两县县委。工矿特委设办公室、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工业部、农委、财委(195410月改为财贸委)、青委、妇委、党员干部训练班(19546月改为党员干部学校)、淄博工人报社、直属机关党委。

195411727日,淄博特委在博山召开了淄博工矿特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与会人员除全体特委委员外,计有各单位推派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80名,列席会议的特直机关科长以上党员干部120名。会议听取、通过了特委关于1953年工作总结和1954年工作部署的报告。会议强调指出:

(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必须围绕着党的总路线进行。因此,必须普遍深入地、全面系统地学习与宣传总路线,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社会主义思想居于统治地位,成为推动各项工作前进的伟大动力。(二)为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全区1954年的方针、任务是:在工业方面,应充分地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加速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增长,保证全面地均衡地完成与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切实掌握加强计划管理、推行作业计划、建立健全责任制为中心,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相应地加强技术管理与成本财务管理。(三)进一步健全党委制,加强党的领导,保证党的集中与统一。结合各项工作,贯彻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前进中的缺点,树立谦虚坚韧作风,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整体思想和全局观点,认真学习,虚心钻研,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四)认真传达特委关于1953年工作总结和1954年工作部署,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充分讨论,坚决贯彻执行。经常检查决议执行的情况,坚持不懈地为实现党代会的全部决议而斗争。

这次党代会既是淄博工矿特区成立后所召开的首次代表会议,也是淄博地区党组织建立以来按党章规章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区性的党代表会议。它的成功召开,标志着淄博党组织的建设有了新的重大进展,并为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在特区的深入贯彻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成立各级监察委员会

195426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212,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中共淄博工矿特委在迅速对机关全体干部和全区正、副科长以上干部进行详细传达,42发出《关于学习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厂、矿党组织,必须认真组织所属干部、党员进行有关文件的学习和讨论,以深刻认识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加强党的团结的重大意义和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重要性,并深入检查有关妨碍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制度等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揭发批判在领导干部中所存在的分散主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和自由主义作风,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党的团结和党的集体领导。

特委《通知》下达后,各级党委(总支)首先从抓好科以上干部入手,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以部门或系统为单位,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为主要内容,并参考《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中央宣传部颁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与宣传提纲》等,组织了自上而下的各级干部及广大党员的学习活动。在提高认识和明确标准之后,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展开广泛的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其间,科以上领导人员结合干部鉴定而普遍进行了深刻检查,一般干部和党员则通过党的小组生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党的团结方面的检查,各级、各部门普遍揭发与批判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各种因素。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中央认识不够;对中央的某些决议、指示认真研究执不够,某些党委片面强调块块作用,不适当地强调党委起打坝过滤作用;某些领导干部不能自觉地关心和维护党的团结,听到损害中央威信和破坏党的团结的流言蜚语,既不反驳,也不上报,甚至加以传播;对党委的领导和党委领导下的各部门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认识不足,对上级部门尊重不够;在地区与地区间,部门与部门间,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不听取对方的意见,不吸取别人的经验,只许赞扬,不愿批评,等等。

在党的集体领导方面的检查表明,各级党委基本上是贯彻了集体领导原则的,但也暴露出某些问题,如:有的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往往不经委员会讨论,而是个别征求意见;有些委员会会议往往是在缺乏准备情况下召开的,形成书记报告,讨论漫无中心,议而不决;有些委员只关心分工内工作,不关心全局;有些党委的日常工作,往往都归于书记,致使书记精力分散;有的很少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工作等。

这次学习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活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揭发并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提高了全区党员干部的觉悟,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增进和强化了党的集体领导,从而保证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和实施。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了执政条件下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实际工作经验,对不断加强与深入搞好淄博地区党的建设,产生了积极有效的长久影响。

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于19553月和4月先后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党的七届五中全会,分别通过批准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该《决议》指出,自194911月以来成立的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作了大量工作,对于消除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加强党的纪律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保证党的路线、政策的正确执行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已经不能适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新时期的需要。因此,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代替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加强党的纪律,反对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的现象,特别是防止象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权力这样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党的七届五中全会决议及山东省委的指示,19551128,中共淄博市委(同年3月区划调整时,由淄博工矿特委改建)发出《关于成立市级及所属各区、厂矿党的监察委员会与机构编制方案的指示》,确定尽快通过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成立市、区及各厂、矿党委的监察委员会。《指示》要求规定: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干部的配备条件,应确实按照中央规定,必须是对党忠实可靠,政治历史清白,作风正派,有正当工作能力的干部;要将现有的纪律检查工作干部加以审查,不合乎条件者应适当调整;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应由同级党委的副书记干部选任;监察委员会一般均设常委会,并必须有一专职书记或副书记不兼任其他职务,以专负监察工作责任,便于主持日常工作;其专职干部的配备,市为13人,博山、张店、杨寨区各3人,洪山、昆仑、黑山、周村各2人,501厂、第五工程公司、732厂各3人,矿务局5人,洪山煤矿2人。同年底,市委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5人组成的淄博市党的监察委员会。翌年3月,根据全省第一次党的监察工作会议的规定,市委发出补充指示,规定市委直属机关党委也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并配备专职副书记1人;神头发电厂、金岭铁矿、山东耐火材料厂、新华制药厂党总支及黑山、新博、双山、西河、奎山、寨里煤矿党总支,均各设专职监察员1人,并由相当于总支副书记的干部提任;其余所属不设专职监察委员的厂矿、学校、卫生等单位党的总支或支部及农村区工委、乡支部、农业合作社支部,均由总支(支部)书记或副书记兼管此项工作,从而进一步健全了党的监察工作机构。

六、审查干部

为了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有计划地培养干部和正确地使用干部,党中央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全国各地有计划地对干部进行一次细致审查,以便进一步了解干部,保证国家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据此,按照华东局、山东分局的具体部署,淄博工矿特委于1954930拟定了《关于执行分局审查干部的初步计划的计划》,并经山东分局批准后,在当年10月下发各县、市、厂、矿党委执行。

《计划》按照华东局关于首先集中力量审查县以上干部,然后通过各级领导骨干审查一般干部按级审查,交叉进行的原则规定,以及必须在县以上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分工负责,逐级进行。凡党委委员必须由上级党委负责审查,非党委委员的干部,亦应按审查职务范围之规定进行的精神,对全区审查干部的范围、步骤作了具体安排。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并认真做好有关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特委的《计划》下发后,各级党委相继建立了审查干领导组织与办事机构,同时着手审干的其他准备工作。到19552月,特委完成了在神头电厂、特区合作社的试点工作,并对各单位做审干工作的专职和兼职干部进行了集中训练。在此基础上,于月底召开了特区组织工作会议,对审干工作作了进一步的部署和要求。这样,从19553月份开始,淄博的审干工作即按规定的审查范围在全区逐级分批地陆续展开。8月份后,根据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淄博市(同年3月区划调整时由淄博特委改建)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市委就此调整了审干工作部署,使之与肃反斗争密切结合了起来,到1957年底,原定列入审查范围的县级以上机关、厂矿企业全体干部和农村区助理员以上干部的审查工作基本结束。在这个范围内,全市于16781名干部中列出审查对象2515人,已查清问题并作出结论的2493人,为审查对象总数的99.12%。随后,根据中央指示,全市又对前期未列入审查范围的乡干部,中、小学教职员,中、初级卫生人员,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的营业员等共计13351人进行了排查。这批人员的审查工作,到19593月基本结束,共确定审查对象1201人,已查清问题作出结论的880人,写出调查报告的299人,两项合计为1179人,占审查对象总数的98.2%

在审查干部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始终贯彻了中央关于从政治上审查的方针,采取并坚持了启发教育被审查人员自觉交待问题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对于被审查出的各种政治历史问题,按照中央规定进行了组织处理。关于党员干部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各种错误问题,具体划分为若干种情况,处理时以此将错误情节的轻重及犯错误后的表现区分开来,并据之分别对待,确定对每一类人员的工作分配和党籍党纪处理问题,从而充分体现了我党传统的对待被捕被俘后犯错误同志的正确政策。关于在参加革命前加入反动党团干部的处理问题,其总的精神是,除了对问题严重、长期隐瞒、工作一贯表现不好,这次审干中还不肯交待的人严肃处理外,一般的从宽处理。

这次审干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进行得比较健康。尽管在工作上曾出现过一些问题,如个别的结论偏高偏严,处分偏重、过重或存在问题尚未彻底弄清前即给予处分等,以致伤害了一部人的感情。但是总的来说,其效果是积极明显的。在进行过程中,市委还经复查、复议工作面就存在缺点和所发现的问题比较及时地作出了纠正,并且通报各单位,要求严加防范。通过审干,进一步纯洁了全市的干部队伍,使党组织对干部的状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从而既保证了当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又为日后有计划地选拔干部和正确地使用干部奠定了良好基础。

七、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1954118126,中央组织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在总结交流农村支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就过渡时期农村党的任务、发展党和巩固党、坚持群众路线和县委领导等问题作了部署与要求。

贯彻这次会议精神,适逢淄博农村自1951年至1954年分四批整党结束。当时,淄博特区已建起乡村支部219个,拥有农村党员近6000人。特区组织起来的农民户数已达总户数的57.8%,并有17个区试办了合作社。诸如此类的大量事实说明,经过土改、镇反、整党运动和领导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工业建设,及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区农村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均获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加之农村后期的整党发生了流于形式与任意降低标准的严重偏差,支部生活还不够健全,有的支部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正常的组织生活和工作制度;党的民主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扬,一些支部负责人骄傲自大,不接受党员的监督,甚至压抑批评,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有的支部存在着严重的组织涣散和不团结现象;个别支部的成份极为不纯等。党的发展也不平衡,党的组织基础在部分乡村中相当薄弱,有的支部因党员很少而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尚无党员等等。这种状况是同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不相适应的。解决好这些问题,已成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当务之急。为此,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后,按照其基本精神,淄博特委及其组织部门以解决与克服所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以保证和促进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目的,把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纳入重要工作日程,在特区贯彻实施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一)努力巩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深入明确过渡时期农村党支部的任务。(二)适应农村新情况,解决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形式问题。(三)大力发扬党的民主,进一步健全党的生活。(四)加强农村党支部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五)提出与落实在农村中发展党的队伍的计划。(六)健全农业生产合作工作机构,加强对农村党支部的领导。

上述工作和措施的落实,大大地促进与加强了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工作积极性显著提高,使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明显增强,从而有力地推动和有效地保证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据对淄川区27个乡的调查,在经过支部整顿和总路线教育后,到19554月底为止,已有428名党员自觉地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占其党员总数498人的85%。在这些党员中,有不少人被群众推选为互助合作组织的领导骨干。在各级党组织的不懈努力和广大党员的影响带动下,截止到195510月底,全市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436人,入社农户达43235户,占总农户的41.84%,超额13.41%完成了市委预定计划。从质量和实际效果方面讲,当时的大量统计资料表明,无论是处于巩固提高阶段的互助组,还是新发展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其绝大多数都增产增收,并且一般都是互助组优于单干户,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因此,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参加互助合作开始成为更多农户的积极要求和自觉行动,一个群众性的农业生产合作化热潮很快在全市兴起。

不可否认,由于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影响,在这一段时间内,曾把党员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笼统地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等同起来看待,并夸大了两极分化的现实危险性,从而不妥当地批判农村党员的所谓资本主义思想,以致挫伤了部分个体劳动者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八、发展新党员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中央组织部于19561月下旬召开了组织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了发展新党员的规划、干部工作规划,就提拔干部的问题作了讨论。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淄博市大规模进行了发展新党员和提拔、吸收干部的工作。

按照中央和省委的两年发展规划,市委提出了于1956年和1957年两年分期分批完成发展10000名新党员的任务。其发展重点主要是党的基础薄弱或空白的单位和系统。对所接收的党员,在人选上注重做到有所侧重,即:在工矿、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等企业中,着重于吸收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者;在学校中,着重于吸收教员;在卫生部门中,着重于吸收医生特别是高级医生;在文化艺术部门中,着重于吸收文艺工作者;在手工业合作社中,着重于吸收有技术的手工业工人和贫苦的独立劳动者;在商业系统中,着重于吸收国营公司和合作社营业单位的直接经营业务的人员及公私合营的商店店员;在农村,则着重于吸收贫农和下中农当中的优秀分子。照此基本精神,1956年,全市共计接收新党员3814名,完成两年规划数的37.48%。其中,工业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系统发展2187名,农业系统发展1012名,财贸系统发展331名,文教系统发展141名,机关发展121名,其它方面发展21名。

在发展党员的工作过程中,各级党组织重视集体领导,发动全党动手,结合各项工作进行了建党准备。因而,在新发展的党员中,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优秀分子。所发展的新党员的质量一般是好的,并切实有效地改变了某些方面党的力量薄弱的状况,使之与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开展相适应。但在大量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如建党计划在某些方面确定的发展数字过高,特别是对农村的发展,机械地照搬上级规定的发展比数,致使发展计划上的冒进。在严格坚持党员标准问题上,也存在某些偏差,主要是有些单位将一些一时工作表现积极,但政治觉悟不高或入党动机不纯的人接收到了党内。据检查,新发展党员中,大约有10%的人不具备党员条件。还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只热衷于新党员的发展,忽视与放松了对预备党员的管理教育和转正工作。这些问题,给党的发展带来不应有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工作上的被动。为此,根据中央组织部在1956年底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精神,全市于1957年基本上停止接收新党员,以集中力量作好预备党员的工作,并从此改变了接收党员采取自上而下分派任务的做法。

九、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进入高潮和基本完成后,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党的任务日益繁重。为此,在1955年冬至1957年春的这一时期,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淄博党的组织工作,十分注意健全党的生活和组织形式的改进,大力加强了民主集中制、领导作风和组织机构的建设。

为改进领导,转变作风、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195632241,淄博市委先后作出并下发了《关于加强对市人民委员会领导的规定》和《关于加强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的规定》。这两个《规定》,注意吸取了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把贯彻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的原因突出出来,使之作为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制度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得以坚持和加强。

遵循上述《规定》,经进一步地实践与完善,市委在健全党委制方面,注意作了如下改进和加强:(1)凡属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性的问题,一定时期的全面工作部署和工作总结,均由市委全体会议或常委会议决定。市委管理的干部任免,一律提交常委会议讨论。(2)市委书记处(19571月正式成立)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日常工作。凡属日常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分工掌握此项工作的书记提出意见,交书记处讨论并作出决定。(3)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除方针、政策、长远规划、年度计划、全面工作部署等重大问题须经市委讨论决定外,其他日常行政工作由市人民委员会按照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的原则负责进行。凡各区委、厂矿党委、市直各党组请示有关政府工作方面的业务问题,均直接与市人民委员会联系。(4)市委各部、委,凡需要提交常务委员会或书记处处理的问题,必须准备较成熟的意见后再提交会议讨论。(5)市委所属各部、委即市委的办事机构,对市委各项决定负具体组织贯彻执行之责。市委对部门工作定期检查,以加强对部门的领导,等等。

在加强与健全对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方面,市委要求市人民委员会党组及各局党组,贯彻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切实加强对政府和部门工作的统一领导,并注意充分发扬民主,深入实际,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凡局长以上党员干部,均每月安排一周左右的时间深入基层帮助工作,以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对工作的具体领导。

为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制度和领导机构,动员全党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迎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山东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19565413日,淄博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市委大礼堂(博山)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455名代表是在基层党组织普遍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的,代表着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16094名党员。大会通过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比较深入地总结检查了多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对几个主要政策问题进行了集中检查。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淄博市各项工作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同志的努力,贯彻了中央的方针政策,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在这个时期内,党组织的领导作风有了新的转变,党委领导的集体性和党的团结有所增强,党的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也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决议》同时指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还很薄弱,党内民主生活制度还不健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还不牢固,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深入、不踏实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疾苦关心不够。这些都必须在今后工作中坚决加以克服。

大会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确定淄博市今后两年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党的工作方面,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积极地向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壮大和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基层工作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切实加强与改善干部的管理、培养、提拔工作,认真贯彻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的路线的正确贯彻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市一次党代大会选举王士超为第一书记,张国忠为第二书记,张哲民、郑绍文为副书记。

在市一次党代表大会前后,全市各级党的基层组织,也都于1956年上半年,按照市委《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市党代表大会及各级党组织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的指示》,普遍召开了本级党的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

为使党的组织形式适应形势发展和各项工作任务的需要,1955年底至195610月间,市委按照党的一定部门监督政府一定部门工作的原则,新建、改建了市委国营工业部、地方工业部、基本建设部、政法工作部、文化教育工作部的监察委员会,并在市委各部建立了部委委员会,以加强集体领导;在市手工业管理局、市郊区供销合作社、市计划委员会和市粮食局、邮电局、劳动局、司法局、人民银行、财政局、商业局、水利局、建设局以及市人民检察院等设立了党组,以便在这些机构中更好地指导党的工作和实现党的政策与建议。同时,在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设立党的组织与配备党务干部。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 1956年11月2,市委制定下发了《关于基层党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整顿组织形式的通知》。按市委的《通知》要求,从195611月至19574月,全市各基层党组织均根据新党章规定,又普遍地召开了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并对组织形式作了相应地、较大地改进。其中,新华药厂、金岭铁矿、四五三厂、博山电机厂、黑山煤矿、西河煤矿、新博煤矿、奎山煤矿、寨里煤矿、双山煤矿、夏庄煤矿、矿务局制修厂等单位的党总支委员会撤销,选举组建党委会。市级机关党委会撤销,分设淄博市委机关党委会(包括市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委党校、手工业联社、郊区供销社)和淄博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党委会。各区委和矿务局党委所属的部分支部委员会和总支委员会,都根据需要扩建为总支委员会或党委会。改选后的基层党委会由9—17人组成,个别必要的增选5—7人的常务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基层党总支委员会由7—9人组成。根据机构精简的原则,新成立的基层委员会,除黑山煤矿、西河煤矿、新博煤矿(与东大成煤矿合并后)党委会设立组织科、宣传科外,其他均不设科,一般设书记1人,副书记3人,由副书记分工掌握组织、宣传、监察、青年团、工会等工作。这些措施,为减少层次进一步健全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的同时,也使党的基层组织与领导机构更趋完善和符合形势与任务的要求,从而为巩固三大改造成果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与保障作用。

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不仅是政治地位和组织形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立党理念和行为方式的升华,这种变化是巨大的,同时也是一个永远的过程。经过几年的努力,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领导方式上有了明显转变,初步上实现了由革命模式向执政模式的转变。但这种转变还主要是形式的和表面的。因为毕竟,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探索中前进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建国初期淄博的民主政权建设

 

张立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为保证民主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人民民主政权建设随之展开。

淄博的民主政权始建于1947,当时淄博大部已解放;19497月,淄博工矿特区专员公署成立,下辖博山县、淄川县、博山市、张店市、周村市,全市民主政权框架初步形成。1949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市各级地方政权建设在此基础上逐步展开。

一、        完善政权体系

建国初期我市虽建立了民主政权,但正式组织只有专员公署以及所属的市县政府,而且其职能和内设机构尚属战时模式,很不适应新的形势任务的需要。转变政权模式、完善组织体系的任务十分繁重。

1、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我国没有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地方上,建国初期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法律上代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49910月间,淄博各县、市相继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协商委员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博山市于1949930105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博山市人民政府,选举韩洁石为市长,王保民为本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周村市、张店市分别于194992729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政府。1950年至1952年,淄博专区各县、市都多次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民主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淄川县于19522月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全县人民捐献战斗机一架、高射炮一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这一时期,淄博各级民主政权普遍实行会议制度。

专员公署的会议制度曾先后实行过专员会议、专员办公会议、临时会议、行政例会、政务会议等制度。其中,淄博工矿特区专员公署1949年颁发的《关于办公及各种制度的暂行规定》,对政务会议制度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①有专员召集并主持,科局长以上干部参加;②慎重讨论有关政府工作、当前市政方针与具体工作任务,研究如何实现上级指示与决议,并进行工作部署、检查、总结,讨论对上之报告对下之指示、决议与布告、条例办法、人事调整及制度建立或变更等重要问题之通过;③较重大之原则问题均事先提出酝酿,或指定有关部门向会议作有材料有分析之报告,或指定有关部门预先订出具体实行方案,要求会议对问题要得出结论,加以集体领导与部门负责的领导方法;4、每月召开两次。

2、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初步确立,中央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人民各级代表大会的决议》。按照中央部署,淄博工矿特区从1953年底至19545月,通过普选的方式,召开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乡镇人民政府,并通过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各县、市人民大会代表,召开了人代会选举人民政府,并选举产生地区人大代表,为召开全区(19553月特区改称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

195641630 日,淄博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博山召开。大会代表293名,出席会议代表267人,缺席26人。会议听取审议了张哲民所作的《淄博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市人民委员会组成成员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哲民当选为市长,王佩珍、陈树声、杨德贵、贾巨川、李志超、李焕章、李干当选为副市长,丁瑞麟等19人当选为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王林光当选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市地方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并开始逐步走向健全。

大会审议批准了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并作出《关于淄博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确定了五年工作任务:(一)加强对生产和厂矿企业的领导,全力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重点建设,有计划地发展地方国营工业;(二)积极搞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顿巩固农业合作化;(三)开展以农田水利为中心的农业高额丰产竞赛活动;(四)继续深入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加强对财经、贸易、文化等工作的领导;(五)进一步加强证券建设,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坚决纠正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会议期间,收到代表议案355件,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分别交由有关部门办理。

1956122025日,淄博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博山召开。大会代表305名,出席第一次会议代表266名。会议听取审议了王佩珍所作的《关于淄博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刘汉贤所作的《关于淄博市1955年财政决算和1956年财政预算的报告》;王林光所作的《关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淄博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和《关于淄博市1955年财政决算和1956年财政预算的决议》。会议指出,1957年全市的中心任务是贯彻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勤俭办一切事业,积极发展工业生产和其它建设事业;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市人民委员会。选举张哲民为市长,王佩珍、陈树声、杨德贵、贾巨川、李焕章、李干为副市长。王士超等22人为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共收到代表提案741件,交由市人民委员会办理。

3、建立地方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建立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提上日程。1956330 日,政协淄博市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41012日,政协淄博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博山召开。137名委员由12个届别的有关人士组成。市长张哲民致开幕词,中共淄博市委副书记王士超作政协报告,贾东明作筹备工作报告,高捷卿传达政协章程和政协山东省委员会会议精神。会议选出常务委员37人,其中主席1人、副主席3人、秘书长1人。王士超当选为主席,贾东明、高捷卿、刘中和当选为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委员会正式成立,设办公室,编制5人。

4、建立健全检察、审判体系

民主政权的检查、审判机构早在解放初期已经建立,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健全而不断完善。19519月,中共淄博地委组建山东省人民检察署淄博专区分署。19538月,改为淄博工矿特区人民检察署 ,设秘书组、司法监督组、国家经济建设监督组。1954 12月,改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淄博分院,设一般监督组、侦查与侦查监督组、审判监督组、监所监督组、秘书室。19553月,改为淄博市人民检察院,设一般监督组、侦查组、侦查监督组、审判监督组(含监所监督工作)、办公室;19563月组改科,同时增设监所监督科;8月,审判监督科和监所监督科合并为审判劳改监督科。

淄博地方法院最早设立于19489月,称淄博特区地方法院。19497月,改称为淄博工矿特区人民法院。19506月,淄博工矿特区人民法院与清河专署司法科合编,成立淄博专区人民法院。同年7月,全省司法机构整编,淄博专区人民法院改建为山东省人民法院淄博分院。设秘书组、刑事组、民事组。同时辖犯人教育所、看守所、法警队。19554月,山东省人民法院淄博分院改建为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设办公室、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司法行政科、信访接待室。辖博山、黑山、洪山、昆仑、杨寨、张店、周村区人民法院。同年11月,建立淄博市中级人民审判委员会。

淄博地方检察、审判系统的建立健全,对巩固人民政权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二、        巩固人民民主政权

    政权体系基本建立后,巩固政权的工作随即展开。

1、调配、训练干部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每当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党提出新的重大政治任务的时候,党的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调配、训练干部,重新布置力量,加强政权组织建设。

从建国到19529月的三年间,淄博地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遵循中央大胆大量提拔干部的指示,按照德才兼备标准和眼睛向下提拔干部的方针,注意克服与纠正单纯的等待、叫苦和领导与群众脱节的现象及保守、本位思想,在将办事标准普遍地向党内外进行教育的基础上,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方法,坚持面向群众,眼睛向下,自力更生,共计提拔在职干部1197人(其中地级5人,县级70人,区级636人,一般干部486人),新脱离生产的干部1679人,逐步充实了机关、厂矿、农村和学校中的领导骨干力量。与此同时,为保证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全区从各级党、政、群部门抽调101名能力较强的干部,加强到了厂矿企业中。中共山东分局也给淄博调进一批领导骨干,其中仅县委书记一级即达20余人。而为了提高现有干部的质量,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地委又先后抽调2940名脱产干部进行各种政治、业务培训,各县、市和厂矿党委也都相应地加强了对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至1952年底,全区的干部总数达到15070人。这些干部中,老党员、老干部占绝大多数,他们受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党的教育培养,大都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是,按1952年底的编制和工作需要计算,全区仍缺少干部2125名,其中工矿部门1276人,贸易部门462人,事业部门29人,中等以上学校10人,党务部门34人,群工部门64人,政府部门250人;地级干部30人,县级干部131人,区级干部885人,一般干部1079人。

1953年,随着党的总路线的提出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全国性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三大改造运动已经开始。淄博地区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厂矿项目不断增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等社会主义事业日趋展开,大量缺乏干部的情况也因而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要及时解决工业建设及其它方面的迫切需要,足够数量和一定质量的干部便成为组织工作的当务之急。因此,从这一年起,全地区按照中央的既定方针和《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本着统一调整、重点配备、大胆提拔和加强训练、大力培养的原则,对大量缺乏干部的问题进行了合理解决。

1953年,全地区共计提拔干部2991名,其中在职干部1492名,工人骨干731名,农民及其它方面的积极分子768名,这些新提拔的人员内有技术干部317人;除782人来自地、县(市)机关各部门外,其余2209人均系从厂矿企业中培养起来的。他们经统一调配,大部分充实到厂矿企业,重点是各基建单位。1954年,全区从产业工人和其他在职人员中提拔干部1228名,其中县级以上158名,区级598名,技术干部223名。在如期完成上调29名干部任务的同时,本着紧缩上层、充实基层的原则,在全区范围内先后抽调575名干部(县级34名、区级95名,技术干部38名,其余为一般干部),重点配备到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100名)、公私合营厂矿(23名)、基本建设单位(66名)、贸易企业(221名)和合作社(108名)、文教卫生(56名)等部门,进一步加强了上述各单位、各部门的组织领导和技术骨干力量。

在培养训练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1953年,各级党组织在大力抓好干部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和理论、业务、文化等学习的同时,注意加强对各种不同形式训练机构的领导,并为之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或兼职干部,使干部的政治、文化、技术、业务学习得以全面扩大和增强。年内,全地区参加各种训练班学习的干部达到6333人,其中政治学习的654人,技术学习的299人,业务学习的1150人,文化学习的3942人,互助合作训练的378人。此外,按特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各级部门还相继建立起干部后备名单和写实制度、主要干部的分工培养制度等。通过选拔积极分子,审查确定培养目标,用带徒弟、多设副职、吸收参加各种委员会、代理工作等办法,采取全面教育、个别培养、专人负责、分工培养和通过中心工作进行考察培养等形式,使对干部的深入培养训练与日后干部的提拔使用实现了有机结合。对原有技术人员的工作,继续深入地贯彻落实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19544月,中共淄博特委召开100名技术人员代表和淄博、张周两市委及各大厂矿党委(总支)委员参加的全区技术人员代表会议,深入进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教育,交流学习与推广苏联先进经验、贯彻苏联专家建议和技术与劳动相结合的经验。经上述深入细致的工作,全地区大量缺少干部和技术力量的状况,终于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到1954年底,全区干部总数达到17896人,其中党委系统1286人,工矿、交通系统9665人,财贸系统208人。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工作,既适应了政治形势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也使干部工作本身有了新的较大的完善,并为以后更好地管理、使用和提拔干部作出了有益探索,其中不少成功经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继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中央组织部于19561月下旬召开了组织工作座谈会。会议着重就发展新党员的规划、干部工作规划和提拔干部的问题作了讨论,并就此提出了1956年到1957年两年的任务和要求。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淄博市大规模进行了提拔、吸收干部的工作。

在干部工作方面,当时的首要问题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带来农业生产高潮,并转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的新高潮,因而出现了干部的数量、质量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不相适应的新矛盾。为此,市委于19563月组建以陈宝玺同志任组长,李国栋、于福泉同志任副组长的干部工作规划领导小组,并于同年4月制订出《关于1956年到1957年干部工作的初步规划(草案)》,计划两年内提拔在职干部3580人,新吸收干部12060人,以满足两年内预计增加15262名各类干部的需要。根据这一规划及其要求,全市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各种形式,反复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资历观点,遵循中央大胆正确地挑选和提拔各方面优秀干部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同时提拔了一大批干部。据统计,1956年全年,全市共计提拔区以上领导骨干和技术干部2398名(不包括副提正),按照可比部分完成年度计划的98.85%,1955年提拔干部总数的3倍。其中地级52,县级371,区级1523,工程、卫生、技术干部452名;党员占71.07%,非党员占28.93%;妇女占4.74%。各级主要领导骨干的配备情况是:市委正副书记由2职增至4职,正副市长由3职增至6职;市委部委正副书记共47人,已平均配到3.13职,最多的已达5职,最少的2职;市人委正副局(科)长共72人,已平均达到2.5职,最多的5职,一般为2—3职,最少的1职;区委正副书记16人,已平均达到3.2职,最多的4职,最少的2职;正副区长19人,已平均3.8职,最多的5职;区委部委正副书记共74人,已平均达到1.5职;市属厂矿党委(总支)正副书记共76人,已平均配到2.3职;正副厂矿长(经理)共115人,已平均配到3.8职,最多的7职,一般的4职,最少的2职;市级公司正副经理(包括银行行长)共44人,已平均配到1.8职;中学正副校长、医院(站)长共26人,已平均配到1.4职。同时,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及有关组织机构的相应增设与扩大,全市计从工人、店员、试用人员、复员军人、乡干、高小毕业生和国家机关的勤杂人员中招收录用了2756名新干部,以充实和解决各方面所需的一般干部。

大量提拔、招收和统一调配干部,有效地扭转了干部工作的被动局面,较好地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不仅对完成三大改造高潮中各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起了积极保证作用,而且也为日后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在制订规划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即只考虑需要的方面,没有认真考虑可能的条件;在考虑需要的时候,又缺乏可靠的根据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因而提拔干部的数量超过了实际需要,而对非党干部、妇女干部的培养提拔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除此之外,在强调大胆提拔的同时,对质量注意不够,因而提拔了一些不应提拔的干部。据初步检查,新提拔干部中,大约有4%的干部是属于业务能力差,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方能称职;大约3%的干部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严重毛病或有政治历史问题。鉴于以上情况,根据中央《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从1957年开始,全市改大批地、迅速地提升干部职务的工作方法为稳定干部职务、提高干部能力的方法,并停止执行原订计划。这样就既纠正了提拔干部工作中的盲目倾向,巩固了已经取得的重大成绩,又为以后一段时间内的干部工作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

2、加强知识分子工作

随着城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兴起,为适应我国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5611420日,党中央召开了1279名各级各界党员负责人参加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议明确宣布:经过建国后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会议强调并号召: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化科学进军;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在此之前,中央于1955年冬成立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领导机构,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强化全国的知识分子工作确定实施了一些重大步骤。在中央精神指导下,淄博市的知识分子工作也在三大改造高潮到来之后,开始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1955年底,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有关部署,为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和制定工作规划,市委就建国六年来本市的知识分子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其间,各级党组织认真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召开小型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吸取知识分子的意见,从而对知识分子工作、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等问题,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据调查统计,到19551222,全市的知识分子(按当时的标准划分,下同)队伍已达5396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679人,中、小知识分子4717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共产党员21名,占其总人数的3.1%;共青团员47人,占6.9%

至于全市知识分子工作的基本状况,特别是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市委在《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检查报告》中作了较为详尽的陈述。报告认为:自建国以来,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淄博市的知识分子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如安置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给他们一定的物质待遇和政治待遇,经过几次社会变革运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从中吸收了一部分党员,培养提拔了一批干部,等等。但由于领导与宣传工作薄弱,知识分子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很严重的,这主要是:(1)对知识分子的积极使用,从领导干部到党员群众一般是认识不足的。党委没能把知识分子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对这方面的工作缺乏认真严肃的分析研究和布置检查。一些单位往往是对知识分子的成绩、进步看到的少,缺点、错误看到的多,因而也就难以谈上正确地认识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2)在使用安排上,问题比较突出。除有的长期用非所学,既不能发挥其技术、专业特长,又影响了现任工作外,对他们在工作上提的意见也不够重视,使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不能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挥。(3)在学校、卫生系统和厂、矿中发展知识分子党员和提拔知识分子干部还相当少,以致影响了不少人政治上的进取心和工作上的积极性。(4)对知识分子关心帮助不够。在工作上往往只是原则的布置,很少具体的组织、指导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在思想上抱有某些偏见,缺乏经常的联系与交流,甚至于敬而远之不接触;在生活上也还欠缺热心周到的照顾,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报告》申明:今后必须从市委开始,认真研究上级有关指示,切实予以改变。

在对全市知识分子工作做出检查的同时,市委还制定了两年工作初步规划,其主要内容是:(1)首先在市委领导干部中,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指示,并认真研究,全面规划,提出措施,坚决贯彻。(2)为切实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拟成立市委专门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小组,并抽调专职干部3—5人组成办公室。(3)加强对干部和工人群众进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工作,使之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重要作用。(4)从健全组织、充分内容、保障时间、转变方法及拓宽渠道等诸方面着手,切实改进和加强知识分子的政治、技术、业务学习,并要求各级党政干部均应积极参加其有关活动,与知识分子一起学习和研讨问题。(5)根据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计划从1956年到1957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20%左右,在中、小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25%左右。(6)适当关心知识分子物质生活的改善与提高,帮助其解决某些生活上的困难。工资待遇较低的情况,中央指示一旦下达,即按有关规定认真贯彻执行。对其政治待遇的提高,要求各主管部门视工作需要适当照顾,具体加以解决。

按照上述规划,1956215,市委正式成立知识分子领导小组,由蓝名述任组长,孙卓云、贾巨川任副组长。

上述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切实加强与改善了市委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极大地鼓舞了献身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事业的政治热情,调动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触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紧迫感,从而促进了全市的知识分子工作,在社会上广泛形成了尊重知识人才和重视科学技术的浓厚气氛。

3、改进干部管理工作

建国之后,特别是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变化,由于工作分工日益精密,组织机构不断增多,干部队伍也因而迅速扩大。到1955年底,淄博市计有各级各类干部17901人,为建国时的三倍还多。这些干部分布在各条战线,处于不同的岗位,从事着各种性质的工作。党的干部部门除对其履行常规性的管理工作以外,还必须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配备好干部队伍,并培养、训练各种新型的合格人才等。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沿用由党和组织部门一揽子管理干部的方法,就出现了干部管理上的诸多问题,如干部工作的机构与所担负的任务不相应;难以有计划、有系统地做好各种专业干部的培养、训练工作;保证不了与各个管理业务的部门取得经常联系而从干部的实际工作中来考察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等等。因此,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不仅对干部的管理工作必须大大加强,而且对现行的管理干部方法也需适当地加以改进。

为解决以上问题,根据上级指示和淄博市的实际情况,19551229,淄博市委提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与省委加强干部管理方案的意见》,决定在市委有关各部设立干部管理科,并及早进行分管干部的准备工作,以逐步建立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在市委组织部统一管理下的分部管理干部制度。至19566月,在市委有关各部建立健全干部管理机构和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便正式实行了分部管理干部的制度。这就是按照部门工作性质,将全市干部分为八类,由市委的8个工作部门归口管理,即:(1)国营工业系统干部由市委国营工业部负责管理;(2)地方国营工业系统及交通运输系统干部由市委地方国营工业部负责管理;(3)基建系统干部由市委基本建设部负责管理;(4)财政、贸易工作干部由市委财政贸易工作部负责管理;(5)文教、卫生工作干部由市委文化教育工作部负责管理;(6)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委员及其他各民主党派委员和人民团体委员中的资方代表人物,由市委统战部负责管理;(7)政法工作干部由市委政法工作部负责管理;(8)党群干部、农林、水利及未包括在上述7类范围内的其他方面工作的干部、由市委组织部负责管理。各部分管干部后,其共同的任务是各自分工范围内,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深入系统地考察了解干部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并以此为依据,为协助市委正确地挑选和提拔干部等。市委组织部除直接管理所分管的干部外,在市委领导下,负责拟定统一审查、调配干部的计划和党校培养、训练干部的计划,检查各部门培养、训练干部计划的执行情况,并负责建立各种统一的干部工作制度等。

在实行分管干部制度的过程中,针对干部管理中存在的管理范围过宽、手续制度不科学、分工不明确等,按照中央决定,淄博市也同时实行了分级管理干部的干部职务名单制度,并建立健全了正规统一的干部档案制度、统计制度和后备干部的选择与管理制度。

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确定后,由于管理干部的部门和人手明显增多,由于管理干部的工作同对干部的政治、业务的检查、监督工作紧密结合了起来,由于考察了解干部同审查、使用干部紧密结合了起来,加之建立健全了正规统一的干部档案制度和统计制度等,这就使干部的管理方法更加完善和更加科学,从而大大加强了党对各行各业、各级干部的管理,更好地保证了党的干部方针、政策全面正确的贯彻和落实。

4、建立企业领导制度

企业的领导制度问题,是企业管理体制上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但在建国初期,全国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和章程,各地说法不一,做法各异。淄博地区自19516月,开始在各国营厂、矿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矿)长负责制。这在当时,除我国东北和其他少数地区在厂矿中推行苏联的一长制经验外,也是全国大部分地区所采取的企业制度。

19539月,中央在《关于国营厂矿加强计划管理和健全责任制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提出在企业中要建立和健全各种责任制,特别是厂长负责制和生产调度的责任制。随后,各大区中央局也都不同形式地决定实行厂长负责制。于是,按照华东局的有关指示,淄博特委在19541月向特区党代表会议提交并经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1954年工作部署》中,首次提出了在特区企业内实行行政管理一长制,并于会后在洪山煤矿开始了试点工作。同年624日,特委在《关于国营、地方国营厂矿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意见》中指出:淄博地区各国营厂矿自19516月实行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以来,在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发展生产、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等方面,均获得显著成绩,并培养与提高了干部,明确了党、政、工、团都要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思想,使实行厂长负责制更有充分的条件。这说明了当时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种过渡办法,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随着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发展,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厂矿加强计划管理后,原有的领导制度,已不能适应生产的发展需要,从洪山煤矿实行厂长负责制与“一长制”的初步经验看,实行厂长制后,生产、行政的统一领导,行政干部的积极性责任心,党委的政治思想领导,都大大地加强了,从而提高了生产,对贯彻作业规程、开展技术革新亦获得了很大成绩。因此,特委认为:全区国营、地方国营厂矿企业,在原则上均实行厂长负责制。实业公司所属某些情况还十分混乱的少数厂矿(如淄川酒厂、神头砖瓦厂),亦应由实业公司协同淄博、张周两市委采取适当步骤,迅速加以整顿,争取早日实行厂长负责制7月,特委召开厂矿工作会议,总结与介绍了试点厂矿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初步经验,就推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对于克服企业生产中的无人负责和多头领导现象;加强生产的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克服职能部门的分散主义现象,发挥职能部门的积极作用,改进企业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促进职工对业务、技术的钻研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使党委(总支)摆脱了行政事务,加强了政治思想领导,使党和工、团的工作建立了比较正常的秩序。但是,与全国各地一样,从推行厂长负责制一开始,各厂、矿就有不同的理解,又由于执行过程中有形式主义的弊端,加之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厂长和党委书记关系不好处理的情况以及缺乏管理企业的经验等,实行厂长负责制遇到了相当的困难,对是否实行“一长制”,也争论比较激烈。

19556月,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在北京举行厂长、党委书记座谈会,就厂矿领导制度问题进行了座谈。有关文件下发后,淄博市委(19553月淄博工矿特区调整为省辖淄博市时由淄博特委改建)于同年8月提出了《加强厂矿领导的意见》。《意见》称:关于厂矿领导问题,根据我市厂矿领导的具体情况和我们的亲自体验,我们同意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关于工矿企业的领导问题座谈会上的第三种意见,即生产管理工作实行“一长制”,党内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至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意见,以及具体怎么做,《意见》均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厂矿一揽子领导作风还未彻底转变,厂长还缺乏大胆负责的精神,科室人员的社会主义责任感还未牢固树立,工人中劳动纪律还很松弛,党内民主一般是发挥得不充分的,不少厂矿存在埋头业务、忽视政治的偏向,借口实行一长制发展了骄傲自满、独断专行和强迫命令作风,下层干部和工人对领导意见很多。”为此,在生产管理工作中,应实行厂长责任制,建立三级一长自上而下的专责制,以克服无人负责和不负责任的现象。但在实行一长制的同时,党内应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以加强党的保证监督作用。党政应从不同角度出发,实行如下分工:厂长的任务是对政治思想领导负有完全责任,对生产行政工作负有保证监督责任,对工会与青年团有领导责任。党委为了实现全党性、群众性全面的保证监督,须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入手,对生产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如年度、季度计划,企业的方针政策和干部问题,每年的中心工作等,按期讨论。对上级有关这方面的指示,党委必须保证执行,但党委认为应当作出决定的问题(包括生产工作部署和中心环节的确定),即可作出决议,经过党组织决定的问题,厂长是党员,必须服从和执行,如果厂长有不同意见,可一面执行党的决议,一面请示上级解决目前我市厂矿党组织的一般的缺点主要在于民主不够,而不是民主过多,在依靠工人阶级走群众路线方面,多是存在比较严重的缺点的。在厂矿中发挥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正是为了团结全党和广大职工支持厂长管好企业,搞好生产。总之,要想科学地管好复杂的企业,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和严格的责任制度是不行的。因此,在生产行政工作上必须建立一长制,实行生产指挥单一领导,使厂长担负起经营管理与指挥生产的全部责任;党的组织应支持厂长的领导,不应干涉厂长行政事务。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日常生产事务,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实现全面的保证监督。根据这个文件精神,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淄博地区便实际上肯定了企业党委集体在企业的领导地位。

19569月党的八大后,中央下发了《关于国营工业企业领导制度决定(草案)》,正式提出并决定在企业中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其基本原则为:由党委领导本企业的工作,企业中有关生产、技术、财务等重大问题,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和决定,由厂长负责组织执行。对此,淄博市委立即组织了传达、学习和贯彻。这样,195610月,全市所有国营企业即迅速确立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的企业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实行后,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对稳定工、矿的生产秩序,驾驭企业管理,推动生产发展,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起到了积极重大的作用。

5、建立新型地方武装

解放以后,民主政府的职能有了很大转变,军事职能逐步弱化,治安任务日益繁重,地方武装工作也逐步转轨变型。19478月成立淄博特区警备司令部,设参谋处、政治处、供卫处,辖淄川、博山两个独立营及各区中队,完全是部队化;1950年,淄博特区警备司令部改编为淄博军分区,隶属渤海军区,设司令部、政治部、军法处,辖警备第五团、新兵训练三团及博山、淄川、章丘、邹平、长山、桓台、临淄、章历县和张周市郊区人民武装部,开始向民兵预备役转变;19538月,淄博军分区改编为淄博工矿特区人民武装部,10月又改称淄博工矿区人民武装部,19549月淄博工矿区人民武装部改称淄博工矿区兵役局,正式转型。19557月,淄博市成立后人武部改称兵役局,设组织动员科、征集科、预备役军官科、预备役登记统计科、民兵科、行政经济管理科,辖杨寨、洪山、昆仑、博山、张店、周村六个人武部。19588月,淄博市人武部和淄博市兵役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机构设置不变。10月,淄博市与惠民专区合并,成立淄博军分区,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辖惠民、无棣、广饶、邹平、博兴、沾化县和淄博市人民武装部。1961年,淄博市与惠民专区分开,淄博市人民武装部隶属山东省军区,设军事训练处、组织动员处、政治工作处和供给管理科。1963年,处改为科。197310月,增设机要科。19773月,增设军务科、通信科,政工科改为政治处。

加强民兵预备役工作。这是地方武装工作的主要任务。1952年底,淄博军分区依据中华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调整整顿民兵组织。1955年贯彻执行预备役制度,民兵数量逐渐减少,较大的乡镇50-60人,较小的乡镇30-40人。195811月,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1650岁的男女公民,政治可靠、身体健康者都编入民兵组织。以复员军人为骨干,1650岁的男性和1825岁的女性民兵为基干民兵,其余为普通民兵。淄川、博山、张店、周村组建6个民兵师、124个民兵团、721个民兵营、3081个民兵连。196112月,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民兵工作条列》和《各级民兵工作组改为人民武装委员会的通知》规定:年满1645岁的男性公民和1635岁的女性公民,只要政治纯洁、身体健康,都参加民兵组织。1650岁的男性和1825岁的女性民兵为基干民兵,民兵编组,一般按照班、排、连、营、团、师的序列编成。淄川、博山、张店、周村组编10个民兵师、96个民兵团、583个民兵营、2858个民兵连、8296个民兵排、27382个民兵班。其中野战民兵团1个、营32个、连154个。19626月,淄博市民兵组织按照“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普遍进行组织整顿、干部调配和军事训练。19649月,临淄、桓台各组建1个民兵师。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民兵工作遭受破坏,民兵组织建设偏离正确方向。1978 10月,按照中共中央新颁布的《民兵工作条列》规定,调整整顿民兵组织。年满1645岁的男性公民和1635岁的女性公民,只要政治纯洁、身体健康,都参加民兵组织。1650岁的男性和1825岁的女性民兵,适合执行战斗任务者,编为基干民兵,其余编为普通民兵。民兵编组因地制宜,在农村,一般是县编师,公社编团或营,生产大队编营或连,生产队编连或排;在城市,根据本单位的民兵人数,酌情编为师、团、营、连。根据战备需要和武器装备情况,在基干民兵中,有计划、有重点地编组武装。全市民兵组织共编为8个民兵师、146个民兵团、209个民兵营、3487个民兵连、12661个民兵排。组建武装基干团7个、营93个、连362个、排1231个,配备武器18844件。

三、地方行政机构的沿革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淄博的民主政权机构为19497 月成立的淄博工矿特区专员公署,工作部门设秘书处、民政科、粮食局、财政科、税务局、工商分局、渤海银行淄博支行、文教局、邮电局、实业科、合作推进社、公安局,行政编制182人。此后几年,先后经过了三次大变动,到1955年基本确立了现在的模式。

19505月,淄博工矿特区与清河专区合并,成立淄博专区。专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同年10月改称专员公署。专区辖淄川县、博山县、桓台县、临淄县、长山县、邹平县、章丘县、章历县、淄博市、张周市。专区机关驻博山四十亩地。王云生任专员,宋竹庭、赵沂川任副专员。工作部门在原来基础上进行归并,增设劳动局、卫生局、人事科、建设科以及监委会、财委会。行政编制528人。

19537月,淄博专区改建为淄博工矿特区。原淄博专区所辖临淄县划归昌潍专区;邹平、长山、桓台三县划归惠民专区;章丘、章历两县划归泰安专区。同月20日,淄博专区改为淄博工矿特区,专署改称工矿区人民政府(因上级未刊发印信,故对外未作公布,仍沿用原淄博专署旧章)。辖淄博市、张周市、淄川县、博山县。政府机关驻博山四十亩地。专员无任职,赵沂川、杨德贵、李国栋任副专员。工作部门增设机要交通局、计划统计科。行政编制压缩为250 人。

19553月,淄博工矿区及其所辖张周、淄博两市和淄川县,合并成立淄博市,工矿区人民政府改称市人民政府。辖博山区、张店区、周村区、洪山区、昆仑区、黑山区、杨寨区。工作部门增设财经贸易办公室、工业基建交通办公室、国家资本主义办公室、手工业管理局、交通科、地方工业局、商业局、农林处,建设科、财政科改称局。行政编制317人。19562月,辖区进一步调整为博山区、张店区、周村区、淄川区、洪山区。政府机关驻博山。

19564月,淄博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淄博市人民委员会。工作部门有所变化,撤销了文教局、工业基建交通办公室、监察局、交通科、地方工业局,改编和增设计委、办公室、交通局、政法办公室、文教卫生办公室、工业交通办公室、监察局、统计局、教育局、文化局。行政编制315人。

至此,我市的政权体系基本确立。此后,除“文革”期间市政府被革委会取代外,其基本模式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但内设机构随着职能的完善和转变一直在不断改革创新。

 

 

 

 

建国初期淄博的社会制度改革

 

杨茂常

 

新中国建立以后,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适时进行各项社会制度改革,成为各级地方民主政府的当务之急。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又是“重中之重”。

一、土地制度改革

我市不少地方是老解放区,土地制度改革早在解放前就进行过。19473月,淄博大部解放并成立了民主政府,在鲁中区党委的领导下,博山、淄川县按照《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桓台、临淄、高苑、青城县按照渤海区党委的部署,相继进行了土改复查,并于当年8月下旬基本结束。1947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按照《大纲》要求,各县又进一步进行复查,将土地平均或接近平均分配给农民。土改中曾一度发生“左”的错误,侵犯了中农利益,但很快得到纠正。到1948年春,淄博各县土地改革工作相继结束。

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在经济上翻了身,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淄博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响亮地提出“反蒋保田保饭碗”的口号,踊跃地投入到参军、支前的行列中。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和连年战争,再加上1948年严重歉收,1949年春季大旱夏季歉收,大部分农民缺粮严重,生活仍然比较贫苦。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救灾工作,根据各县受灾情况,及时筹集、发放农贷、粮食等,帮助广大农民渡过难关,同时高度重视农业,领导农民克服重重困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及时布置生产任务,对代耕、查荒、灭荒、保护耕牛、调整土地、兴修水利等方面的问题,及时认真地研究解决。1949年秋农业生产取得好收成,粮食普遍增产,耕畜部分增加,副业收入成倍增加,农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广大群众丰收不忘共产党,为了支援前线,早日解放全中国,踊跃交纳公粮,各县都圆满完成了交纳公粮任务。

19505月,淄博工矿特区与清河专区合并为淄博专区,辖淄川、博山、桓台、临淄、长山、邹平、章丘、章历8县,同年11月,设立淄博、张周两个县级市。此时,淄博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早已完成,但区划调整后,新增加的恢复区和章丘、章历两县的部分新解放区的土改任务还没有完成。新区土地改革工作随即迅速展开,并于1950年春完成。

1950628,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简称《土地改革法》),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法》还贯彻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和坚决团结中农这两个基本原则,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于地主的其他财产,包括地主所兼营的工商业在内,不予没收。对于民族工商业,则采取保护政策,不得侵犯。鉴于解放战争已经在大陆基本结束,民主革命已经取得全国性胜利,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已经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形成,富农的政治态度一般也比以前有了改变。《土地改革法》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即“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这样做,能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和农业生产的早日恢复和发展。

以《土地改革法》为指导,我市又分期分批进行了新一轮改革。在地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市县政府迅速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团,投身这场伟大斗争。各地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改的执行机关。淄博过去已经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

为积极稳妥地做好工作,195077,中共淄博地委发出了《关于结束土改准备工作的指示》,对整个工作做出全面部署:(1)调查了解过去的土地改革的情况,各县根据当地情况,具体确定一个乡以上的调查了解重点,并由各县委配备6人以上工作组,具体指定县委副书记或委员直接领导,其余干部配备分区委员2人及熟悉土改与政策理论水平较高的一般区级干部3人,由县委直接领导进行工作。主要了解的内容有老区、半老区、恢复区、工矿城郊区、山区、新解放区的各阶层土地分配情况和政治斗争动态。特别是恢复区,在1947年多已普遍进行了土改复查运动,经敌人重占后,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与破坏,地主富农普遍倒算。1948年春解放后,根据华东局关于处理地权与农作物的指示,进行部分的反倒算工作。这类村庄占的面积最大,问题也最复杂,各县在调查了解时,要着重进行。新解放区主要是济南战役后的章丘、章历两县的部分村庄。(2)配备、抽调、整训土改队,统一整编后参加整党学习与土改政策的学习。(3)把准备工作与当前的生产备荒及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安排进度。调查研究工作必须于815完成;新土地改革法的试验工作要从9月开始10月份完成。1115,淄博地委根据山东分局《关于结束土地改革的指示》和《山东省的土改实施办法》,制定了《关于今冬明春完成与结束土地改革工作计划(草案)》。指出:淄博地区经过不同程度的反奸、清算、土改、复查运动,已基本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已实行土改的老区,土地情况已达到平分或接近平分者及恢复区地权已经彻底处理或接近彻底处理者共有农业人口80.51万人,约占全地区人口的34.1%;恢复区经过初步处理地权者与尚未处理地权者,共有农业人口126.44万人,约占全区人口的55.1%;新解放尚未进行土改的地区,有农业人口19.49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0.8%。根据上述情况,淄博地委决定已经实行土改的老区,1951年春季结束土改。

19501216,淄博地委作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克服和平土改偏向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区土改运动已普遍进入划分阶级定成份的阶段,但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干部中存在着“和平土改”、“取消斗争”等右倾情绪,因而地主猖狂破坏土改,群众垂头丧气,表现消沉。要求各县县委要坚决迅速地克服干部中的右倾情绪,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树立群众的优势,纠正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行为,认真搞好土改,正确划定阶级成份,以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同年1228日至195111,淄博地委在博山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县长会议,总结了第一期土改的经验教训,部署了第二期全面完成土改的任务。会议对农村干部存在的“和平分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总结了对地主进行全面斗争和在土改中整顿组织的经验。为了进一步加强土改工作的正确指导,1951211,中共淄博地委又作出了《关于在土地改革中追破坏转移等问题的指示》,进一步提出具体明确要求:第一,追破坏转移应约束在土改法所规定应没收的地主的五大财产范围之内;时间应以当地解放以后为限,解放以前的不予追究;退租也只退解放后应减而未减的租,不应追究解放以前的;追究的对象应是破坏大、转移多而能赔得起的地主,追回的财产应由群众民主评议公平分配,并首先解决贫雇农的生产困难,不许少数干部任意支配。第二,不得因追地主转移财产而侵犯其原来经营的工商业。凡在解放后将应没收的财产转移到工商业者,可由当地农民检举控告,经县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如把财产转移到城里者,可由当地农协按政府规定手续办理,不得直接到城里捕人,以免引起混乱。第三,严格禁止极端让富农捐款。第四,对伪乡保长划定地主成份,并规定了具体的要求。对于地主分子,除个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予以镇压外,都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

淄博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分期分批进行的,每期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份、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四个阶段。

周村的十里铺的做法具有一定代表性:

第一步: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县乡两级工作队和刚成立的村政权组织、农会、民兵等为主体,积极宣传中央的土地改革政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搞好土改奠定基础。

第二步:划阶级、定成份。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十里铺全村共有土地2484亩,182984口人,人均土地2.5亩,但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贫农占有极少的土地。按照党的政策,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具体划分的标准是:地主是占有大量土地,土地大量出租,长年雇工,不参加劳动,以剥削为主;富农是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长年雇工,但自己参加劳动,忙时家庭妇女也参加劳动;中农是占有人均等量的土地,大忙时雇工,平时自己劳动,收入自给自足;贫农是无地或少地,收入低,长年受人剥削,生活无保障,常年以讨饭为主。十里铺共182户,最后划定成份,地主32户,富农8户,中农83户,贫雇农59户。对成份情况,村政权召开群众大会公布。同时,召开地主训话会,讲明政策,动员交出土地、财产和粮食;召开群众大会,对不法地主进行批斗,揭发他们的罪恶,处决了恶霸地主吕令举。

第三步:分房分地。在县工作队的监督指导下,人民政府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房屋财产和粮食,村政权按全村人均土地面积把土地分给农民,地主也同样按人均分到土地和房屋,让他们劳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分配后,登记造册,颁发土地证,上报县政府。这次全村共斗争出地主土地1450亩,粮食1万余斤,房屋400余间,财物若干。

第四步:土改复查。土改结束后,根据上级指示,做最后土改复查。主要检查在土改过程中政策落实情况,是否有错划和漏划的问题,未划的要重新划定,划错的要重新纠正。结果地主吕令锡被漏划,立即纠正,并将其划为地主成份,没收土地财产。同时还检查有没有伤害中农利益行为,对贫雇农分到的土地、财产又逐一进行核实,至此十里铺土改结束。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党组织和民主政权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建立了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敢于对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对不法地主的一切反攻行为坚决镇压;坚持把整党与土改密切结合起来,并贯彻到土改的整个过程中。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保证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

淄博的土改运动自19507月开始,边试点边训练干部,到195011月底,共完成18个典型乡的试点。从12月开始,以完成土改为中心,并结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与发展冬季生产等工作,由点到面在全专区逐步展开,到19524月基本完成。这次土改共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从195012月初至19511月上旬,共结束136个乡;第二期从1951110210,共结束469个乡;第三期从315325,共结束191个乡。三期土改除淄博、张周市的三、四个乡镇因系市郊区当时未能进行外,全区805个乡基本上按预定时间结束了土改。1951421日后,根据中共华东局与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按照结束土改的5条标准检查土改工作,并完成了淄博、张周两市三、四个乡镇的郊区土改。截止195112月中旬,淄博专区全部完成土改。其中绝大部分乡村将土地证发到了土地者手中,仅有临淄、长山县70多个村因地界纠纷等原因,土地证拖到19523月份才发完。在土改中还进行了民主建政,建立乡政府392个,改选乡政府447个。通过土改,共没收地主的土地84.14万亩,没收地主房屋27.08万间,牲畜1.72万头,农具2544万件,粮食2409.36万余公斤;分得土地的农民20.12万户、42.89万人。农民连同原有土地,每人平均有土地2.03亩,地主平均每人有土地1.31亩。

土地改革在农村迅速引发了连动效应。广大群众在斗争中进一步认识和相信了共产党,各地农村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贫雇农积极分子,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土地所有权的落实,激发了农民学文化、学科学,发展农业生产的热情。各区、乡、村普遍设立文化站、夜校等,组织农民识字学文化,进行科学、卫生、时事、政策、法令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土改使广大农村妇女争得了民主权利,她们积极参加生产,弥补了战争带来的劳动力不足。沂源县鲁村区黄沟村在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时遭到浩劫,1948年春60户中有30户断炊。分得土地后,在政府的帮助下,33名妇女参加变工组,当年获得粮食丰收。

土地改革完成后,针对部分农户人手、工具、资金等方面的困难,淄博地委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促进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展。1952年,全地区组织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的38.5﹪。短期互助组、长期互助组等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相继建立起来,有效地解决了农户因缺劳力、农具等方面的一些困难,农作物产量比单干时一般增长10﹪左右。桓台县的高楼乡(现田庄镇)的50个互助组的小麦产量,比单干户增产30﹪。1952年底,全专区组织起来的各种互助组达到41000个。广大农民团结合作,关系融洽,生活比前几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吃穿不愁,前景有奔头,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土地改革的完成,宣布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消亡,封建生产关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世代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农民不但获得了土地,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也翻身做了主人,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大批青壮年积极参军、支前,全身心地投入了人民解放战争;广大农民恢复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显著提高,促进了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土地改革中,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土改的成就和影响是巨大的。

二、工商业的民主管理制度改革

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问题暂告一段落,城市工商企业问题摆上日程,党和政府开始着手对工商业进行民主管理制度改造——从企业运营制度上向社会主义转轨变型。这是对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我市工商企业的民主制度改革主要分三种类型:

1对工交企业主要是建立民主管理制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地区以博山为中心,淄川、周村、张店为重点,共有较大的工交企业45个,其中大多数是直接没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由于时间较短,多数企业名义上是国营企业,实际上管理制度还是基本沿用过去资本家的老一套。在民主改革中,地委紧紧依靠工人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揭露旧管理制度的剥削阶级本质和各种弊端,引导工人群众提高阶级觉悟和认识水平。在彻底暴露旧制度丑恶面目的基础上,宣布废除旧社会遗留的官僚管理机构和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封建残余势力,建立工人阶级主导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委员会议制度,全面负责工厂的管理,实现了企业管理的民主化。为巩固新制度,党组织还大力提拔重用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把一批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职员提拔到行政和生产管理的领导岗位,从而使工人真正成为工厂名副其实的主人。在进行制度改造的同时,党组织还在工人群众中开展了自我教育运动,消除封建行帮及地域观念造成的隔阂,加强工人之间的团结和工人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之间的团结,调动广大工人群众当家作主、搞好生产的积极性。民主制度改革完成后,国家对淄博的国营工交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山东电器厂、山东电池厂、山东铝厂、山东化学总厂、鲁中电业局、山东电极厂、洪山矿山机械厂、山东新华制药厂等一批骨干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淄博工业的骨干。其中,1950年由上海私营大成电机制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迁来博山改建的公私合营博山大成电机厂,成为当时山东省生产交流异步电机的最大厂家。

2、对煤矿主要是清除封建把头建立民主制度。煤矿是淄博最大的工矿产业。煤矿和工交企业的情况有所不同。煤矿企业大部分规模较大、经营时间较长、封建势力很强,民主改革任务艰巨。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1950年上半年,全矿区开始轰轰烈烈地进行民主改革。为确保改革成功,4月,山东省总工会副主任孙学之带领工作队进驻洪山煤矿进行试点。工作队首先进行了一个多月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动工人群众揭露封建把头制的罪恶,让广大群众充分认清其反动本质。在充分认清丑恶旧制度的基础上,召开全体工人大会,宣布废除封建把头制度,并选举工人代表参加矿山管理,开始实行新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之后,西河、新博煤矿也实行了民主改革。在民主改革中,三矿共处理封建把头136人,从工人中选拔井长19人、段长80人、组长483人;建立了新的劳动组织和矿、井、段三级管理体制,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到1950年底,全地区国营煤矿全部彻底废除了封建管理制度,共清除封建把头436名,普遍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制,以及新的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制度,矿工从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彻底解放出来,成为矿山的主人。对少数私营小煤矿,按照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也开始了适度管理制度改革,让工人代表参与工厂管理。到1952年末,淄博矿区恢复生产的国营矿井15个,私营矿井4个,全部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

3、对小的地方私营工业通过合营初步纳入了社会主义轨道。这次民主制度改造主要针对大中型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除此以外,对更多的小企业,则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不同处理。对部分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近代工业企业,如博山的慎昌机器制造厂、博山机械制修厂,张店的宏兴机器铁工厂,周村机械制修厂和鲁东乐器厂等,积极指导进行合并扩大,随后在新的企业中建立由工人主导的民主管理制度。这些厂的产品也通过代购代销等措施,开始纳入国家计划,初步纳入了社会主义轨道。对手工业企业,因为生产规模小、雇工少,则基本没有进行民主制度改革。

在对工矿企业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党和政府还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活跃流通,促进生产,为随后将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到1952年,淄博的粮食、花纱布、百货、盐业、煤建、土产、水产、专卖等行业相继成立国有公司或经营处,商品零售额比重由1949年的10﹪增为43.2﹪。同时,淄博专区还根据政务院指示,积极采取措施,打破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的封闭状态,恢复庙会,扩大集市贸易,增设土副产品经营机构,组织物资交流,活跃城乡市场,初步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互相依托、互相促进的市场体系,为随后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三、其他社会制度改革

旧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旧社会几乎所有社会制度都带有浓重的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色彩。这些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思想工具,是压在人民群众心上的大山,严重摧残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对这些制度尽快彻底改革,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人民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改革婚姻制度。包办婚姻制度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大陋习,也是旧社会制度的典型代表。由于封建文化的影响,旧社会的婚姻,多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强迫包办,男女双方无自主权。招夫入赘,寡妇改嫁,更是为社会所鄙视。新中国建立之前,虽然解放区以及其它各地一些进步人士,提倡改革婚姻制度,一些城乡开明家庭也提倡自主婚姻,有的还开始使用结婚证书,男女双方及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等均在证书上用印,作为婚姻凭证,但绝大多数特别是农村家庭仍沿袭旧规,买卖婚姻、一夫多妻、抢婚、逼婚、骗婚、童养媳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妇女受害尤深。

195051,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婚姻法》公布后,在上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淄博专区抓住机遇迅速宣传落实。各市县相继由妇联、团委、民政科等有关单位组成宣传贯彻婚姻法办公室,利用报纸、广播、图画、幻灯、会议、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开展以反对买卖婚姻、反对童养媳、反对一夫多妻、反对虐待妇女和提倡婚姻自由、寡妇改嫁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活动。同时,认真调解包办、买卖婚姻造成的纠纷,严肃处理虐待、迫害妇女事件,严厉打击残害妇女致死的罪犯。通过对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深刻认识到新婚姻制度的优越、旧婚姻制度的危害,逐步树立起正确的恋爱婚姻观,积极争取婚姻自主。不少妇女向旧式婚姻束缚、压迫和虐待妇女的行为坚决进行斗争,父母包办、早婚现象大大减少。因受虐待等原因而离婚、寡妇改嫁的明显增多,蓄婢、纳妾、童养媳等恶习绝迹,婚姻登记制度普遍得到执行。1951年,淄博市、张周市、淄川县共受理离婚案件870件,其中有女方提出离婚的696件,占80%。同年,淄博市、张周市156名寡妇改嫁。195216月份,淄川县、淄博市结婚登记1710对,其中自由恋爱占20%。经人介绍自主的占30%,经人介绍、父母作主、儿女同意的占50%。临淄县1950年受理离婚案455起,解除包办婚约71起;1951年至1952年有182对青年自由恋爱结婚。在大力倡导新的婚姻制度的同时,对各种违法现象进行了坚决打击。19521226,临淄县人民法院在城关召开万余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由县妇联对9起干涉婚姻自由、虐待妇女案件提起公诉,县法院共依法公判16名罪犯,其中杀掉1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妇女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勇气。在这一时期,在城市中基本实现了婚姻自主。在农村,涌现出大量由父母作主、本人同意的半自主婚姻。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还产生了注重思想品德、劳动态度的新婚姻观念。

肃毒、禁赌。1840年以来,毒品一直是残害人民群众的一大毒瘤,屡禁不止,危害尤烈。新中国建立后,为彻底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一严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恶习,淄博地区各县市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肃毒、禁毒工作。19492月,人民政府明令禁毒,在广大群众中大力宣传吸毒的危害,积极采取措施肃毒。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淄博工矿特区取缔了全部烟馆,查处各种贩毒犯68名、吸毒分子212名。自此,公开贩毒、吸毒和种植罂粟不复存在,但诡秘贩运、偷吸毒品者仍有发生。1950年至1951年,又查获地下贩毒、吸毒案23起,毒犯31人,没收鸦片20两、烟枪9支,多数教育释放,少数进行拘教。根据政务院的通令和省民政厅1952428转发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的指示,6月至次年5月,淄博专署专门成立禁毒指挥部和禁毒办公室,各市县也分别建立肃毒领导机构,公安、民政、团委、妇联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在广泛教育的基础上,开展肃毒运动。在此期间,共收到群众检举材料800余件、检举毒犯247名,缴获烟土260两,烟具434副,查获毒贩子291名。19525月,淄博特区(专辖)对101名贩毒分子进行集训,其中罪行较重的18名分别被判处徒刑、管制、劳役;对256名吸毒分子进行批评教育;张周市在整个肃毒运动中,群众检举毒犯103名,自首者213名,查处毒犯131名,其中判处死刑1名,判处徒刑30名,管制20名,社会劳动2名,批评教育、宽大处理78名,没收鸦片629两、毒具49副。通过连续不断的禁毒活动,基本上禁绝了吸毒、贩毒。在肃毒运动的同时,人民政府明令禁赌。1950年,淄川县查获赌局48起;张店市查获54起,逮捕赌犯40人;周村市查获115起,参与者577人,没收赌具296副。各县市对以赌博为业的赌棍处以罚金或劳役,对参与赌博的一般群众则采取亲属规劝、说服教育、立字悔过、批评警告的方法促其自觉纠正。

禁娼。娼妓制度是典型的封建顽疾,几千年无法禁绝,对妇女残害极大。1948年初,博山有妓院37家、妓女近百人;张店、周村共有妓院28家、妓女116人。淄博解放后,政府对妓院严格限制、管理,对老鸨、妓女反复进行教育改造。19492月,人民政府命令禁止买卖妓女,对娼妓严加管理,教育她们从良。195110月,根据省民政厅关于取缔妓院的要求,至年底,妓院全部被取缔,妓女均在政府的教育与帮助下转业从良,走上新的生活。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些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仅仅两年多就全部被禁绝,引起全世界的惊奇和赞许。

1949年到1952年,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各项社会改革取得丰硕成果,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1952年,我市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职工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得到空前改善,人民民主专政得到进一步巩固,人民群众相信党,拥护党,真心诚意奔社会主义,呈现出初步繁荣昌盛的新气象,为随后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国初期淄博的镇压反革命和

取缔会道门组织

 

杨茂常

 

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种反动势力活动非常猖獗,新成立的各级人民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镇压反革命残余势力,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自1950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开展了搜捕国民党潜伏特务、号召反动党团骨干和特务分子登记自首、剿灭土匪武装、清除恶霸势力等工作,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严厉惩处了大批有血债民愤、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扫清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证了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与此同时,各级公安机关大力加强治安行政管理,集中力量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氓地痞、劫匪、惯盗惯窃、骗子、毒品贩子等,取缔了妓院、赌场、大烟馆,禁绝了鸦片烟毒,并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整顿社会治安秩序,使全国的社会秩序面貌焕然一新。

一、镇压反革命运动

19483月,淄博地区解放,摧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广大人民翻身得解放,在淄博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恢复国民经济,但当时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反动派在淄博还残留下一批反革命分子、武装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各种特务分子。他们不甘于失败,猖狂地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妄想复辟他们的反动统治。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到处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谣言,刺探情报,甚至组织暴乱,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1949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保护人民革命果实,巩固人民政权,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淄博地区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相继开展了清剿武装匪特、镇压反革命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等项重大政治斗争。

(一)第一次镇反运动

1950723,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按照上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淄博地区积极开展了群众性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先后杀了9人,关了115人,劳役了46人。但是,由于部分干部存有“右倾”麻痹思想,该杀的没杀,该判的没判,反革命分子的气焰仍很嚣张。

19501010,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右倾偏向》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要求对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予以严厉制裁,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中共淄博地委认真组织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学习贯彻中央指示,统一思想认识,纠正错误倾向,使淄博各县市的镇反运动相继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整个运动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5011--19513月)

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在农村。结合土地改革,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大规模搜捕反动地主恶霸等反革命分子,支持农民进行土改和参军工作。1950122,淄博专署公安处会同淄博地区人民法院,在博山召开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地公判处理了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伊庭祥、唐云三等。伊庭祥,绰号伊老九,自1938年起,先后担任顽匪队长、团营长和中统特务队长等职,亲手杀害革命群众7人,击伤3人,抢劫民财、殴打群众无数、奸污妇女不胜枚举,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唐云三,1950318,曾经捕杀革命干部群众30余人,并曾带领敌军围袭八路军马鞍山阵地,抢劫民财,奸污妇女,无恶不作,是罪大恶极的伪顽军官、县长、剿共司令,被依法判处极刑。对反革命分子的严厉镇压措施,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群众开始主动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195011月,张周市政府对犯有枪杀革命干部18人罪行的国民党长山县大队中队长孔繁民进行公开宣判,并执行枪决。19511月,中共张周市委组织召开市、区两级干部大会,进一步进行动员发动,明确政策界限,号召实行书记负责,全党动员,分片包干,层层发动。市委、市政府部署公安机关全力以赴深入一线,到基层走访群众,广泛调查摸底,确定以土匪、特务、恶霸、国民党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五种反革命分子为重点,做好镇压反革命的案情材料准备工作。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对恶霸反动势力的仇恨和对安定生活的渴望,在人民的配合下,掌握了大量的线索和可靠情况。这一阶段共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3298人,其中杀661人,关631人,管制187人,宽大处理207人。            

2、第二阶段(19514--5月底)

这一阶段工作重点在城市。淄博地委制定了《淄博地委继续贯彻镇压反革命计划》及补充计划,部署在城市里大规模搜捕潜藏的反动恶霸及反革命杀人罪犯。《计划》要求:一是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动员全党力量,和抗美援朝运动、土改运动、生产运动相结合,继续贯彻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在5月底之前,基本上肃清散布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二是各市县要展开深入的镇压反革命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检举控诉反革命分子;三是农村各县要继续搜捕处理反动恶霸、反革命杀人罪犯的问题;四是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的组织工作;五是在5月底之前彻底肃清全区的零星散匪活动;六是进一步侦察清查敌特工作;七是加强内部保卫工作。各区县按镇反计划认真贯彻执行。195141日夜10点,全地区以城区为重点,以恶霸、土匪头子、特务、流氓为主要对象,集中进行了搜捕行动。张周市采取统一行动,组织军警人员开始第一批大逮捕,抓获了杀害共产党干部、抢劫政府枪支弹药、组织各种破坏活动的特务、土匪李福生、尹继光等反革命分子103人,并召开由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讨论会,对已经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的定案处理充分征求意见,在一定范围内核实情况。418,张周市委、市政府在周村人和镇蔡家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邀请了各界人士参加组成临时军事法庭,大张旗鼓地公开审判负有多条人命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王礼臣、李万文、蔡成业等14人。会上,张周市一区区委书记徐海峰公布了14名反革命分子的犯罪事实,公安局负责人宣布了镇反政策和处理反革命六项办法。被害人家属和各界代表纷纷上台控诉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群众高呼口号,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为被害人报仇雪恨。副市长王元甫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表明了党和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心,公安局副局长袁超对14名反革命分子向人民法庭提起公诉,法庭审判长及审判人员作了临时研究,并形成了决议。审判长崔景仙当众宣布了他们的罪状和判决,立即押赴周村西门外执行了枪决。这次公判大会增强了人民群众的信心,纷纷主动检举揭发各种坏人的罪行,反革命分子闻风丧胆。公审大会后,十天内收到揭发检举信百余封,报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50人,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了起来。

49,淄博市召开千人诉苦大会,被害人家属和各界人士,纷纷上台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市长和公安局长分别讲话,表明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心。415,淄博、张周两市,分别召开公判大会,处决反革命分子54人,判处徒刑60人。广大群众载歌载舞,拍手称快,热烈拥护人民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决策,掀起了检举揭发反革命罪行的高潮,使镇反运动不断深入。在镇反运动高潮中,全区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207人。当时杀579人,缓杀18人,关1132人,管制217人,释放193人,病亡1人,逃跑1人,转外地处理57人,继续审理9人。

3、第三阶段(19516--1952年底)

斗争转入复查和清理积案。公安机关根据中央“适当收缩、更加谨慎”的方针,停止大批捕人,将运动转向清理积案和处理人犯工作。68,淄博地委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与山东分局贯彻该项决议的决定及清理积案的指示。612,淄博地委发出《淄博地委关于执行山东分局贯彻中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定的计划》,指出:“总的方针和任务是:遵照中央镇反路线,加强各级党委领导,实行全党动员和群众动员,切实保证全局九项决定的具体实现” 。要求在720号以前,以清理积案为中心任务,把积压的3766名反革命分子积案完成80%以上。具体做法是:地委派出4个检查小组,对各县进行重点检查,帮助工作。各县委要建立清理积案委员会、镇反宣传委员会和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已建立的要进一步健全。

1016,淄博地委根据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和淄博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关于淄博地区镇反运动的情况与今后彻底深入地开展镇反运动的意见》,对今后镇反运动提出了8点意见。其主要内容是:在一切捕杀反革命不彻底的地区,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开展镇反的乡村,要结合土改运动深入开展镇反斗争;在一切镇压反革命比较彻底的地区,要进行检查总结经验,要经常性地教育发动群众,提高对反革命破坏的警惕性;要做好对反革命分子的教育、管制工作,并转入和加强反特工作;要普遍地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当时全区已建184个,占829个乡的22.2%;已建治安保卫小组501个,占总乡村3931个的12.7﹪,要进一步建立和整理;要继续完成清理中层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侦察和经济保卫工作。12月份“三反”运动逐步展开,19521月,“五反”运动开始。这两项运动是中心任务,淄博地区的镇反工作受到影响,大多数单位停顿进行,有些单位结合“三反”、“五反”进行材料搜集,做了一些清查工作。195212月,公安机关根据全国第五次公安会议精神,开始进行复查摸底,解决镇反遗留问题,追捕漏网和外逃反革命分子。至此,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二)第二次镇反运动

19554月,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迅猛到来之际,城乡剥削阶级中的不法分子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残余的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活动。淄博市公安局在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下遵照全国第六次公安会议精神,展开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195563,全市采取统一行动,集中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但是,由于时间短、准备差,对敌人的打击不够有力。19558月上旬,市委召开公安、法院、检察、司法等有关单位负责人联席会议,重新研究镇反工作,制定了进一步开展镇反运动的工作计划。818,成立了镇反联合办公室,下设材料组、预审组和检察组,共有工作人员29人。公、检、法全力以赴,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调查摸底,核实逮捕名单,于9161226,连续两次统一行动,对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集中搜捕。到年底,共逮捕反革命分子与其他刑事犯罪分子1071人。经审理,当年杀4人,缓杀1人,关389人,管制2人,转外地处理23人,释放20人,病亡1人,继续审理631人。1956年,根据省公安、检察、法院负责人联席会议精神,贯彻执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停止了集中搜捕行动,开展政治攻势,促使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全市有54名一般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349名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主动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投案自首的54名一般反革命分子,减刑5名,免刑49名。对161名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投案自首,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依法逮捕,进行了严厉打击。

(三)第三次镇反运动

1957年夏,少数残余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富农鼓动闹事,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中共淄博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和淄博市的敌情,开展了第三次镇反运动。运动中贯彻“历史从宽,现行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方针,依法逮捕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各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481人。1958年,与兄弟地区互相配合,对来历不明分子进行了全面清理,又追捕一批外逃的反革命分子。1959年,配合内部肃反运动,深挖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至此,镇反运动结束。

二、取缔反动会道门

会道门是封建社会滋生的社会帮派组织。旧社会,反动会道门组织依附于各种反动势力,以封建迷信思想蒙骗群众,骗取钱财,为非作歹,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淄博地区的会道门组织始于明末清初,日伪时期广为蔓延。据取缔后统计,淄博地区有反动会道门组织61种,大小道首2215名,道众90686名。主要分布于淄川、博山、临淄、桓台等县的山区和区、县结合部。一贯道、圣贤道、中央万善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和安清道义会5个道种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在淄川、博山、临淄、周村、张店、索镇地区及洪山、磁村、石桥、昆仑等村镇设有较大的坛堂。这些反动组织存在于民间,以群众组织的面目出现,欺骗性强,其宗旨与社会主义完全背离,对社会稳定危害很大。因此,建国以后,人民政府迅速对其进行了强制取缔。

(一)登记、取缔

19483月淄博解放后,特区公安局开始对会道门组织进行调查摸底,控制其活动,为打击取缔进行材料准备。19499月,周村市公安局对公开对抗政府法令的红Χ字会和一贯道同善社进行打击处理,责令道首登记悔过,交待罪行,没收其道具,明令予以取缔。1950610,中共淄博地委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缔会道门的布告》,发出了“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指示”。公安机关通过广泛发动群众,于713,在全区采取统一行动,集中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一贯道道首。由党政部门和群众团体组织力量,分别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反动道首的罪行,号召一般办道人员到政府登记,动员道徒声明退道。19514月,中共淄博地委根据全省公安局长、司法局长、检察院长联席会议精神,在《淄博地委继续贯彻镇压反革命计划》中制定了全面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计划,要求在430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应自上而下地对所有党员干部特别是参加取缔工作的干部进行教育和培训,使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认识到,会道门已是美蒋特务、地主、恶霸所掌握、利用地痞流氓愚弄落后群众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组织,取缔会道门不仅是政治斗争,也是思想斗争,是保障人民利益、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大问题。要明确掌握取缔会道门的政策方针,划清取缔的范围,弄清打击、孤立与争取的各种不同的对象。其次是调查掌握会道门的材料,如每个会道门的组织系统、组织机构、领导人物,散布地区、活动方法、内部矛盾、政治背景、具体犯罪事实、道产道具、混入我组织内部的道会分子等,并确定需要抓捕的名单。最后是做好组织宣传工作。之后成立了取缔反动会道门总指挥部。各县、市也分别成立了取缔反动会道门指挥部。政法各部门密切配合,分工负责,以全区势力最大、最为反动的圣贤道、中央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无极老母道等为重点,采取“全面取缔,重点掌握”的方针,于5107点,采取集中取缔行动。在15天的时间里,共逮捕反动道首621人,摧毁坛口195个,登记道首861人,有16376名道徒声明退道,并缴获道书、道画、神像、道旗、道印及服装、道具一大宗。道徒比较集中的村镇,均召开了群众大会,让坦白较好的道首和受害较深的道徒现身说法,揭露反动会道门的欺骗手段,控诉反动会道门的种种罪行,支持道徒声明退道。对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煽动反革命暴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骨干分子,给予了严厉打击。临淄县无畏金丹道道首王仲笃、高殿生、吴邦国等人,同国民党特务王砚军串联,以“万道归一、文武会道门一起动手夺天下”为口号,联络桓台的中央万善道,淄川的铁板会、一柱香,邹平的收源道,长山县的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反动会道门骨干,和部分国民党散兵游勇,在淄博、惠民、昌潍3地区的11个县、市发展了152人,组成反革命地下武装,阴谋组织反革命暴动。19518月,王仲笃认为时机成熟,在特务王砚军的指挥下,成立了反革命组织“中国革命义勇军”,制定了杀干部、夺枪支、抢财物、劫监狱,然后到青岛崂山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派人去南朝鲜与美蒋联络,配合美蒋进攻山东的反革命行动计划,并拟定了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政治纲领。8312点,王仲笃、陈鑫堂、刘金延带领15名匪徒,在临淄县高阳区发起反革命暴动,夺走了张王、房家两村民兵枪支10支,抢劫了大柳供销社门市部的财物,杀害了正义乡乡长、房家村党支部书记、王营村小学教员等4人。与此同时,韩其瑞、王茂林带领9名匪徒,在博兴县打死附马村村长,劫去枪支4支。张士起、胥立叶、耿炳淼、魏番朗等20名匪徒在桓台县,马四疯子、吴保海等9名匪徒在淄川县,宁相俊、荆起俊等11名匪徒在利津县,同时阴谋暴动。案发后,淄博专署公安处立即向山东省公安厅汇报,并与渤海军分区取得联系,在省公安厅直接领导下,组织了淄博、惠民、昌潍3地区的公安、人武部门成立了临时剿匪委员会,采取统一指挥,分头搜捕,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方法,迅速展开侦捕工作。至825,参与暴动的114名匪徒全部落网。1223,临淄、桓台、邹平、淄川4县和张周、淄博两市的司法机关,同时召开公判大会,对参与暴动的44名骨干分子进行宣判,13名罪大恶极的反动道首和组织反革命暴动的首要分子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952年至19536月,结合镇反运动的开展,对漏网的反动道会组织和仍坚持反动立场的道首、骨干分子继续进行了取缔打击。据淄博专署公安处的总结报告,截止19536月,淄博地区共集中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33种,逮捕反动道首及骨干分子1011名。其中依法处决23人。登记道首及办道人员1625人,摧毁坛堂1995处,道徒声明退道73913人。

(二)打击复辟活动

集中取缔反动会道门后,少数反动道首和骨干分子本性不改,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复辟活动。公安机关通过侦察工作,及时进行了打击。桓台县圣贤道道首荣祥云,自创古天圣道,号称“白阳节皇帝”。1951年登记具结后,暗中建立“家谱”隐匿组织,收“皇粮”要“国税”,诈骗道徒钱财1980多元。对女道徒以“配姻缘”、“做娘娘”等手段,奸污66人,致2人怀孕自杀,并唆使7名办道骨干打入我基层组织,当了乡、村干部,以掩护其复辟活动。1955130,桓台县公安局在友邻地区公安机关配合下,破获“古天圣道复辟”案,首犯荣祥云被依法判处死刑。19584月,淄川区罗圈峪村反动道首赵洪职,以老母道为基础,串联圣贤道、黄旗会、罡风道、安清道、中央万善道、老师付道等7种反动会道门的25名道首,8名地、富、反、坏分子,5名反动党、团员兵痞,4名神汉巫婆成立“白阳会”,进行复辟活动。在淄川区的西河、龙泉、田庄、东坪、口头、昆仑、淄城一带,以求神治病、炸山取宝为名,迷惑群众,发展道徒1328名。19605月,赵洪职得知公安机关正在侦察他的行踪,便潜藏到东西坡地,南、北黄崖,马家庄,上台,龙口等村,多次召集骨干分子李京瑞、蒲信章、苏成水、徐成义、徐成物等人秘密集会制作令旗,扬言要杀干部、夺枪支、抢粮库、争天下、坐皇帝,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826日凌晨3,市、区公安机关对赵洪职及其骨干分子进行了集中搜捕,14名道首全部落入法网。通过宣传教育,受骗入道的877户、1328名道徒全部登记退道。1960年,淄川区的中央道道首王洪庆,会同蒲玉莲、路桂芳、蒲玉翠等人组成办道核心,先后发展和恢复道徒84人。在淄川区的西河、东坪、龙口、田庄公社和博山区的福山公社15个村庄,设坛上供、传经讲道,散布污辱中国共产党、颂扬国民党反动派的言论,并挖了地穴,购买油印机,打算印发反动文件,煽动反革命暴乱。王洪庆还以入道办手续为名,先后奸污妇女25人。19667月,淄博市公安局及淄川分局依法将11名罪恶严重的首要分子逮捕。同时在西河、东坪、龙泉、田庄等公社设立5处登记站,明令道徒登记退道。共没收反动道书310余册,道产金戒指、坠子15个,银元39块。1962年,临淄佛爷道坛主张风池,在城关、梧台一带,以看宅子、开锁子、栓孩子、捉妖治病等方式,装神弄鬼,秘密串联,网罗道徒,吸收弟子,组织“龙天大会九宫坛”。1968年,又乘“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在临淄、桓台、益都等地14个公社、58个大队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发展道徒398人,设坛主23名,并制作杏黄色“八卦”大旗,上写:“八方齐起刀兵结,沙河两岸动刀兵”。妄图在淄河两岸组织武装暴动,在晏婴墓前建立金鸾宝殿,并封姘妇为“皇娘”,准备登基从殿当皇帝。19709月,淄博市公安机关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依法逮捕了12名罪行严重的坛主,并将缴获的“八卦旗”、“三角旗”、“莲花座”、“护身符”等大量道具向群众展览。受骗群众纷纷登记具结,声明退道。

1954年至1985年,淄博市公安机关先后侦破26种会道门策划和组织的85起复辟案件,打击处理反动道首及骨干分子775人。其中杀6人,判刑413人,管制356人,挖出自封的“皇帝”6个。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逐渐销声匿迹。

三、锄奸反特,清剿武装匪特

解放初期,各种敌对势力里面,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残存土匪是最凶残的敌人,他们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威胁很大,必须迅速消灭。

(一)锄奸反特

19483月淄博解放后,公安机关结合清剿武装匪特和对国民党、三青团及敌伪、军、政、警、宪人员自新登记工作,同潜伏派遣特务分子继续展开了斗争。至194910月,全区共捕获特务分子65名,其中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谍报员及鲁中组成员15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谍报员28名,国防部二厅及“6585”部队武装通讯组成员22名。其中,王乐天一案甚有代表性。王乐天系国民党淄博矿区特别党部第一区党部书记、国民党全国总工会理事,19496月随敌逃台,后由国民党特务机关训练后,委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淄博区工作员之职,于19503月,经香港派遣大陆。王乐天潜入大陆后,先后与特务骨干分子李世杰、宋绍夷、高思孔、黄少峰等取得联系,共谋指派李慕平、魏传珍、王居安(原名王乐亭)、张奎祥、马子玉等在山东淄博、本溪、淮南、大同等矿区纠集蒋匪残余,发展特务组织,伪造证件,以公开职业作掩护,刺探各种情报,混入工矿企业内部进行破坏,搜集军、政、经济情报27件,携带返香港。19518月,王乐天再次潜入大陆,预谋组织武装暴乱。淄博专署公安处在中央公安部、山东省公安厅的领导和山西省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下,经过3年的周密侦察,于195412月破获此案,依法逮捕特务分子23名。

19597月,市、区公安机关遵照山东省委批转省公安厅党组关于“继续清理敌特旧组织,深入挖掘潜伏敌人”的指示,在肃反运动后期,组织近百人的专门清特机构,在省公安厅的指导下,对淄博地区的国民党军统、中统和日本特务组织,开展了系统的调查清理。通过档案、材料会审,重新审讯在押或劳改的特务分子,搞清了淄博地区各个特务组织的概况。至1965年,全市共清查出特务组织57个,特务分子1691名。其中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21个,特务分子344名,中统特务组织9个,特务分子216名;日本特务组织35个,特务分子1231名。在这些特务组织中,查清负有潜伏任务的特务组织7个,接受过潜伏和应变部署的特务分子146名。同时,还查清特务外围组织15个,成员412名。在这些特务分子中,仍居住在淄博地区的239名,其中混入党政机关与企业内部的93名。对清查出的特务组织,按机构沿革、成员分布、罪恶活动等项目,逐个进行了系统整理,汇编成册。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此项工作中途停顿,特务组织和部分特务分子的定性,尚未经市委和省公安厅审核确认。

(二)清剿武装匪特

19483月,淄博全境最后解放,国民党“鲁中督导团”特务组织、国民党淄博矿区党部派遣的武装匪特和地方惯匪,以及地主武装20余股,在淄川县山区及临淄、长山、章丘、博山等县边沿地带,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破坏交通、勒索钱粮,杀人越货。有5名县、区、乡干部惨遭杀害。为彻底肃清武装匪特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淄博特区公安局按照中共鲁中区委“目前新解放区的散兵游匪危害人民,急待消灭”的指示和中共淄博特委清剿匪特的决定,与特委警备司令部紧密配合,组成剿匪指挥部。各县、市也相应成立了县、市剿匪指挥部,以淄川为中心,组成东、西、南、中4个剿匪委员会。实行军事清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群众运动与侦察工作相结合的方针,贯彻打击匪首,瓦解胁从,争取利用地下两面分子,保卫群众的政策。采取清剿一地巩固一地,然后向外推进,逐步压缩,彻底消灭的方法,开展了全区性的清剿匪特斗争。

1949年,公安机关通过侦察,先后将潜逃在青岛、济南等地的国民党淄博地区剿共司令唐云三、国民党临淄县警察局局长王振岳、国民党博山县党部书记刘健抓捕归案。截止1949年底,共缉获土匪21股,抓获匪特分子152名,缴获长短枪405支,机枪4挺,小炮1门,子弹940余发,人民币(旧币)1501607元,黄金8两,银元501块,白银56斤,电机4台,被服125件,棉纱59块,布3453尺,自行车23辆,牲口7头,马车1套,小推车1辆,及其他物资1宗。

1951年,淄博专署公安处和昌潍专署公安处联合组成剿匪指挥部,对杨大山、王砚田旧部残匪联合进行了清剿。至1951623,淄博地委做出了《两个月剿匪总结报告》,报告指出:将垂死挣扎在昌潍、淄博两地交界处的原有7股残匪,29名匪徒中的24人抓获,还捕获其他反革命分子21名,现行活动的惯匪12名,争取66名逃亡分子回了家。缴获长短枪39支,机枪一挺,子弹750发。共捕获各种反革命分子571名,其中杀186名。至此,剿匪任务基本完成。5名漏网匪特,由各县、市公安局结合镇反运动,进行了打击处理。至1955年,淄博市的武装匪特彻底消灭。

解放前后的镇压反革命和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是当时形势所迫,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稳定社会秩序、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十分必要。虽然曾经一度出现过的错误偏向和草率从事的现象,特别是在镇反运动中打击了一些不应该打击的人员,但其成绩是主要的。经过镇反运动,基本上消灭了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反革命分子,保证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的顺利进行,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应该得到肯定。

 

                                           

 

 

 

 

 

 

 

 

 

建国后淄博的肃反运动与社会稳定

 

杨茂常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当时的社会安定形势却不容乐观,虽然大陆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消灭,但其残余势力仍大量存在,仍然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频繁组织反革命地下军,刺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造谣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进行各种骚扰暴乱和破坏活动,妄图与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里应外合,在人民革命的胜利还没有巩固下来的时候,卷土重来,复辟失去的政权。这股反动势力的存在,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新中国的社会稳定是极大的威胁。

为此,1950年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政权。在上级党委的同意安排下,从1950年初开始,中共淄博地委领导全市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集中打击旧社会残余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道会门头子,杀了一批,关了一批,管了一批,严厉惩办了犯有严重罪行的首恶分子,基本上肃清了残余反动势力的主要力量,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

经过镇反运动打击,公开的敌对势力被消灭了,但暗藏的反动势力还大量存在。他们变换方式,以两面派手法伪装革命,钻进革命队伍,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1955年,这些暗藏的反动势力伙同城乡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开始策划一系列破坏活动,对抗社会主义改造,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制造事故破坏生产,给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带来极大隐患。

为了肃清这股暗藏的反动势力,1955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的指示,7月29日,中共淄博市委成立由王士超任组长的7人肃反小组和肃反办公室。8月13日,发出了《关于建立肃反工作机构的通知》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并制定了《今明两年内完成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全面规划》。12月,中央进一步发出了《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明确了“肃反”的范围:1、特务间谍:指解放前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或帝国主义间谍组织的分子;解放后参加特务组织活动或受特务间谍机关指示潜伏、派遣的分子;或者在特务间谍组织收买利诱下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分子。2、反动党团骨干分子。3、反动会道门头子。4、恶霸:指过去在城市和农村中,依靠或组织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并用暴力和权势欺压人民群众,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重大损失,并查有实据的分子,以及广大民众所痛恨的封建把头。5、土匪。6、汉奸:指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伪机关中担任科长以上,在敌伪政权中担任乡长以上,在敌伪军队中担任连长和清乡队长以上人员有严重罪恶民愤的分子。7、蒋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动分子。8、敌对阶级中的反动分子,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9、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除去反革命分子之外,还包括“其他坏分子”,其他坏分子是指:(1)政治骗子:伪造历史、证件,冒充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革命军人等招摇撞骗为非作歹的分子。(2)叛变分子:凡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投敌叛变,或被捕被俘后向敌人自首并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分子均为叛变分子。(3)流氓分子:是指流氓成性,为非作恶,不务正业,屡教不改,不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件的分子。(4)其他刑事犯罪中的坏分子。

根据中央精神和省委的部署,市委“肃反”领导小组确定,全市肃反工作分层次、有计划进行。具体安排是,先市直属机关后各区机关,先国营厂矿企业、后公营合营厂矿企业,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分批交叉进行的。每批大体经过四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小组斗争阶段、专案斗争阶段和甄别定案阶段。工作过程中要做到生产肃反两不误。全市肃反运动共分五批进行:

第一批肃反。时间从1955年8月开始,至1956年4月基本结束。参加的单位有:市直属机关干部、中等学校教职员、博山区小学教员。参加肃反的有机关干部2103人,中等学校教职员585人,小学教员91人,共计2779人。肃反首先进行了组织、思想准备,建立肃反领导小组和办公机构,选拔了一批政治可靠,有一定工作能力,能在运动中担任小组长和准备将来参加专案组的积极分子进行培训,人数占参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参加肃反的人员先经过学习动员,再进行小组座谈,然后进入小组斗争,专案斗争,最后是甄别定案、复查、善后处理等工作。

1957年1月,淄博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发出《关于1956年甄别定案工作总结报告》,指出:运动中共斗争了肃反对象182人,占总人数的6.5%。最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23人(特务间谍5名,反动党团骨干5名,反动道首1名,汉奸2名,蒋匪军政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8名,敌对阶级分子2名);定为其他坏分子的6名(叛变分子4名,流氓分子2名)。这29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中给予刑事处分者7名(逮捕判刑的4名,管制教养的3名)。撤销肃反对象138名(交审干的22名,有缺点错误或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分的7名,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者93名,虽有历史反革命身份和罪恶,但过去已作交代旧账重算者7名,完全斗错的好人9名);因有反革命嫌疑或材料证据不足、需要进一步甄别定案的计15名。受行政处分者14名(开除教养的2名,开除2名,受其他行政处分的10名);不予处分的8名。依法搜查了82名肃反对象,其中7名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他人被搜缴的笔记本、相片、胶卷等物品如数归还了。确已损失、无法偿还的已向本人说明解释并承认了不对。第一批肃反运动中的182名肃反对象,其中有共产党员19名,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2名,坏分子2名,转审干处理的8名,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6名,尚未定案的1名。

第二批从1955年10月份开始准备,1957年上半年结束。参加第二批肃反的单位经市委确定共19个,其中生产厂矿12个:五○一厂、七三二厂、山东耐火材料厂、洪山煤矿、南定热电厂、洪山发电厂、金岭铁矿、博山电池厂、博山电机厂、淄博供应办事处、神头发电厂、大成电机厂,基本建设单位4个:淄博市建筑公司、第五工程公司、五○一勘探公司、淄博矿务局工程公司,淄博矿务局机关及博山区区级机关等单位。19个单位应参加人数24991人,其中干部6458人,技术人员1020人,工人15093人,其他人员2420人。1955年11月25日,市委召开了该19个单位党委(总支)书记会议,传达了中央7月1日8月25日9月30日关于肃反运动的指示和市委关于开展厂矿肃反运动的意见,研究部署了有关工作。第二批肃反从12月份开始做准备工作:一是各单位相继建立了肃反运动的领导机构——五人小组,并成立了办公室,根据生产肃反两不误的原则在组织上进行了分工;二是各单位经过审查选拔出专做肃反工作的干部509名,并进行了学习培训。三是初步进行了人员排队和事件排队。在人员排队前,首先将组织、人事、保卫、审干等部门的材料集中起来,按省委指出的八个具体界限,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排队,初步摸清了可依靠的力量,和存在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以及有反革命嫌疑分子和坏分子。根据发现的问题找出线索,做好外出调查的准备工作;四是部分单位已经结合社会镇反向技术人员和工人初步进行了肃反教育。第二批肃反准备工作进行了3个多月,抽调了691名干部专做肃反工作,训练了1800名骨干积极分子,先后派出了398名干部,进行了外出调查工作,共调查了887个人的问题。1956年6月,第二批肃反在19个单位的基础上增加了27个单位,主要是区级机关、完小教员和煤炭系统的职员干部,共计39272人。运动自10月份展开,先是小组斗争(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先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是揭发批斗,内外调查,确定肃反对象,46个单位确定肃反对象298名;然后转入内查外调的专案斗争(一般是二至三个月),主要以调查研究与审问相结合的方法,查清案情,取得证据材料,分清是非轻重,提出处理意见;最后由甄别小组受理专案小组交来的案件,进行甄别和处理。第二批肃反运动进展比较缓慢,发展不平衡。这批肃反开始后就分两批进行,有的在一个单位中又分两批进行,有的单位用7个月的时间结束了运动,有的搞了一年多,1957年上半年基本结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共83名。

第三批从1957年5月31日6月5日,市委召开第三批肃反运动动员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肃反运动的4次指示、政策界限和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关于展开第三批肃反运动的意见。第三批肃反运动共有46个单位,其中:区委5个,直属厂3个,文教、卫生单位9个,企业单位8个人,淄博矿务局所属各矿11个,张博支线各单位,共涉及人员22835人,抽调专职干部795名,其中绝大多数是第二批肃反的专职干部,都有一定的经验。第三批肃反工作从6月份开始准备,于1957年上半年结束。  

第四批在1958年进行。参加人数共计41564人,先后排出调查对象2475人,批准了887名肃反对象,挖出了20个隐藏多年的敌特组织。

第五批在1959年初开始进行,至6月底基本结束。参加人数计180118人。由于参加人数多、时间短,第五批肃反用“大跃进”的方法进行,先后排出重点调查对象4335名,查清4252名,最后确定反革命分子171名、坏分子6名。

肃反工作基本结束后。10月20日,淄博市委肃反领导小组作出《关于当前肃反运动结束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指出:淄博市肃反运动从1955年8月开始,至1959年10月基本结束。据统计,全市参加肃反运动的共计47个单位(指系统),参加人员287254人(五批肃反合计286563人),其中共确定调查对象9826名,其中批准肃反对象2355名,移交公安保卫部门58名,共建立专案378起,793人,已经全部结案。已经定案的案件2352起,占应定案数的 99.87%。其中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1844名,宽大处理坦白较好的反、坏分子1043名;破获政治案件189起,刑事案件976起;查清16803人的政治历史问题。

肃反专案定案工作。对肃反过程中的专案,1955年12月,淄博市委经山东省委八人小组批准,成立了甄别定案小组,进行专门审查处理。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专案小组组织了一支由公安保卫干部参加的专案队伍,充分依靠群众,认真开展了专案工作,经过四年努力,基本完成了任务。先后共受理各类专案494起812人,分别为:派遣、潜伏特务案4起12人,反革命集团案6起41人,贪污盗窃集团案2起21人,反革命破坏事故案12起12人,思想反动与落后制造的事故案5起5人,反动标语、传单、字迹案5起5人,历史特务案84起200人,反革命骨干案46起61人,反动道会门头子案3起3人,土匪案8起8人,汉奸案24起24人,蒋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案27起27人,还乡团分子案31起31人,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案1起1人,恶霸案1起1人,坏分子案10起10人,刑事犯罪分子案4起4人,其他反革命分子案12起13人。移交公安机关的8起8人,挂起来的案件2起2人。这些案件基本得到甄别定案,只有5起未最后结案。

肃反运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挖出了一批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其中包括一部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特务分子,他们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如1956年第二批肃反运动中,西河煤矿挖出了混入内部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曲克太、陈其超,曲克太1940年任日伪博山矿警队班长,1944年任日伪特察队班长,解放后隐瞒历史混入西河煤矿干工;陈其超与曲同时干矿警队、特察队,1947年参加三青团,解放后隐瞒历史,混入西河煤矿干工,1950年混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西河煤矿保安员、地质科副科长等职。两犯在日伪矿警队、特察队期间,先后抓捕我革命干部群众20余人,并亲手杀害我革命妇女干部3人。肃反中两人被依法逮捕,分别判刑10年和7年。1957年9月,第三批肃反运动中,破获了以彭秀峰为首的“中央青年先锋队淄博政治委员会”7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彭秀峰,1939年参加国民党军队,历任班、排长,1947年任国民党国防部博山团管区上尉中队长。1950年隐瞒历史身份,混入博山电机厂供销科任办事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彭秀峰认为时机已到,即自吹是白崇禧派来的地工,拉拢博山陶瓷厂、大成电机厂、淄博师范王云朋、孙即合、王树森、李志俊、李志杰、郭长顺等人参加反革命集团,多次策划发展组织,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等。经侦查核实,将彭秀峰依法逮捕。第四批肃反运动中,挖出了解放前夕敌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派遣、潜伏下的特务宋作江,他于1946年9月参加“中统”,于1949年5月青岛解放前夕,随“中统”青岛室特务头子于仲崑、淄博地区室主任刘大甫等人逃往南朝鲜仁川,参加了派遣特务组织“东海地区剿共军”,担任了中尉分队长,妄图从沿海地区进行“敌后游击”活动。被我军俘获后,他们攻守同盟,没有交代其潜伏任务。被释放后宋隐藏到博山区运输公司待机作乱。

二是基本肃清敌特地下组织。其中,大部分全部掌握,如“博山县武装特务队”,博山、淄川、洪山“特察队”,三角部队西河工作队,博山警察局,日本驻张店使领馆,保密局济南站张店组等13种组织。对这些组织的成立年限、历史演变、组织机构、任务活动范围、人员罪恶等已基本掌握;还有部分小的地下组织没有全部掌握,如:张店三角部队、林公馆、灭共突击队、蒋匪鲁中剿共突击队等13个组织。以上26个反动组织已发现人员1247名,其中在内部273名,社会上974名。在肃反运动中,杀掉86名、劳改32名、管制16名、劳教26名、未作处理和情况不详的781名。为以后对敌特旧有组织的彻底清理奠定了基础。

在肃反运动中被挖出的反坏分子,凡被开除的都向群众作了公布,并将材料交当地公安机关,在当地公布,加强监督改造。对留用的反坏分子,也及时向群众作了公布,对其实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在工资待遇上,绝大多数单位根据留用反坏分子的实际工作情况和同工同酬的原则,发给相应的工资,大多数未动,少数或个别人降级。绝大多数生活有保障。

这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从中共组织和国家机关及各基层组织清查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同时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但是,在运动过程中,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策界限不清,情况不明,加上时间紧和斗争方式的局限性,曾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等问题。后来,根据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对清查对象进行了复查,定性不准的进行了甄别,部分被错捕或错整的人进行了平反和妥善处理。

在肃反的同时,淄博公安局对特种行业进行严格的管理,并对戏院、电影院、歌舞厅、说书场等公共娱乐场所加强了管理,要求营业服务人员佩戴证章、符号,协助公安维护治安秩序。1958年,对大型集会,组织公安干警按地段分片包干,进行治安巡逻,开展安全检查。公安机关还组织城乡联防组,实施城乡联防巡逻,配合镇反和肃反斗争,建立护路、护线、护矿、护厂和城乡联防组115个,保证了铁路交通、水电、交通、厂矿企业、机关学校、仓库等要害部门的安全。1958年前后,公安机关发挥厂企内部和城市、乡村治保委员会的骨干作用,建立群众性“四防”联防组织,共建立城镇、街道居委会、企事业单位和乡村治保会629个,3000余人,坚持常年巡逻。除此之外,淄博市委根据省政府关于建立与加强工矿企业部门保卫组织与工作的决定,先后在五○一厂、淄博矿务局、七三二厂等重点厂矿建立保卫组织,到1958年底,有重点厂矿保卫组织11个,有力地保护了厂矿企业的正常生产。

在十年的镇反和肃反斗争中,淄博市共依法逮捕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6400余人。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许多是血债累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如张元会,曾主谋杀害过我革命同志8人,烧毁群众房屋330余间;有许多是解放后继续为非作歹,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如历史特务分子陈新堂、刘金亭等,解放后又为首网罗残余反革命分子等150余人,组织反革命“中国义勇救国军”举行武装暴乱,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并打死打伤我干部6人,劫去长短枪6支;还有美蒋派进来或潜伏下来进行间谍活动的特务分子。如“国民党淄博区工作委员会办事处”特务案件,首恶分子王乐天是台湾派遣特务,在大陆网罗发展特务分子20余人,大量搜集我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送往特务机关;有不少是解放后进行抢劫活动的土匪分子。如惯匪匪首陈善广,组织伙匪9人,先后在附近10个县、50多个村庄,80余户群众中抢去钱财、布匹、粮食不计其数,仅被服一项即达1000余件;还有些是混入人民内部,利用两面手法,制造各种破坏事故,破坏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如反革命分子李威伯,解放后隐瞒了特务身份和历史罪恶,混入我矿山内部,骗取领导信任,当了采煤工程师,多次乘机制造技术性破坏事故,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达8.5万余元。此外,肃反运动不但查出了大量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也还查清了16800余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使许多长期背着政治历史包袱的人得到解脱,集中精力干工作。

经过多年镇反和肃反斗争,残余反革命势力已基本上肃清,社会动荡的隐患消除,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安全感,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社会政治环境,充分证明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一些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对此,应该历史地、正确地看待。

 

 

 

 

 

 

 

 

 

 

 

 

 

 

 

 

 

 

 

 

 

 

 

 

 

 

 

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淄博的贯彻

 

孙长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大量任务,恢复和发展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到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为更好地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中共中央于1953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早在1949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已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任务的完成,19529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设想,即:“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不是等到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同年9月发布的庆祝建国四周年口号,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这条总路线。1954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31116,中共淄博特委发出《关于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市各级机关、学校、厂矿、农村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高潮。1120,淄博特委又发出补充通知,进一步指出通过学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至12月底,淄博工矿区听学习报告的人数达25万以上,其中干部、工人35000多人。淄博地区贯彻总路线的各项工作自此全面展开。

一、淄博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淄博农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个体和互助组。从性质上看,互助组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而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初级社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高级社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淄博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伴随着淄博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由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逐步升级而相继展开的。  

(一)互助组阶段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淄博党组织便引导解放区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一般的老解放区在1944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就建立了互助组织。如:桓台县曾发展变工互助组织,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市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广泛地发展起来。淄博农业互助组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创办阶段(19441948年)

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大批翻身的青年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成千上万的人力、畜力投入支援前线工作,农村中人力、畜力极为缺乏,农民的生产生活遇到很大困难,迫切要求组织起来克服困难,进行生产。这一时期的劳动互助组织,多为临时性插伙组,一般是农忙建立、农闲解散,主要是以工换工、以畜换工、互通有无,以解决劳力、畜力、工具的不足,一般不计账,互相以工找齐。当时这种临时性互助组织的建立,对艰巨的支前和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后期淄博市的劳动互助组织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到建国前夕,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已有劳动互助组织4500余个。

2)大发展时期(19491952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淄博专区的互助合作主要围绕土地改革这一中心工作稳步发展。经过土改获得了土地的农民迸发出了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克服资金、耕畜、农具不足的困难,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他们迫切要求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1950年至1953年掀起组织互助合作高潮。19505月,由桓台县侯庄村苗永守带头组织了一个由18户农民组成的常年互助组,成为淄博市第一个固定互助组。19514月,淄博地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召开各区县农委负责人会议,要求各地在结束土改的基础上,开展农民互助组的试点工作。不久,淄川县查王乡马振生互助组(15户)、黄家铺村唐中义互助组(18户)、邹平县张家村张献文互助组等十多个互助组先后建立起来。互助组的建立有效地解决了农户因缺劳力、农具等方面的困难,农作物产量比单干时一般增长10%左右。桓台县高楼乡(今田庄镇)的50个互助组,在1952年的春季抗旱生产中,挖井92眼,麦田追肥2次,全部增产,其中于守傲互助组小麦每公顷产量由1951年的1905公斤,增加到1952年的2310公斤,每公顷增加405公斤,超过单干农民的30%,试点的成功带动了全专区互助组的发展。1951年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27.1%,195212月末,全专区组织起来的各种类型的互助组达到4.09万个,占总农户的38.5% 。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发展 ,根本上改变了前期“春组织、夏垮台”、“忙时干、闲事散”的现象。广大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得到高度发挥,掀起了爱国增产竞赛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生产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大大发展壮大了互助合作的队伍,初步为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十分鲜明的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互助组的产量比个体户增产1520%,农民确实认识到,组织起来比单干强。

互助组有3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临时性互助组,形式很简单,规模也较小,一般有三、五户农民,在农忙季节临时组织起来,进行换工互助,农忙季节过后,即行解散。这种互助组织,多是以亲朋好友或左邻右舍结合,人畜换工,亲邻相帮,无固定组织形式,一般不计工,不算账,各户出工的差额,多用实物找补的办法解决。生产也无计划。第二类是季节性互助组,是在第一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以户为单位,包括整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牲畜、农具全部加入,并有较简单的生产计划,对劳力、畜力评定公分,按实结算工账。形式比较固定,但也有农忙季节时结合,农闲时散开各干各的活。第三类是常年互助组,是一种较高级的劳动互助组织形式,其规模比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大,一般10户左右,也是全家所有劳力、牲畜、农具全部参加,组员除全年在农忙时进行劳动互助外,还实行农副业的互助合作,有简单的生产计划和组员的从业特长初步分工分业,有的还积累了少量的公共财产。上述三种类型,不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建国初期,从各县有关资料记载情况表明,淄博专区以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为多数;从1952年开始,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高潮,逐步转变为常年互助组为多数。

为促进互助组健康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在政策上作出了相应规定,在措施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持:①要求党支部积极领导党员带头参加互助组,不允许雇佣工人作剥削者。②政府在贷款、贷粮及农业技术方面给组织起来的农民以优惠和扶持,但也注意照顾全体农民。③一般不允许富农参加互助组,更不允许其操纵互助组领导权及从事剥削。④互助组集体开垦荒地归集体所有,在农业税方面给予优惠。

3)整顿提高阶段(19531954年)

1953年至1954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互助组开始整顿巩固,进入稳步发展时期。19529月,中共淄博地委向中共山东分局上报了《关于如何在农忙季节发展、巩固、提高互助组的专题报告》,提出了互助组整顿巩固的做法:一是分析研究和掌握不同农忙季节的特点,根据每个季节的特点和具体情况,确定发展巩固和提高的办法;二是发挥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特别要发挥党团支部的作用,并以党支部为核心,组织乡村劳动互助合作委员会,统一力量,加强领导;三是经常注意培养互助组骨干;四是正确掌握工作标准,大力开展互助内部的互济互助;五是积极开展评比,进行生产竞赛。1953227,淄博地委对开展冬季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作了总结。到19532月末,各种类型的互助组发展到5.29万个,有27.89万农户参加,占农户总数的50.5%。遵照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冬季工作的指示,全专区总的要求是组织农户要达到60%,各类互助组通过整顿,达到巩固提高,有条件的乡村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1953818,中共淄博地委向中共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1953年上半年农村工作的报告》,总结了全专区上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及开展爱国增产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检讨了由于地委领导脱离实际、超越群众觉悟的主观冒进倾向,使互助合作运动产生了偏差。主要表现:盲目追求数量,有的县盲目由小组并大组,试办农业合作社贪大贪多;农业社过多增加基本建设与公共积累,有的存在重副轻农思想;较普遍存在忽视团结单干农民,未能通过互助合作解决单干农民生产上的困难。

为了纠正工作上的放任自流和急躁冒进两方面的偏差,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几次互助合作会议和文件精神提出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结合、平等互利”的原则,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健康发展,特委对原有的互助组进行了整顿。195312月,淄博特委在博山县的后峪村举办了互助合作骨干训练班,对学员进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关于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政策及做法的教育和培训,历时20天,共训练县、乡、村、干部181名,为推动全专区的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起了组织保障作用。1954119,淄博特委制定了《关于今冬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意见》,要求在全工矿区组织起来的农民占总农户57%的基础上,到1955年春耕前组织起来的农户要达到70%以上。这一时期的互助合作组织,不但数量上进一步增加,质量上也有所提高,由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向常年互助组发展。到1955年,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逐步向高层次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市开始建立,互助合作的初级形式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初级农业合作社阶段

淄博的初级社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办好互助组的基础上,于1952年经过有组织有领导的试办,并在取得试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由点到面逐步推行的,到1955年形成高潮,发展过程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1)试办阶段

试办初级社,主要是选择那些有领导骨干,有互助经验,有扩大生产要求的、巩固的常年互助组为基础进行建社,引导农民自愿地由互助组过渡到初级社。19523月,中共淄博地委发出《广泛开展爱国增产劳动竞赛的指示》,要求在农村创建模范互助组和丰产农业合作社。47,地委派出工作组到邹平县二区张家村搞初级社试点。以张献文互助组为基础,组织1575人入社。随后,试办初级社在全区展开。10月,桓台县在苗永守、刘希律互助组基础上试点,办起了侯庄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东刘村红星农业社。沂源县在南麻镇(西区)余台村冯玉先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了全县第一个初级社。试办的当年,全市初级社发展到15个。此后,在“积极领导,稳步发展”和“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指导下,通过典型示范和逐级试办,初级社得到稳步发展。19531216,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之后,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在巩固和提高互助组的基础上,使党的扩大初级社的试办工作,在省地县三级试办的基础上,扩大到区乡两级。1954517,全省召开了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部署了进一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任务。此后,淄博专区初级社开始由试办进入初步发展阶段。初级社的试办和初步发展,为专区范围内普遍建立初级社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初级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群众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由互助组发展起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业经济组织。一般由一个或几个互助组组成,规模为2030户。初级社不仅形式固定,组织也较互助组严密。初级社一般都设有管理委员会,设正副社长、会计、保管员等专职管理干部,下设几个生产队或生产小组,每处社都有共产党员作为办社骨干,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初级社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比互助组又前进了一大步,虽然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仍归农民个体所有,但却实行土地作股入社,统一经营;耕畜与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作价(或记工分)归社统一使用;社员参加集体组织的生产劳动,评工记分,与土地股份按比例参加分配。因此,初级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是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

初级社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每个初级社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自己的社章,作为全体社员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初级社的管理制度,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组织设置。初级社实行民主管理。最高管理机构是社员大会,每个社员都是社员大会的成员,具有参与管理社务的权力和义务。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管理委员会是初级社的管理机构,社长、副社长,均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社下各生产组,设组长1人,负责各组的生产管理工作。

2、生产管理。在生产上,初级社实行计划管理。社委会在年初以增产为目标,根据本社实际,制定出年计划,并根据年度计划制定季节计划,在计划中不仅有增产指标,更要有相应的增产措施。然后由各生产组负责组织实施。生产组根据社里分配的计划任务,制定小段计划,以保证全社计划的完成。这种计划管理,克服了生产上的盲目性,保证了增产增收目标的实现。

3、劳动管理。初级社内的一切劳动力都由社委会统一调配使用。一般根据社员的身体素质,年初评定劳动力的基本工分,大多数劳动力每天10分,女劳动力8分,劳动力按出工天数,由记工员每天记工。社员必须参加集体组织的生产劳动。具体的劳动管理办法,大部分初级社根据地力、劳力、耕畜的强弱合理搭配实行“四定一包”,即定质、定量、定工、定时、小段包工,也有的实行包工包产制。

4、财务管理。初级社一般都有部分副业生产,有一定的现金收入和支出,而且都适当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社委会除设立专职会计和保管(现金出纳和物资保管)外,还制定出严格的财务制度,规定哪些开支由社长批准、哪些开支由管委会或社员代表大会批准,并要严格执行会计手续,按时公布账目,以接受社员群众的监督,杜绝贪污浪费。

5、分配制度。在收益分配上,初级社实行土地和劳力比例分红,按劳分配。合作社的总收入,除扣留当年的生产费用,缴纳税金和提取一定数量的公积金、公益金外,一部分支付社员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报酬,其余的则根据社员的劳动工分多少按劳分配。土地和劳动力的分配比例,一般是“地四劳六”(即土地占四成,劳力占六成)或“地五劳五”,也有的按“地三劳七”。自195512月,中共淄博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对初级社的分配政策作了新的规定:原来采取“地四劳六”比例分红的,改为土地固定报酬;老社以1955年的土地报酬为今后的固定地租;新社可参照老社的土地报酬,或以土地质量为主,结合“三定”户的产量为基础,计算出相当于“地四劳六”的比例分红数,确定土地报酬,超产部分可根据社员自愿、或全归劳动力分配或“地三劳七”、“地二劳八”分红。

在建立初级社的试点过程中,淄博市掌握了几项原则:一是坚决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强调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既照顾、扶持贫雇农,又绝不侵犯中农利益;二是在合作社中树立贫农的领导优势,决不允许富裕中农或富农把持领导权,但一定要团结中农;三是合理确定地劳分红比例和牲畜、农具作价(一般不主张过早作价归社,而以计工为宜),以及处理好饲草、肥料、种子等作价入社问题;四是照顾好四属五保困难户;五是严格控制地主、富农分子入社。在工作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各级党委书记亲自动手,掌握试点,亲自动手,以点带面;层层举办骨干培训班,大力培训建设骨干积极分子;强调以生产为中心,围绕搞好生产处理好社里的一切问题;在具体办社中突出抓好领导班子、生产计划、劳动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地劳分红、牲畜农具作价等经济问题;各级党委派出比较强的工作组,具体帮助建社工作。由于初级社的发展基本是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政治觉悟水平,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如桓台县侯庄村前进农业合作社12户,男、女劳力29人,第一年每公顷产小麦1350千克,次年达到1650千克。东里村红星农业合作社,由建社第一年原定由国家供应粮食4.5万千克,而一跃成为向国家贡献3500千克,第二年卖余粮1万千克。全市(五区一县)的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粮食平均公顷产量由1949年的1747.5千克,增加到1956年的2303.5千克,平均每公顷增556千克。

2)发展阶段

1955年合作社开始大发展。1954119,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在突击进行统购统销期间切实抓紧做好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准备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淄博特委制定了《关于今冬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初步意见》。指出,入冬以来,农村通过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教育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调动了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全工矿区组织起来的农民已占农户的57%,并办起了17处初级社。按照“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办好互助组的基础上,每县要试办一两处初级社,在张店、周村两区试办蔬菜互作社,计划到1955年春耕前组织起来的农户要达到70%以上。要加强领导,训好骨干,贯彻互利政策,使互助合作运动顺利发展。在《通知》精神指导下,专区各县普遍积极行动起来,利用冬闲时间,于19541111955114,举办了两期互助合作骨干培训班,共培训县区干部,乡支书或乡长(党员)242人。8月至10月底,全市农村中掀起了建社高潮。1955年底,初级社发展到1436个,入社农民占总户的41.84%。在此过程中,由于时间较短,发展过快,各县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违背“自愿互利”原则,强迫入社、盲目追求发展数量等问题。为了纠正这种偏向,中共山东省委要求各地在全面系统宣传互助合作方针的基础上,大力进行整顿巩固合作社工作。《大众日报》于195542228日连续发表《在巩固合作社中,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等两篇文章,指导初级社的整顿巩固。

    在初级社整顿的关键时刻,从中央传来了不同声音。1955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了所谓“小脚女人”的右倾错误,预言“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195581517日,山东省委召开了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贯彻中央7月会议精神,并通过了《关于从1955年到1958年春季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草案)》,确定:初级社停止整顿,要进一步加快发展。“从1955年到1958年春季以前,在现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将全省70%左右的农户组织到合作社来,基本上实现第一步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并为第二步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准备条件。”接着,省委又召开了市、地书记参加的全省县、区委书记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批判在农业合作化领导上的右倾思想,初步拟定了各区县合作化的发展规划,提出了加强对合作化领导的措施。通过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全市广大农村掀起了建立初级社的高潮。当时初级社之所以如此迅猛发展,主要原因:一是农民有发展生产的要求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初级社保留土地分红,能够为农民所接受;二是从中农中划分出新的上中农,加上批判“小脚女人”,在农民中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一“高潮”中,急躁冒进的错误重新出现并有所发展,但这种错误并没有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3)整顿巩固阶段

初级社超常发展产生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被迫从195511月起开始整顿。19551030117,中共淄博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了市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情况及加强整顿巩固工作的意见》。会议肯定了一年来尤其是八月份传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全市农业合作和运动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着时间短、发展快、工作粗的问题。提出不论完成或没完成规划的,都应毫无例外地转向整顿巩固现有合作社为主,暂不建新社的要求。对初级社的整顿工作,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化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按照全国人大1955119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各项规定进行的。在具体工作中,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搞好当前生产,制定社章,搞好“四评”(评土地作股,评牲畜、农具作价,评劳动底分);二是从实际出发,制定和修正社的生产计划;三是审查社员成份,挑选干部,建立和整顿社的各种组织;四是结合进行整党建党和整团建团工作。在工作方法上主要是:各级党委书记亲自动手,抓住基点,以点带面;加强乡村支部领导,依靠支部办社、整社;建立互助合作网,以中心社带动一般社;小社建立联社,老社帮新社。但整顿工作刚展开就被打断。1955121825日,淄博市委召开了市、区县、乡、村四级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最新指示及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全省农业生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和市委《关于1956年农业合作化与农业生产规划意见》,宣布1030117市委关于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强调的“暂时停止发展新社,全面转向整顿巩固现有合作社”是“错误倾向”,批判了领导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各区县乡干部被迫检查了由于片面领会“暂时停止发展新社”而产生的“消极现象”,重新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合作社的规划》,提出到1956年春耕前,全市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到8.16万户,占总农户的76.6%,夏秋两季入社农民达到总农户的99%以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此后,在全国大办高级社“高潮”的影响下,大量的初级社纷纷转、并、升入高级社,有些初级社在尚未完成巩固的情况下,就被高级农业合作社代替了。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

高级社是在全市初级社普遍建立不久,多数尚未进行过系统的整顿,经营管理还没有走上正轨,土地、牲畜、农具和社员的互利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农民对取消土地分红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在全市试办并很快发动起“高潮”的。

1)试办阶段

19551218,中共淄博市委在全市四级干部会议上印发了《关于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化与农业生产规划意见》,到19561月底全市试办高级社24处。当时试办高级社,主要是选择那些基础较好、办得较早的初级社升为高级社,并规定了升社的条件:社员自愿,有较强的领导干部,初级社的经营管理已走上正轨,且已获得增产,能够保证转为高级社后90%以上的社员都能增加收入。1956124,市委下发了《关于执行毛主席十七项批示的初步(草案)》,要求全市入社农户在占总农户77%的基础上,春耕前全市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还指出,要掌握先并社后升社的办法,条件成熟的社也可并社升社同时进行。根据山东省121发出的《关于办好第一批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批示(二稿)》精神,全市高级社迅速发展,很快便冲破了试办性质,走向大发展。从1月底开始到2月下旬,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市掀起并社升级大办高级社的高潮,建立高级社488处,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3%,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农村人民群众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24,《淄博工人报》报道,淄博市郊区已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截至1956130,已正式建立的高级社达391处,占郊区总农户的82.7%,其余5998户的初级社员正在酝酿转为高级社。

1956312,淄博市委制定了《关于接收地主、富农入社问题的意见》。规定:在一、二类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均可接收地主、富农入社,并根据他们的表现,分别确定为社员、候补社员或由乡人民委员会与合作制管制;三类社暂不结合他们入社;对地主、富农子女,土改前不满18岁或在土改前就参加劳动且在家庭中居于被支配地位的,应允许他们入社,成为农民,仍为社员或候补社员的,在入社后一定时期内,均不得在社内担任职务,但在劳动中应根据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

2)整顿巩固阶段

由于高级社发展过快,多数缺乏应有的准备,条件并不具备,工作又很粗糙,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山东省委226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合作社整顿工作的通知》。遵照通知精神,淄博的高级社发展速度开始缓慢下来,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围绕生产对高级社进行初步的整顿巩固,帮助合作社整顿劳动组织,健全生产秩序,制定生产计划;开展增产运动,组织生产竞赛,使高级社在生产中求发展,求巩固;处理建社、并社和扩社中的各种遗留问题,排除一切消极因素;搞好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推行劳动定额、按价计酬制;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坚持勤俭办社的原则,反对铺张浪费。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对淄博市高级社的整顿巩固发展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3)发动高潮阶段

1956年秋,在全国高级合作化高潮的影响推动下,淄博市再度加快了高级社的发展进程。1956920,中共山东省委发出《关于今年秋冬在全省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的指示(草案)》,指出,1956年秋冬“在巩固提高现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实现全省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已成为必然趋势”。1956年秋冬农业合作化的基本任务是:把现有的初级社上升为高级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达到90%左右。要求在升并社中,处理好各项有关政策:必须坚持依靠贫农(包括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树立贫农在合作社领导成分中的优势地位;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自愿互利”原则,妥善处理升并社中的生产资料和各种财务问题;根据中央的政策,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入社问题;积极吸收烈、军属、残废、复员军人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家属入社,也要吸收老、弱、孤、寡、残废人入社。还要求各地适当掌握社的规模,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合作社的规模山区以100户左右、丘陵区以200户左右、平原区300户左右为适宜。并且规定:原有的高级社应基本稳定不动,并要稳定几年;对于一部分勉强合并起来的500户以上的大社,如果群众坚持要求分开,应允许为联社或小社;凡由于升级和吸收新社员需要合并小社和扩大规模时,必须考虑到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适合当前管理水平,便于服务社员,将规模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省委这一指示发出后,淄博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安排了本市完成高级社的时间、步骤,除少数区县在秋前完成外,大部分县推迟到秋后完成这一工作。由于各区县高级化的程度不同,完成高级化的工作重点也有所区别:已经完成高级化的区县、乡(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已达总农户的90%以上),主要任务是对现有的社进行整顿、巩固,集中力量搞好生产和分配,加强对干部社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继续吸收尚未入社的社员入社和把尚未升级的个别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已经基本实现高级化的区县、乡(加入高级社的农占总农户的70%),除了对现有的高级社按照一类高级社的要求,进行整顿巩固外,主要是加强领导,帮助初级社升入高级社和吸收尚未入社的农民入社,保证完成高级化任务;高级化比重较小的区县、乡,主要是集中力量做好初级社的升级和吸收单干农民入社,力争实现高级化。尽管省委、市委的工作部署比较具体,政策要求也比较明确,但在各地的实际执行中,由于形势所迫,仍然出现工作不细致、发展过快的急躁冒进偏向,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高级社的任务。到195712月,全市高级社发展为525处,平均每社55户,各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基本确定下来。其中,一类社占39.6%,二类社占43.8%,三类社占16%。

在高级社建立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具体运作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很快暴露出许多问题。减产社的社员普遍反映粮紧、钱紧、草紧,对高级社明确表现出怀疑和不满;增产社则是由于管理不善,收益分配不合理,工分、财务账目不清,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股份基金、投资等经济问题未能妥善处理,以致大部分社员极为不满;有些社的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遇事不能很好的同社员商量,影响了社内团结,导致干群关系十分紧张。针对这些问题,1956年冬和1957年春,淄博市农村普遍开展了整顿工作。按照19561129省委、省人委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冬季生产的指示》要求,利用冬季的有利时机,在迅速开展冬季农副业生产的同时,对全市的高级社进行一次整顿。这次整顿的总要求是:在全面安排迅速开展冬季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坚决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做好秋季分配,正确处理集体与个人、社干部与社员、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整顿措施是:总结一年来办社和组织生产的经验、教训,坚定办好高级社的信心;做好秋季分配和年终决分工作;按照高级社示范章程的各项规定,正确处理社内存在的互利政策问题;帮助高级社的干部提高领导能力和业务水平;加强合作社的组织建设;制定1957年生产计划、劳动计划和财务计划;改进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主要是搞好劳动定额、包工包产、财务包干等工作;参照高级社示范章程,帮助各合作社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出自己的社章。

在建立高级社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过快,大大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思想觉悟水平,违背了历史客观规律,造成的一些问题难以简单解决。加上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和简单粗暴工作方法的干扰与影响,决定了高级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些问题。1956年末到1957年春夏之间,各地闹退社事件时有发生。对此,中共淄博市委合作部对淄川区14处合作社社员要求退社情况作了详细检查。张阳乡、西河镇的14个合作社,1956年秋季生产除张阳乡5个社比上年略有减产外,西河镇9个社均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增产。1956年秋耕至9月底已耕小麦面积6070%,播种面积达4060%。秋季分配定出分配方案,有5个社已向社员公布;一般的社随打随分,随交公粮,随售余粮。但由于第一年办高级社,领导经验不足,分配工作中各项具体政策宣传、解释不透,执行政策上不全面,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不善,发展多种经济的方针贯彻不力,有的社比上年减少了收入,因此,造成部分社员思想紧张,要求退社。这14个高级社有52户社员要求退社。经教育后大部分已稳定下来,但仍有29户退了社,这29户中中农11户,贫农18户(其中劳力少、人口多的困难户9户,孤寡户3户)。造成这些社员要求退社的主要原因有:社干部缺乏管理集体生产的经验,未能在保证农业增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对大型集中的副业生产缺乏全面计划、统筹安排,对个体分散的家庭副业更为忽视,因而使部分社员减少了实际收入,或者农业增产副业减收,不能保证社员增加实际收入,这是造成社员退社的根本原因。初级社时,有的社每年副业平均收入近千元,而高级社每年只收入三四百元,减少近一半,引起了社员思想动荡。秋季分配中,各项政策宣传不够,工作进度迟缓,有的社也没有全面正确地体现党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作透明度不够。社员对自己的收入摸不到底,不仅投工少的有顾虑,就连投工多的也有顾虑;二是对五保户政策贯彻不全面;三是只讲“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但对劳力少、人口多的困难户照顾不够。四是有些生产费用过高,社员负担不起引起退社。另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不妥当。如:男女劳力同工不同酬,增加了无男劳力困难户的困难;个别社干部领导作风不民主,工作简单化,不发挥社委会的集体领导作用,个人说了算,不体贴社员的实际困难,对社员的一些合理化建议不但不认真研究,反而认为社员与其为难,而打击讽刺提意见的社员,促使部分社员退社。

要求退社的现象虽不是普遍的,但也不是个别的,原因是复杂的。为了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认真冷静地解决这些问题,市委合作部(19556月成立,全称为中共淄博市委生产合作部)针对上述社员退社问题提出了解决意见:

一是要支持帮助合作社搞好生产。这是巩固合作社的关键。不仅要搞好农业生产,同时要搞好副业生产。当前应集中力量做好秋耕秋种,保证完成小麦播种任务,这不仅关系到巩固社员情绪,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明年全市小麦丰产问题,同时也只有真正增产,社员增加了实际收入,才能保证合作社的巩固。因此这不是个单纯的方法问题。要兼顾国家和社员的利益。各级党组织必须在搞好秋收秋种的同时,帮助合作社打好副业生产谱。秋种基本结束后,在总结评比秋季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冬季农副业生产运动。秋耕秋种尚未结束的社,应通过排时间、排农活、排劳力,制定出小段的播种计划,将劳力、农活、畜力、统一安排,普遍推行劳动定额、包工包产制度。条件较差的社,应实行“定农活、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的“四定”办法,从社到队一直定到每一个社员,通过此办法完成秋耕秋种。秋耕秋种大体结束的社,在搞好冬季生产的同时,大力开展冬季副业生产,不仅搞社与队的集体副业生产,而且要在不影响社内总的计划下尽量给社员一定的时间,帮助社员搞好家庭副业生产,坚决防止和纠正只准合作社搞集体副业生产,而不放手让社员个人搞副业生产的偏向,保证社员增加收入。

二是督促、帮助合作社迅速制定出分配方案。已定出来的迅速计算到户,通过公布分配方案,同时进一步加强分配原则和各项具体政策的宣传教育。在宣传教育中,要首先摸清社员的思想底,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思想,做到有的放矢地去进行教育,反对空洞说教、不联系社员实际思想的教育方法。通过宣传教育,叫社员知道全年农副业收入多少,怎样分配的(向国家交多少公粮,社里留多少,社员分配多少),社里扣留的东西作什么用,对五保户、困难户是怎么照顾的,对减少收入的户帮助分析原因,消除社员不必要的疑虑。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深入检查政策执行情况,特别是分配中的有关政策问题和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及时合理解决。

三是合理解决退社问题。对要求退社的和已经退社的农民,要通过小型座谈会或个别交谈的办法,摸清他们的思想底,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帮助教育,解决困难问题。对要求退社的社员,要尽最大努力,经教育后巩固下来。已经退社的经教育后,使其自觉的回到社里来。属于对政策不明而要求退社的要讲明政策;属于执行政策中有偏差,伤害了社员利益的,应迅速纠正过来;属于五保户或困难户应照顾未照顾的,应按政策做到适当照顾;属于干部强迫命令伤害了社员情绪的,启发社干部自觉进行检讨;属于减少收入的社员,应帮助分析原因,有些老中农地多人少,投工少减少收入,而影响生活者,除进行教育外,可预借部分口粮或预支部分工分,也可将其生产资料折价归公的多余部分(除股份基金以外的)提早归还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经过反复教育仍坚持退社的,可允许其退社,并允许带走其入社的土地,或者同等数量、质量的土地和乡社缴纳的股份基金。对退社的农民,要教育社干部和社员,注意对它们进行团结工作,帮助他们解决些困难问题,严格防止排斥、歧视等错误做法,造成政治不良影响。

在处理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地委注意从干部和群众两方面解决问题。对基层干部,首先是积极帮助他们认清问题,明确哪些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问题怎样解决,缺点怎样去纠正,提高他们的领导水平;另一方面,肯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应体谅他们的具体困难。办高级社没有经验,发生某些问题难免。对基层干部工作方法上存在的一般问题,主要通过耐心的思想教育,找原因想办法解决问题,争取群众谅解。对个别思想不纯,造成严重恶果,社员意见很大的,通过民主的方法予以改选或撤换,避免简单粗暴处理。对群众,主要是加强政治教育工作,采用多种多样的群众欢迎、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勤俭办社和社章教育,帮助社员树立正确观念和以社为家的思想。

19561029,中共山东省委批转了中共淄博市委合作部《关于淄川区张阳乡、洪山区西河镇合作社社员退社情况的检查报告》。主要精神是:目前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正在进行秋季分配,从分配过程中看出绝大多数合作社和社员情绪高涨,都增加了生产,增加了收入,使合作社基本得到了巩固。但仍有一小部分社员,由于减少收入和其他各种原因,造成情绪紧张,动荡不安。其中有的已经退社,有的正在酝酿或要求退社,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各级党委引起高度重视,通过秋季分配和生产整社认真加以处理,使合作社得到进一步巩固。在这方面,淄博市委合作部的《报告》很好,已经提供了初步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1957年底,高级社在全市农村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全市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高级社多数是在初级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有的是由互助组或个体农民直接组成的。高级社的发展一般是一村一社,也有的是数村(小村)一社或一村(大村)数社。如:19562月,以淄川区黄家铺乡唐忠义初级社为中心,联合5个村的初级社,办起了全市第一个高级社。高级社下设若干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的规模一般3050户,生产队下设生产小组,规模在1015户。

高级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入社农民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全部转为集体所有,其中土地是无代价的转归集体,耕畜和大型农具则按照当地正常价格作价转为集体。社员私有的生活资料和零星树木、家禽、小农具,以及经营家庭副业所需的工具等,仍归社员私有。在分配上,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分红,由社里将全年收入的实物(粮食、农副产品)和现金在缴纳国家税金、扣除当年消耗的生产费用、留下公积金和公益金后,余下的全部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按照社员当年实干工进行分配。高级社实行民主管理,最高领导机关是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并选出社长、副社长及会计、保管(现金出纳、物资保管)等专职管理干部。在经营管理上,高级社继续使用初级社生产计划管理、劳动定额管理、包工包产、财务管理等一些好的管理办法,并不断加强完善。一些建社早、基础好的高级社,初步实行了“三包一奖、四固定”的管理办法,即:高级社对生产队(组)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受罚;地片、劳力、牲畜、农具固定到队(组),由生产队(组)支配使用。高级社与初级社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取消了土地分红,社员的土地全部无偿地转归合作社集体所有,主要实行按劳分配。

二、淄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一个重要内容。改造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国家资本主义有多种具体形式。在工业方面有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中级形式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方面,有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低级形式的收购、代销,从国营批发按国营价格零售等;第二步是将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采取了“赎买政策”,即:国家以一定代价,用和平的办法,赎买的办法,达到改变所有制的目的。与此同时,对资方实职人员予以妥善安置,使他们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实行赎买政策而不是没收政策,可以减少阻力,可以避免和减少生产的破坏和损失,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自身的改造,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淄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

1、将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为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19491953年底)

早在1947年淄博解放后,我市即已开始这项工作。建国后,在《共同纲领》指导下,我市从实际出发,积极行动,通过一系列措施,区分情况,分类进行,全面加快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煤炭、医药、有色金属等领域的企业,普遍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把其生产和销售初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商业方面,则采取收购、代销等办法,使私人商业在国家总计划下经营,充分利用私人商业企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投机经营冲击国家计划的消极作用。通过这些初级的改造形式,开始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2、将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为公私合营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19541955年)

19541月,中央提出了《关于有步骤地将有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从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阶段。4月,我市开始了有计划的扩大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高级形式的改造。为了取得经验,首先在联合玻璃厂、慎昌铁工厂、华信化工厂先行试点。同时,在工商界和广大职工中广泛深入地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使他们明确政策,认清形势,走社会主义道路。半年后,试点工作完成,对如何搞好公私合营企业的清产定股、人事安排、经营管理、公私共事关系等,都有了具体的经验。818,中共淄博特委制定《关于10人以上适应工业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的方案(草案)》,指出:遵照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必须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其方针是:根据国家需要与可能,资本家自愿,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首先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经过各种形式,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对私营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采取先大型后小型,先现代工业后工场手工业的原则,在今后5年内逐步实行公私合营。为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做到:一、继续做好对私营工业的调查研究工作,继续进行总路线教育,切实注意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他们中的技术知识分子,逐步分化、瓦解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向党靠拢,为扩展公私合营创造条件。二、加强私营企业的政治工作,依靠党、团、工会组织深入开展政治教育,提高职工社会主义觉悟,发挥其监督作用。三、加强加工、订货和增产节药运动的工作,并通过这些工作对私营企业进行必要的与可能的改造;加强私营企业中的党、团、工会工作,尚未建立党团组织的私营企业应有计划地建党、团、工会工作,尚未建立党团组织私营企业应有计划地建党建团并培养训练干部。

按照淄博扩展公私合营的计划,19558月,市里统一调配六十多名干部进行公私合营工作。10月,经市政府批准,山头镇的同兴、丽华、大昌、恒丰、庆祥、德成、义德,五龙庄的福聚、日升、宝顺、同盛、荣盛、成顺、东升、泰顺等15家私人窑厂实行公私合营。到11月,联合玻璃厂、慎昌铁工厂、华信化工厂、华光电器厂等4家私营企业完成了公私合营工作;博山山头镇的同兴窑厂、恒丰窑厂、五龙村的同聚、三盛窑厂等25户私营企业,除3家单户合营外,其他22家在分别改组并厂的基础上成为7家,也实行了公私合营,连同早已合营的瑞成煤矿、大成电机厂、鼎丰窑厂、大有面粉厂等,到1955年底,已形成19家合营企业。这些先行一步的合营企业,基础较好,企业经理都是行动积极且有影响的人士。

3、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恰当的政治安排”。在对较大的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基础上,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步骤。19561915日,淄博市委召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王士超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山东省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及舒同在会议上的报告,市委统战部负责人传达了中共山东省委和市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规划方案(草案),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对全市前段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宣传教育情况及今后如何开展宣传工作发了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也对今后如何向私营工商业职工和私营者及其家属子女进行宣传教育,提出了具体计划。会议要求,各区及市直有关部门根据市委的部署,认真调查研究,掌握发展生产、提高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原则,做好全面规划,做好合营前的准备工作,划清“左”和右的思想界限,正确贯彻中央的方针和政策,防止简单从事和强迫命令,依靠和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加快速度,在第一季度内完成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市政府召开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代表大会,宣布批准棉布、茶叶、百货等10个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申请。

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下,淄博市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工作迅猛发展。118,淄博市委召开有1300余人参加的市直各企业、各机关干部会议。市委副书记王士超作了淄博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是全市当前各项工作的中心,各个部门都要围绕这一中心去工作。19日,市政府邀请全市工商业代表300余人召开座谈会,研究加速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为加速完成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做好合营工作,会后,市直各级机关及各区委迅速抽调700名左右的干部,组成窑业、机械、化工、矿产、纺织、福利、蔬菜、食品、综合等8个行业委员会,投入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21日,私营工商业者纷纷申请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博山、张店、周村区的个体手工业者也纷纷要求全行业合作化,申请的有3927人,占个体手工业者的76.2%。经市政府批准,博山区的棉布、陶瓷等10个行业,张店区的棉布、茶叶,周村区的百货、糕点等6个行业,还有全市木材加工、棉织、丝织、煤矿等28个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博山区的马车、自行车、钟表修理和皮革等12个行业也被批准实行合作化。到22日,全市48个综合行业(工业22个、398户,商业26个、741户)已先后全部批准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全市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任务。23日下午,淄博市各界人民2.5万余人在博山人民广场举行了庆祝大会。其他各区也都举行了庆祝大会和联欢会。《淄博工人报》发表了题为《再接再厉,继续前进》的社论。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事涉所有制变更和人员安置,政策性非常强。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许多工作一点不能马虎。

1)清产核资。不论是单户合营企业,还是改造高潮时期的全行业合营企业,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清产核资。为搞好此项工作,由公私双方和职工代表组成清算委员会或小组,负责对企业的实有财产进行估价(包括:固定、流动、递延、及其它资产,如公积金、公债等),并清理债权、债务,确定产额。实行单户合营的企业,经清产核资估价后,确定公司双方的股份,并制定企业经营管理和盈余分配事项处理的章则。改造高潮时期,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厂店,只将资产核定估价,不须确定公司股份,由原来在合营企业实行的“四马分肥”盈余分配办法,改为全国统一的年息五厘的定息制。原来已实行“四马分肥”的合营企业,也在私方自愿的前提下改为实行定息。当时淄博实行全行业公司合营的工商企业总资产,经清产核资估价合计总额为3867263元。年息总额19.3万多元。有定息的工商业者为3596人,其中非实职股东1366人。

2)人员安置。关系到公私关系和资方人员的切身利益,是个重大的政策问题。对私方全部实职人员,国家的政策是:“包下来”,“量才使用”,做到各有其位、各得其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的要向上安排,有的在企业安排,绝大多数是在本企业安排。本着这个原则,在短期内,对7740多名实职人员,全部作了适当安排。其中工业方面:市级公司正、副经理6人,正、副厂长81人,科级(含车间主任)101人;商业方面:市级公司副经理1人,区店正、副经理48人,股长、门市部正、副经理281人。年事已高但有代表性的安排在本企业或公司董事会的有30多人,还有在企业挂名支薪的60多人。这些安排,有的是管理岗位,有的是荣誉职位。对原来就在生产岗位或是一般业务人员,人数约占90%的还是原地不动。

3)公私关系。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公方居主导地位,但要尊重私方代表行使职权。有的企业职工对合营后的变化及党的政策不够理解,不明白私方代表已是公职人员了,还对他们持原来看法。说什么:“这些资本家原本管着我们,现在还管。”“资本主义是他们,社会主义还是他们。”为此,公方代表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认真做好职工思想工作,解释政策,讲明原因,理顺工人情绪;另一方面又要善待私方人员,建立同志式的共事关系,不让私方坐“冷板凳”,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私方人员经营管理才能和技术专长,守职尽责,为企业尽力。对此,市县领导机关也做了大量工作,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并不断检查、了解公私关系上的有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各单位正确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4)建立专业公司,归口改造。为适应私营工商业、手工业改造任务的需要,淄博相继筹建起陶瓷、玻璃料器、化工电器、金属品制造、丝绸、食品工业、建筑材料、矿产等8个专业公司,除调配国家干部160多名外,还从企业中临时抽调部分人员及安排代表性人士,担负专业公司的工作。专业公司既要负责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改造,也负有安排生产和组织联合的责任。在改造高潮中,按行业归口承担了各自的任务,并有计划地抓了企业改组,解决了先进带落后,大厂带小厂及淘汰户的人员安排问题,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如:博山陶瓷业比较集中的山头镇,圆窑林立,作坊遍布,但有20名以上职工的厂家,为数不多。1955年上半年,批准同兴窑厂等3家公私合营,下半年又将刚合营的大昌、恒丰两家窑厂同前3家组并成为1个厂,定名“山头窑厂”,公方代表高明远,私方副厂长张惠曾、张志远、蒋正堂。并厂中,有关问题处理得当,起到了并厂范例的作用。不久,在改造高潮时期,全镇凡有圆窑1座(有的2座)、牛拉石碾、手轮成型的几家窑厂,全部实行了公司改组。事实上,并联改组是贯穿于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后的,合营前的并联,为合营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合营后的改组并厂,又是以前并联的发展和完善。全行业合营,更有利于生产的组织和设备的改善。实践表明,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使企业内部关系变化,生产力解放,经济效益增长,企业发展等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原全国最大的陶瓷厂—博山陶瓷厂,其前身就是山头窑厂(1966年定息终止,转为国营,并将处在山头的其它窑厂,全部并进)。山头窑厂的改造和发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全过程,很有代表性。

5)资方人员的改造。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与人的改造结合起来,通过工作、劳动和学习,把资方人员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私营企业的改造用和平的方法、对人的改造也要用和平的方法、统一战线的方法。企业改制以后,资方人员面临着一个改造世界观以适应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迫切问题。在这方面,淄博市的领导机关、主管部门和所在企业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主要抓了两件事:(一)加强学习实践,改造世界观。主要是以政治思想教育为统帅,以劳动和实际为基础,以企业和工作岗位为基地,通过学习和工作实践,督促资方人员转变思想,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当时提出学习和改造要坚持“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方针和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的方式:一是办学习班、讲习班,市、区工商联每年都举办几期;二是同职工相结合,在企业岗位的经常学习;三是业余学习;四是开座谈会,学习和讨论形势、任务、时事政策等;五是组织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交流学习经验;六是同样参加企业职工竞赛活动,评比先进,有的还被选出席省、市群英大会。这样,在学习中提高,工作中表现,实践中扎根,取得很好的效果。此外,对他们中的进步和骨干分子分批(合计200多人)送进市政治学校学习,这对工商业者的自我教育改造,也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这种自愿的学习和改造方式,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工商业者的欢迎。他们说:一学、二议、三提高,自我改造效果好。(二)在政治上关心和信任,努力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全市工商界人士中先后被选为省、市、区人民代表和被安排为省、市、区政协委员的共有200多人,还有的安排了政府和人民群众团体的实职或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经常性的工作做得也很好,不少企业单位的党组织,不仅经常和他们协商共事,而且还经常和他们促膝谈心。所有这些,对于贯彻政策、调整关系、密切联系、沟通思想、合作共事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淄博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发展顺利,成效显著。但由于全行业公私合营来势很猛,发展很快,有些工作做得不细不深,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些界限没有划清,个别企业应合营的走上了合作,还有应归合作的带进了合营,遗留了一些问题。除此之外,还有资本家与小业主、剥削者和劳动者的界限问题。当时只强调了“三不动” 的原则,就出现了所有私股不论资额多少,都成了有定息的人,被称为“私方”,甚至年息不足一包烟钱,也呼之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再如对工商业者组织学习改造世界观是必要的,但有时搞得比较紧张,要求过急,有些单位搞人人过关,存在“左”的影响。这些问题,有的随时发现随时纠正了,有的直到1979年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统战部《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等有关文件,才逐步得到妥善解决和处理。

三、淄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淄博以陶瓷、玻璃料器、丝绸、铜响乐器以及铁木等行业而著名,手工业历史悠久。新中国建立后,淄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重点试办合作社,恢复手工业经济1949.101952.12

解放初期,我市手工业由于刚刚摆脱连年战乱,生产异常困难。在此情况下,国家采取贷款、加工订货和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措施,帮助手工业恢复了生产。与此同时,结合恢复生产,通过组织失业工人生产自救,我市着手试办合作组织。合作社一建立,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许多个体手工业户也相继要求组织起来。政府通过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和协助解决供销上的困难入手,帮助个体户进行组织,并扶持已经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积累资金,购置厂房设备,从分散生产到集中生产,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19516月,全国合作社手工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工作重点放在中小城镇和农村独立小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上;生产合作社要努力做到统一产品规格,统一原料标准,统一供销服务,统一计算盈亏,统一计件工资标准。会议确定了手工业从个体到集体、从手工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由小生产到大生产的发展方向,颁布了《手工业合作社章程草案》。

《草案》的发布进一步推动了我市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195111月,中共淄博地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对手工业领导的指示》,指出:淄博地区手工业主要有炉窑、丝棉、钢铁、榨油、烧灰、烧硫磺等数十种,产量约占全专区工业总值的30%左右,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及海外,供不应求。但由于技术、质量与规格方面改进慢,影响了其发展。各区县必须加强对手工业的领导,将其列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指定专人负责,专门加以研究。一要召开手工业座谈会,进行手工业前途教育,研究入户改进技术,改善经营以及解决当前问题。二要在各种手工业中适当进行民主改革,彻底执行《工会法》,反对封建把头制度与各种封建压榨。三要组织联营与生产合作社,克服资金不足的困难,减低成本,消除产销不平衡的现象。四要加强行政管理与具体指导,严格执行开业歇业批准手续。五要进行加工定货和贷款扶持。六要改进工资制度。七要奖励创造发明。会议还决定,在党外组织手工业生产管理委员会,指导开展工作。到1952年底,我市已有手工业合作社12个,社员946人。

(二)民主办社,稳步前进19531955.12

1953年起,随着全工矿区学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热潮的兴起,我市的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开始进入稳步发展阶段。19541月,淄博特委召开全工矿区手工业代表会议,通过了5项决议,要求积极学习和宣传总路线、总任务,自觉地实现国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开展节约运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减低售价,适应城乡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及服务工矿建设的需要;把广大手工业者逐步组织起来,积极自觉的走合作化道路,改变分散、贫穷落后的状态;正确处理劳资、雇佣、师徒三者之间的关系。根据会议精神,随后,全市开展了手工业行业的互助合作运动,通过供销小组、供销生产社、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发展起来,使我市的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阶段。到1954年底,我市的手工业合作社(组)达到了130个,比1952年增加了6倍多,拥有6512名社员,占整个从业人员的36%以上。

19551月,市委召开手工业工作会议,传达了全国和全省1954年手工业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必须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加强对现有社、组的整理巩固工作,做好手工业主要行业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做好产、供、销的排队工作;在组织发展中必须掌握自愿的原则,做到“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认真贯彻互利政策;要建立健全手工业组织机构。在这个时期,对一部分没有组织起来的个体手工业户,在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方面也给予了适当的照顾。同时,对已经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开展了民主办社和增产节约运动,帮助他们进一步巩固提高。

195512月,淄博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筹备委员会召开全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38人,列席代表17人。市联社筹委会对1955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认为:全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在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需要及国家出口服务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会议讨论通过了《淄博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规划方案》(草案)和《淄博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选出了市联社理事会、监事会,正式成立了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并选出了出席省手工业联社代表大会的代表,批准150个社、组为市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的社员单位。截止年底,已组织起来的社、组170个,共有社、组员8932人,占从业人员的47%。

(三)全面合作化,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6.11956.12

经过重点试办和稳步发展两个阶段后,手工业全面合作化的条件已经成熟。1956年初,我市手工业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迅速形成了全面合作化的高潮。126,《淄博工人日报》报道:淄博市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于25日前全部完成。被批准按行业组织起来的个体手工业者达7428人,连同过去组织起来的共有1.7万余人。为了加强领导,及时做好扩社、建社的准备工作和生产安排,各区都按行业分别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或小组。417,淄博市委制定《关于在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健全党支部与配备党务干部的意见》,要求在400人以上的厂、社配备专职党群干部4人,即正、副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在100人以上400人以下的厂、社配备党群干部13人;在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厂、社配备专职党支部书记1人。截至1956年底统计,全市手工业组织已经组织起来的社、组193处,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占从业人员的93%以上。

淄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改革了落后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实行合作化以后,生产集中、资金集中、劳力集中,可以更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充分发挥生产潜力;社员之间也由互助合作代替了过去的相互竞争,相处更加和谐;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生产改革和技术交流,更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在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以后,生产可以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统一安排,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全市手工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合作化的发展,使积累迅速壮大,大大加快了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步伐,逐步向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迈进。如驻在城区的铁业部都安装了各种旋床、刨床、钻床、电锤等,丝棉织业先后安装了200余台电力机,木业也安装了电锯,琉璃业安装了“磨光”工序的电力机。各个行业除增添了许多机械化的新设备外,并采用土法制造了许多半机械化的土机器,对促进手工业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淄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手工业者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社员们开始享受各种福利待遇,一般疾病的公费医疗,生活困难的补助,病假、产假的工资补贴,以及对伤残疾的照顾等,各社还普遍建立了业余文化学校。

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一是对手工业产品的特点重视不够,片面追求“高、精、大”产品,忽视了“低、粗、小”的大众化产品的生产,造成市场上个别小商品供应不足的困难。二是1956年受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对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过多的实行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因此造成了一部分手工业产品的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共淄博各级组织领导全市人民经过了7年的努力,到1956年基本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建立了淄博国民经济的主体——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奠定了淄博现代工业的基础。

 

 

 

 

 

 

 

 

 

 

 

 

 

 

 

 

 

中共八大精神在淄博的贯彻

 

孙长年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中国建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它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八大的基本精神

1956915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100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

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召开后,党在经济领域按照八大精神,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在工业领域,开始允许个体经济发展。1956年下半年,解放后一度消亡的自由市场再度活跃起来,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场”的较大的个体户手工业和手工工场。195612,毛泽东进一步提出, “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认为“地下工场”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要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精神的贯彻,是八大确定的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经济政策的新发展。在农业领域,开始调整农村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此外,后来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中央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部分管理权力。

二、八大精神的传达和学习

1956102025日,中共淄博市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八大精神。会上,我市出席党的八大的代表、市委第一书记王士超作报告,传达了会议的主要精神,市委国营工业部长于福泉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企业领导制度的决定(草案)》及李雪峰同志的报告。会议对如何认真组织八大文件的学习和宣传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强调,学习和贯彻八大的各项决议是我市各级党组织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重要任务,要认真地向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系统学习和传达,并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宣传,使大会精神能为全体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所了解,使之成为提高政治水平,改进领导,转变作风,进一步促进党员群众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巨大动力。

会议根据八大精神,对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内民主生活、转变作风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认为,近年来,市委在中央、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许多工作,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仍然存在着某些不利于团结的消极因素。因此,应根据八大会议精神,采取措施,逐步地、积极地消除党内民主生活上的不正常情况,使党的团结进一步加强。会议就加强党的领导问题,特别是企业领导制度问题作了研究,一致拥护并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在企业中实行党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坚决否定一长制,同时对我市如何保证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的落实,提出了具体措施。

会议以八大精神为指导对工农业生产进行了统一安排。在工业生产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开展争创先进生产者运动,保证全面超额完成当年的国家计划;在农业生产及郊区工作方面,主要是贯彻以农业、副业生产和整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同时努力做好11月的选举工作。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对中共八大会议文件的学习和宣传工作。会后,各单位积极进行了八大文件和会议精神的学习和宣传工作。

119,市委发出《关于厂矿党委、区委及直属单位、直属机关学习贯彻“八大”文件的指示》,对学习贯彻八大精神进行了进一步部署。要求市委各部委、各党组(支部),在今后3个月内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改进领导,转变作风,更好地发挥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学习,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清除不利于党的团结的因素,把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改进领导作风,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正确的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111014日,市委召开全市农村干部会议,检查全市农村落实党的八大会议精神情况。会议确定冬季全市的农村工作应以八大精神为指导,努力做好生产、整社工作,通过生产、整社,进一步做好秋季分配、粮食征购、乡选、扫盲和兵役等各项工作。在生产方面,既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又不能忽视副业生产及发展多种经营。

1130121,市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迅速把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向全党进行传达,在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中进行增产节约、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在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中,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弘扬艰苦朴素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否定“一长制”;健全党的生活,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增强党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三、贯彻落实八大精神的措施

(一)改进领导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1957126,淄博市委从机关抽调了150名干部组成两个慰问团,由市委、市人委主要负责人率领,在春节前后分赴厂矿、农村、街道,协助各区、各厂矿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弘扬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1957619,市委做出了《关于各部委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试行规定》,要求机关领导干部参加劳动,原则上除老、弱、病、残外,都应参加。市委各部委的正副部长、书记以上干部共46人组成1个劳动大队,王士超任队长,下设5个小组,在博山附近设若干固定劳动场所,定期参加辅助性体力劳动,1月劳动两次,每次劳动不少于4小时,全年劳动时间不少于12天。

(二)精简机构人员,转变机关作风

根据中央及省委的指示精神,19574月,市委成立整编委员会,做出了《关于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工矿企业整编机构下放干部的指示(草案)》和《关于整编机构下放干部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掀起了一个以整编下放干部、转变机关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改高潮。此次下放工作,全市共撤销、合并市委工作部门6个,市级公司10个,处、科室、股275个,车间和工区49个,整编出总人数5156人,其中下放基层846人,直接回到生产第一线3678人。

(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956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1130,中共淄博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市委第一书记王士超传达了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研究贯彻措施。同年12月,淄博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市委指示精神,研究确定了全市1957年的中心任务:贯彻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全面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1月,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党的八大召开以来的工作,提出1957年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用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克服困难,争取全面超额完成本年计划,积极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工作。一是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教育;二是树立全面的增产节约思想;三是深入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四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72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1957年开展增资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提出调整1957年的建设规模和速度,大量节减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合理地调整现有的机构和人员,调整完善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彻底消灭铺张浪费现象,尽最大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573月,市委制定了《1957年工作纲要(草案)》。主要内容是:工业生产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开展劳动竞赛,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生产,节约材料,降低成本,保证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争取本年生产总值较1956年提高30%左右;农业生产要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在以增产粮食为主的前提下,全面发展农副业生产,相应地发展林业、牧业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保证增加社员收入;通过各种措施,保证全年增产粮食13283万公斤,使农副业总产值达到4000万元左右,比1956年增加10%以上,并完成增养10万头毛猪计划;切实改进商业贸易工作;机关、学校及其他事业单位要精打细算,节约成本,本年财政费用较去年减少20%左右,并争取每人每月节约半公斤粮食。19574月,为进一步开展好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的增产节约运动,市委召开了提高地方工业产品质量座谈会。市委第一书记王士超对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产品质量提出5点要求:一是提高领导认识,解决思想问题,树立全面观点,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的增产节约运动,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保证各项计划指标的完成;二是加强生产技术管理及科学研究工作,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检验制度;三是认真总结推广提高产品质量的先进经验;四是加强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思想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五是加强党的领导。

由于正确贯彻党的八大会议精神,特别是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7年,全市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社会总产值实现5.1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6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3.38亿元,农业总产值1.2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2.8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8308万元。均比1956年有较大增长。

19569月中共八大召开,党的工作中心实现向发展生产力方面转移,到19574月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里,市委领导全市人民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八大会议精神,在整顿组织、转变机关作风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绩,充分证明了党的八大路线的正确性,也为以后淄博工农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不幸的是,从整风运动开始,党的工作中心开始左转,一直到“文革”发展到极“左”,为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淄博重化工业的形成和发展

 

  

 

我市是全国闻名的重化工业基地,石化、煤炭、铝、耐火材料、电机电器等行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在共和国发展史上,曾经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市重化工产业结构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形成和发展于六七十年代,是诸多历史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回顾研究我市重化工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对我们更好地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规划,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我市具有优越的地理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

我市成为国家主要的重化工业基地,可以说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内因是我市相对优越的地理资源条件和比较雄厚的传统工业基础。首先是地处交通要道。我市东接青岛、潍坊,西连省会济南,南依沂蒙山区,北临华北平原,是沟通华北平原、中原地区和胶东半岛的咽喉;辖区内胶济和辛泰、张东铁路交叉贯穿全市,公路四通八达,是我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二是矿产资源丰富。山东境内发现的109种矿产中,我市境内就有52种,煤、铁、铝、耐火粘土、陶土、石英砂、石灰石等矿种储量大、分布广、品位高,均全省前列。其中,铝钒土储量占全省的90%,耐火粘土储量占全省的45.9%,铁矿富矿储量占25%,煤炭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直是全省的主要产地。我市矿产资源的另一个优点是组合好,铁矿、石灰石、铝土、耐火粘土矿、煤等共生,为发展炼铝、钢铁等重工业奠定了资源基础。三是中部富水条件较好。特别是大武水源地(含南仇、辛店、大武3处富水段),总面积50平方公里,属省内少见大型水源地。这也是后来齐鲁石化公司选址我市的重要因素。四是工业基础较好。据考证,我市炼铁业起源于春秋战国,齐国炼铁业在诸侯国中领先,西汉中期已是全国重要炼铁基地之一;琉璃业到元代便形成一定规模,清末民初博山花球、内画壶等产品远销欧美和南洋;煤炭业始于唐朝末期,明清时期广泛用于陶瓷、冶金等行业。我市还是国内发电较早的地区之一,1909年建立洪山电厂,30年代中期发电量就达12450千瓦,居全省首位。这些优越的条件为我市后来发展重化工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一五”、“二五”期间煤炭、冶金、机械等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建国初期,国家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我市重化工业基地迅速形成的外因。基于我市优越的基础条件,“一五”、“二五”期间国家对我市煤炭、冶金、机械等行业重点投入,建设了一批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我市重化工业的框架结构。                                    

1、“一五”时期

这一时期国家对我市投资倾斜相对最大,先后投资数千万元,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一批老工业企业,整合了分散的私营工业,建设了一批骨干企业,构建起我市重化工业的雏形。

煤炭工业:煤炭是建国初期我市最具优势的产业,得到了国家的特别重视。1949年11月,建国后不到两个月,国家即派首批来华援助的苏联工业专家尤金等来帮助淄博恢复工矿生产。1953年2月,中央燃料工业部将洪山、西河、新博煤矿合并,成立了淄博矿务局。该局矿区横跨淄博、济南、济宁三市,总面积达600多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国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将我市几乎所有地方国营、公私合营、私营煤矿相继改为国营,归属淄博矿务局管辖。随后,国家加大对矿区的投入,先后恢复建设了利大(后称夏庄矿一立井)、龙泉矿井,改(扩)建了黑山一立井、夏庄矿二立井(原瑞成矿)、双山矿(原华东矿)主斜井,增加年生产能力114万吨。1957年,全矿区(局)共有8矿14对生产井口,年设计能力370万吨,年产煤375万吨,占全省煤炭产量的60.7%。                     

冶金工业:基于我市铝土、煤资源的良好组合,1954年国家在我市投资建设了全国第一个大型氧化铝生产基地——501厂一期工程,中共中央办公厅代表党中央、毛泽东特来信祝贺;1954年,中央重工业部上收山东窑业厂并改名为山东耐火材料厂,并投资对工厂进行改扩建,当年年产量达1.5万吨;1956年,重工业部投资400万元对山东耐火材料厂再次进行改扩工程,1957年,山东耐火材料厂已形成年产能力4万吨。其间,国家还在我市新建了张店钢铁厂、山东铝厂(电解铝厂)、山东王村耐火材料厂等一批骨干冶金企业。

机械工业:1949—1952年,国家投资200多万元帮助我市机械工业恢复生产;1953—1957年,国家投资近千万元新建企业7个,包括淄博潜水电泵厂、淄博真空设备厂、博山锻压厂、中国第四砂轮厂等,扩建和改建企业19个,包括博山水泵厂等。我市机械工业骨干企业群基本都是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

电力工业:1953年恢复了山东铝厂发电所,并筹建南定电热厂,1956年开工建设。

一五期间,国家共在我市投资2.28亿元,其中工业投资占95.6%,建成市属以上企业78个,1957年全市工业产值升至3.23亿元,五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0.90%。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9.5%上升到70%,轻重工业的比例由1952年的57:43变为30:70,主要行业所占比重分别为:煤炭26.4%、冶金20%、机械7.6%、纺织10%、建材9%,我市初步发展成为以能源和冶金工业为主体的新型重工业城市。 

2、“二五”时期   

二五和调整时期,我市跟全国一样经历了1958—1960年的大跃进和1960—1962年的压缩和调整,工业在起伏中前进。

煤炭工业:“大跃进”期间,国家先后投资新建岭子矿一号井、双沟矿井,恢复建设石谷矿井、寨里矿北斜井、车六井、西河矿大岭井、新博矿周家台井、黑山矿二井、双山矿新一井、岭子矿宝山井,与此同时,地方“遍地开花”大办小煤窑,1960年淄博煤矿年统配煤矿有10矿20对生产井口,产煤800.7万吨,地方煤矿产煤107万吨,共计908万吨,创淄博煤矿历史最高产量。但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当时片面追求产量,生产基础受到很大损害,生产很快难以维持高产量,六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全市煤炭产量逐步下降,基本维持在600万吨左右。

钢铁工业:1958—1960年的三年间,我市对冶金工业大倾斜,投入达1.5亿元,占同期全部工业投资的43.17%。1960年冶金工业产值2.15亿元,比1957年增长2.5倍,形成以金岭铁矿和黑旺铁矿为支柱的黑色金属采掘工业和以铝工业为主的有色金属冶炼业。由于钢铁工业冒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进入60年代全国开始工业结构调整,直到1966年冶金工业才基本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

化学医药工业:期间,国家先后投资3541万元重点研制生产了化学医药、化学农药。山东新华制药厂相继建成咖啡因、阿斯匹林、安乃近等原料药和相应的化工原料中间体醋酸、醋酐、吡唑酮等车间,成为国内原料生产配套的解热镇痛药生产基地;张店农药厂建成万吨烧碱、千吨乐果,并先后试制近30种产品。此外,新建了张店化工厂等一些新厂。1965年全市化学医药工业总产值达5958万元,为1957年的3.4倍。

机械工业:研制生产了单晶刚玉砂轮、铬刚玉、牵引电机、水泵等一批新产品;博山电器制修厂、淄博电焊条厂、张店蓄电池厂的产品被列入国家计划;博山水泵厂生产的工业泵荣获国家金质奖,其产值占全国水泵行业总产值的15%以上;淄博真空设备厂研制并生产的真空泵,是全省独家产品。这一时期,机械工业呈加速发展态势。

1958—1965年八年间,全市工业投资总额达5.1亿元,主要投向冶金、电力、煤炭、电力工业,其中冶金占总投资额的47%,电力占12%,煤炭占21%,三者共占总投资额的80%。

三、“文革”时期石油化工业异军突起

“文革”前期,我市工业企业受冲击,生产下降,但后期多数行业还是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国家在我市投资兴建了齐鲁石化公司,使我市石化工业异军突起,最终形成了我市重化工业的完整框架。

基于我市优越的客观条件,1966年国家决定在我市投巨资兴建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齐鲁石油化学工业公司。从1968年原油加工项目开工到1976年催化剂项目建成,前后共建成9个企业,1976年年产值达10亿元。与此同时,我市化工业也借势加快发展,相继建立了淄博化肥厂、昆仑化肥厂等一批化肥生产企业,新建了淄博化工机械厂、淄博人民制药厂、淄博石油化工厂、张店东风化工厂和化工研究所,我市石油化学医药工业发展成为以石油化工为主体、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

煤炭工业:“文革”初期由于生产受冲击,1969年统配煤矿产量由1966年的436.5万吨降为319万吨;后期煤炭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国家先后投资近千万元对西河煤矿奎山井、岭子矿一井、埠村矿三井进行了延深改造,恢复建设了宝山井、北大井,续建了双沟井,地方小煤井进行了全面整顿。“文革”末期,全市煤炭产量基本维持在800万吨左右。

电力工业:因新增胜利石化总厂、淄博铝厂等用电大户,电力工业加快发展。1966年3月水利电力部投资6750万元建设白杨河发电厂,1973年建设了辛店发电厂,1976年,全市发电量达到38.76亿度,最大负荷增长到379000千瓦。

此间,冶金工业、机械行业也有一定发展。

这十年间,我市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95%;工业总产值中,石油化学工业占44.92%,机械工业占13.26%,冶金工业占10.31%,电子工业占9.28%;轻重工业的比重由1965年的35:65变为1976年的17:83,重化工结构特征进一步突出。

“文革以后,煤炭工业受资源枯竭的影响,产量开始下降,后靠深入挖潜,产量基本维持在700—800万吨;石化工业依托齐鲁石油化工公司30万吨乙烯工程有新的发展,1985年完成产值21.1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5%,其中原油加工量居全国第二位;冶金工业稳步前进,1985年实现总产值4.52亿元,占全省冶金工业总产值的1/3;电力工业1985年发电总装机容量91万千瓦,占山东电力系统的23%;电机电器工业成为全国四大基地之一,产值和利税总额均占全省60%以上。1985年,我市工业产值、利税在全省总量第二、人均第一,创造了新的辉煌,使我市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重化工业基地。

 

 

 

 

 

 

 

 

 

 

 

 

 

 

 

 

 

 

 

 

 

 

 

 

 

 

 

 

 

 

 

 

 

 

淄博镇村(社队)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我市的镇村(社队)企业萌生于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是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及队办“五小”工业的基础上产生的,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归结为:产生于50年代,受挫于60年代,复苏于70年代,崛起于80年代,几乎与共和国命运同起伏。从某种意义上讲,镇村(社队)工业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国民经济发展史的缩影。

一、50年代后期蓬勃兴起

1948年淄博全境解放后,我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不断有新的发展。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我市进行了重点投入,山东铝厂、新华制药厂、南定热电厂等一批骨干项目相继建成投产,使我市国民经济更上一层楼。到195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3.39亿元,比1949年增长3倍多,平均每年增长21.2%,农业总产值达到12561万元,比1949年增长32.9%,全市经济建设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

工业的快速崛起,使我市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新兴工业基地,国营经济发展势头愈加强劲。但由于我国是城乡区分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投资只集中在城区和近郊区,我市工业经济的红火局面也只集中在城市和近郊,广大乡村的发展很有限。国家大规模投资不但没有解决我市农村的发展问题,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别。

我市镇村(社队)企业萌生的契机出现在“大跃进”前期。其内因主要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城市国营工业的迅速发展,激活了广大农民发展工业经济的欲望和动机。另外,由于我市特有的组群式结构,城乡交错,城市工业企业的工人很多来自农村,城市工业的发展对农村的影响特别大,也为社队企业进行了必要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尽管如此,但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金、人才及技术,50年代初中期的我市农村尚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真正的机遇出现在50年代后期。具体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大批工厂职工家属返乡。随着50年代初中期国营工业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民进入工厂成为工人,进而大批家属进入城市。全市机关、厂矿、企业单位职工家属流入城市的数量,由1952年的2070户、4466人,迅速增加到1956年的1.37万户、4.44万人,城镇人口的迅速增加给城市消费及住房、交通等方面造成极大困难,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为此,中央先后召开了成都会议和武汉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决定动员部分职工家属回乡参加生产。市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于19581月制定了《关于动员职工家属还乡参加生产的意见》,动员一大批职工家属返回农村,为发展镇村(社队)工业输送必要的人才。

二是实行了“厂社挂钩”政策。为解决职工家属回乡工作问题,根据他们的特长,市委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支持社队发展社队工业。19585月市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根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和省委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制定了《淄博市关于中央企业支持地方企业、大厂协助小厂全面发展地方工业的试行规定(草案)》、《淄博市关于工商协作的试行规定(草案)》、《淄博市关于工业体制和发展地方工业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城市(镇)支援郊区的试行规定(草案)》,国营大企业有组织、有计划地下乡帮助镇村(社队)发展工业,加上大批回乡职工家属的参与,大批社队企业因此应运而生。

三是开展工业支持农业运动。1958年,中央提出了加速农业技术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的目标。为落实中央指示,进一步促进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195912月,市委作出了《关于工业支援农业的决议》,提出要根据中央对农业实现“四化”的要求,以争取全市郊区196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化肥化和部分社队电气化等为重点,积极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工业,加速建设小型钢铁企业,认真贯彻“土洋并举,自力更生”的方针,大力发展基本化学工业。为抓好工作落实,进一步要求加强城乡协作,各厂矿企业积极从技术力量和设备材料等方面支援县社工业;各区委、厂矿党委建立工业支援农业领导小组,确定专人负责,并迅速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19603月,市委在博山召开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誓师大会,各县、市和市属各区的工业部长,各厂矿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各公社党委书记及工人、社员代表等共1000余人参加。会议要求所有国营工业企业都要实行厂社挂钩,对农村和农业尽一切可能给予物资和技术上的支援。会上,351个厂矿和公社挂了钩,初步制定了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规划,通过了《淄博专区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誓师大会决议》。7月,地委又在博山召开了第三次工业支援农业会议,进一步推动了这项活动的开展。19581959年,全市各厂矿企业除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农业发展外,还帮助农村建设和发展了612个小化工厂、农机厂、食品厂、小煤矿、小铁厂等,帮助社队企业开发了630多种新产品,社队工业发展进入第一个鼎盛期。

四是成立了专门领导机构。为了加强对社队工业的领导,迅速使乡、社工业遍地开花,以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19587月,市委、市人委决定成立乡社工业领导小组,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五是公社化运动加速了社队工业发展。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于钢铁大跃进的需要,全市掀起了社队办工业的群众运动,每个公社和相当部分生产大队,都兴办了一批企业。同时,原属于工业联社管理的一批在农村的手工业企业和一部分农具制修业,也划给人民公社,成为社队企业。这一阶段的兴办社队企业几乎与厂社挂钩同时进行。社队企业开始是以小炼铁、小焦炭为主,后来主要是农机修理、中小农具生产等自我服务的工业和部分农副产品加工业。

社队工业的产生,可以说,国家需要是主因,“厂社挂钩”是关键。我市是组群式结构,城乡交错,城市人口分散在博山、淄川、张店、周村、临淄五个城区和辛店、南定、王村、洪山、八陡、昆仑等几个中心城镇,最大的博山城区人口也不过十六七万人,城区之间是广大农村,具有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特点。由此,大部分城市国营工业企业都靠近农村,工农关系非常密切,很多企业职工的家属直接来自农村生产队。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副食品供应远远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工人的生活必需品需要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农民缺乏资金、技术,农村人力资源远远得不到有效利用。因此,实行“厂社挂钩”,工农互助,使工人获实惠,农村得发展,是一件合乎实际、互利双赢的民心政策。

由于社队企业是在人民公社的大环境下,借助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而且时间仓促,所以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一些地方平调集体和社员个人的财产、劳力,挫伤了部分基础较好的社队和群众的积极性;二是一哄而起,盲目发展,不少不具备条件的社队也硬性开矿建厂,结果质次价高,造成很大浪费;三是相当部分社队企业完全靠农民经营,不懂管理和技术,很快垮掉了。尽管如此,从整体上讲,其功绩还是不可否认的:一是安置了大批城市返乡职工和家属。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社队企业用工约2.6万人,其中多数是回乡职工家属;二是社队企业生产的产品除了给国营经济配套外,相当部分小企业生产的轻工产品特别是副食品,弥补了由于国有工业以“重”为主造成的消费品短缺的市场“真空”,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三是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开辟了新路。

短短3年时间,我市社队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1959年,全市农村工矿企业达1200余家,工副业总产值超过3200万元。

二、60年代进入低谷

进入60年代以后,“大跃进”后果逐步显露,加上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当时社队工业仓促上马,有诸多先天不足,加之绝大部分是小企业,存在规模小、质量差、消耗高、效率低的问题,自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1961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首先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尤其是对农村社队企业进行调整。主要措施:一是划定了公社工业经营的范围,对当时农村公社工业必须要办好的行业、视条件办的行业和坚决不办的行业作了具体规定,同时强调农村工业只能量力而行,要暂时办得小一点。于是一大批不合规定的企业纷纷下马;二是清理压缩非农业劳动力,提出“要切实整顿县社工业,精简人员”,由此大批企业人员返回了农业,社队企业劳动力压缩到最低程度。

19628月,市委精简领导小组制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调整精简方案》,本着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在调整的基础上求得恢复和发展的原则,对全市手工业进行了进一步调整:一是对同社会需要相适应的行业和企业进行再整顿;二是对社会需要、但生产能力不足或质量好、成本低的企业以及传统名牌产品尚未完全恢复的企业,适当充实加强,满足社会需要;三是对少数过去为大工业服务,但随着工业的调整而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或因为农副产品原料供应不足而停工的,或缩小规模、减少人员,或转产、停产维修、撤销;四是对修理服务业,调整网点,适当充实加强,使之更方便群众。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多数社队企业再次被调整,社队工业生产规模受到进一步压减。

19611965年,社队企业基本处于不断下滑状态,1965年全市农村副业总收入降低为2500余万元。

60年代中期,全市兴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为社队企业复兴创造了新的生存空间。1965年,中央重新强调发展社队企业,提出“公社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以适应知识青年下乡劳动的需要。1964717市委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并随即发出《关于组织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力下乡、回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各区也迅速成立相应的领导和办事机构。至年底,全市共动员下乡、回乡人员4886名(其中,下乡插队的单身青年865人,成户下乡的401户、2018人,回乡的601户、2003人)。1965年全市进一步掀起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下乡回乡的热潮,3000多名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由此,部分社队企业重新上马,并得到一定发展,社队工业重新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

但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极左路线把农村工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进行批判,再次起步的社队企业又遭受严重摧残,重又陷入凋零状态。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商品奇缺问题严重存在,加之工农产品剪刀差大,大批农民单靠农业难以摆脱贫困,一些条件较好的城市近郊社队工业,特别是一些与大企业以及农村、农业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重工业配套小产品工业还是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为七十年代社队工业再度崛起储存了力量。

三、70年代开始复苏

进入70年代,全国形势已经从“文革”初期的大动乱转为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开始逐步恢复。70年代初,在中央“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引下,全国掀起支农高潮,各行各业分别采取“厂社挂钩”、“以城带乡”等多种形式支援农村,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工业企业的支农活动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小型采矿业、建材业、农机修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再度发展起来,社队企业呈现出快速复兴的势头。1970年,全市社镇属工业企业有183个。1976年,全市副业总产值已达20701万元。

这次社队企业复兴的大背景是“文革”大乱后人心思定。经过“文革”初期混乱,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进入70年代以后,国家在物资供应、城市就业等方面都出现严重问题,群众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人们逐步认识到“文革”的危害,思想和行动开始回归正确轨道,发展经济再次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另一方面,50年代发展社队企业在提高农民收入、填补国有经济不足、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效果显著,国家和群众对此都有过深刻体验,国家特别是农民都有积极性。

197112月,市革委召开全市群众办工业会议,总结了全市群众办工业的成绩和经验,听取了十几个单位的经验介绍,参观了群众办工业的产品展览和部分工厂,市委副书记高启云到会作了总结报告。为进一步巩固、提高和发展群众办工业,会议要求,社队企业要按照“小、土 、群”原则,坚持“四为”(为大工业服务,为农业服务,为市场服务,为国防和出口服务)、“三就”(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推销)方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充分利用“三废”(废气、废水、废渣)资源,大搞综合利用;加强对群众办工业的组织领导,使群众办工业有计划有领导地巩固、提高和发展。会后,全市迅速行动,50年代后期第一个高潮后,社队企业出现第二个高潮。据19723月统计,全市街道居民、职工家属、学校师生、农村公社新办各类小工厂共有560多处,有职工3万余人,年产值近亿元,生产各类产品近千种。

为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按照省委要求工业支持农业的精神,197512月,市委制定了《关于厂社挂钩支援农业的几点意见》。《意见》要求:一、各厂矿企业党委要反复学习和宣传中共山东省委批转淄博市委《关于全党动员,苦战五年,在我市普及大寨区的报告》,使党委认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重大意义;二、厂社挂钩,支援农业,要以区为单位统一安排;三、厂矿企业如何支援建设大寨区、社、队,要根据大寨县的6条标准,明确具体做法;四、市直有关部门、各区和厂矿企业要加强对厂社挂钩、支援农业的领导;五、挂钩的社队要认真学习大寨的经验,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发展农业,建设大寨式社队。这个《意见》虽然主要是针对农业,但各厂矿企业的优势和农民的兴趣,更多地是在发展企业上。在上级政策的支持下,社队企业迅猛发展起来。据统计,1978年全市的社队企业已发展到2100余处,70%以上的生产大队有工副业加工项目,工业总产值达到3.75万元,比1969年增长8.51倍,年均增长幅度超过35%,成为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当时,社队企业主要集中分布在城郊经济基础较好的社队,偏远山区多为空白;在行业上则以小农机业、小建材业、小化肥业、小煤炭业为主,辅以少量的机械、化工工业。1979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号召,同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党和国家的要求,我市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全市社队企业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阶段。

70年代,我市社队企业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普及程度,在全国全省都是少见的,这与我市特殊的组群式结构,工农结合更紧密、合作更容易有直接关系。实际上,自60年代以后,国家除了齐鲁石化外在我市投资建厂并不多,我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前的省、市、区县属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此时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上划形成的,真正由国家投资形成的并不太多。社队企业的发展直接提高了农民收入也带动了农业基础的加强。此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市平均每亩耕地的农机总动力水平和水浇地、旱涝保收地在耕地中所占的比重,在全省一直是最高的。

这一时期,社队企业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五六十年代的盲目性,开始逐步规范,走上与自身特点和优势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从布局上看,社队企业发展同全市工业密切结合:张店区以化工、建材、机械、煤炭为主,博山区以机械、采矿、冶炼、化工、建材、陶瓷、玻璃、木器为主,淄川区以建材、煤炭、果品加工为主,临淄区以塑料、化工、建材、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周村区以纺织丝绸制品、机械为主,桓台县以建筑业为主辅之以农副产品加工和其他工业。

四、80年代大发展

5070年代,全市社队企业仅有公社、大队两级集体企业。进入80年代,全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社队企业也迎来了真正的春天。由于80年代初农村普遍撤销了公社恢复了乡镇,社队企业也从此改称乡镇企业。

80年代中期,随着全市开展城乡经济“挂网联”活动,乡镇企业开始起飞。所谓“挂网联”,挂,就是城市大工业与农村挂钩,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网,就是在挂钩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城乡协作网;联,就是城乡间联合经营生产。城市大企业“老虎下山”、“狮子出笼”,寻找联合,扩大势力;乡镇企业则“猴子爬树”、“攀亲附贵”,找靠山,在联合中求生存,求发展。在“厂社挂钩”中,有的对口支援;有的国营大企业直接提供资金、科技、人员、物资帮助乡村办企业,建工厂;有的是产品扩散,城市大企业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放在社队企业,由大企业提供生产技术,包销产品;有的是零部件加工,城市大企业把主要产品的一些零部件让社队企业生产,为自己的产品配套;有的是联合经营,社队提供土地、人员、投资建厂,大企业提供原料、技术、包销产品;也有的是建立分厂,大企业作为总厂,而社队企业作为分厂或车间,由大企业统一管理经营;也有的是技术、销售服务等等。通过“厂社挂钩”,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帮助农民解决了许多生活难题,同时,进一步促进了全市的社队企业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取得了城乡之间取长补短、工农之间互惠互利的效果。

8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出现了联户合办、跨地区联办等合作企业和其他各种联营、自营企业。全市乡镇企业按所有制分,有乡镇办、村办、联户办和个体办四种经济成分共四个层次。其中,乡镇办、村办两级集体企业占主导地位;村办企业总收入,总产值最高,成为乡镇企业的主力。

整个80年代,全市乡镇企业持续大幅度发展。“六五”期间,平均年增长幅度达20.5%。其中,1984年和1985年平均每年增长34.7%1985年,全市共有15127个乡镇企业;从业人员361291人,总收入165626万元;实现总产值166809万元;向国家缴纳税金9682万元,实现纯利润15912万元。其中,乡镇办企业932个,从业人员113473人,总收入67511万元,实现总产值68399万元,向国家缴纳税4169万元,实现纯利润4256万元;村办企业4982个,从业人员197268人,总收入83111万元,实现总产值81570万元,向国家缴纳税4772万元,实现纯利润9484万元;联合体1554个,29732人,总收入8042万元,实现总产值9542万元,向国家缴纳税407万元,实现纯利润1081万元;个体办7659个,20818人,总收入6962万元,实现总产值7298万元,向国家缴纳税334万元,实现纯利润1091万元。

1990年,我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87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8%。其中,工业产值达73.3亿元,产值是19855.3倍,年均增长幅度超过30%,占当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真正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目标。

乡镇企业门类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产业结构越来越呈现出全方位扩展趋势。 50年代末,社队企业主要是农机具制修业、建筑材料业(砖、瓦、石灰、沙、石料)、耐火材料业、陶瓷业、冶铁业、煤炭业、棉纺业、鞋帽业和木器加工业;6070年代,增加了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轻纺工业;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企业门类增加到冶金工业、煤炭及炼焦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建筑材料工业、森林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缝纫工业、皮革工业、造纸工业、文教用品工业、工艺美术工业、其他工业等15个工业门类、30多个行业,几乎涵盖了我市所有工业领域。

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紧缺经济时代的结束,国民经济开始进行结构优化升级,乡镇企业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但这一次考验不同于60年代的人为调整,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乡镇企业的凤凰涅磐。这之后,一批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成本高、市场滞销的企业倒闭,乡镇企业数量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总体素质逐步提高,发展速度尽管有所降低,但总规模继续扩大,并且出现了一批以万杰、博汇为代表的乡镇企业,这批企业逐步做大做强,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1998年全市乡镇工业完成产值162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9%,年均增长幅度仍达到10%

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国有和集体企业逐步开始改制,乡镇企业让位于个体私营企业,国家在统计方式上也与时俱进,进行了大量改进,乡镇企业不再单独统计。随着20世纪的结束,“乡镇企业”这个名词也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启示

1、解决“三农”问题要靠非农产业。从乡镇(社队)企业40多年的发展历史看,5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及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顺利,不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建设都进步快;其它时段乡镇企业发展受挫,农业、农村和农民都受害。乡镇企业发展好的地方,农业、农村和农民都好过,反之,大家都难过。近年来农村发展的实践也再次验证了这一点。世界发达国家百年现代化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只靠农业,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村根本无法实现现代化。今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必须认真研究解决好非农产业的发展问题。

2、要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厂社挂钩”的初衷原是为支持农业发展,但我市在实际贯彻中主要是支持社队企业发展,其结果不但农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反过来反哺农业,农业的基础地位也得到很大增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重点依然没有从重工业完全转向,并且封闭了很多年,消费品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短缺,社队企业的出现正弥补了消费品市场上的“真空”。淄博市是一个城乡交错、城镇分散、农村广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城市。这一创举就是基于我市特殊的组群式结构,较多的国营企业分布在城郊和农村作出的,领导的着眼点是实际情况和群众需要,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动脑筋,人云亦云,只能贻误发展机遇。

淄博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培养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素以礼仪之邦著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出一大批先进模范典型,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加快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工交系统率先开展学先进活动

工交系统是我市经济的支柱,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先锋。1952年,洪山煤矿三立井五四采煤队被国家授予五四采煤队称号。工交战线以此为契机,迅速掀起学先进活动,并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9529月,中央燃料部煤炭管理总局在洪山召开全国采煤会议,总结推广了洪山煤矿三立井五四采煤队双循环作业的经验,并授予五四采煤队锦旗。矿区党委抓住契机,迅速在全矿区组织开展学先进活动。195312月,淄博工矿区召开煤田劳模代表大会,表彰了一批学习洪山五四采煤队先进集体和个人,号召煤田职工进一步深入学习模范人物,开展劳动竞赛。19542月,淄博工矿区第二届工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博山召开,全地区国营、公私合营和个别私营厂矿的劳模代表共157人出席,12名劳模受到表彰奖励,并向大会作了典型经验介绍,会议号召广大职工群众认真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特区党代会精神,比学先进,开展生产革新运动,保证和超额完成1954年的国家计划。

在煤矿系统的带动下,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学先进、赶先进活动在全市工业、交通、基建、财贸战线迅速开展起来,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先进个人。19593月,全市工交战线先进模范授奖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隆重举行,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等共1200余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向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六比”红旗竞赛运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金岭铁矿、山东机械厂炼铁分厂“七一”高炉等 151个先进集体和128个先进生产者颁发了奖状,通过了会议决议和《给全市职工的一封信》,号召全市工交战线的广大职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掀起学、比、赶先进的热潮,为全面完成1959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而奋斗;10月,淄博市工业、交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召开,表彰了289个先进集体和1009名先进生产者,推选王克和、石绍祥、姜瑞芝等19名个人、山机钢铁分厂等18个先进单位为出席全国先代会代表;12月,全市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战线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召开,对红旗单位、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进行了表彰,选举了出席山东省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19603月,全市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等方面“双先”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了出席省的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代表135名,对478个先进集体和630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716,市职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总结评比大会开幕,198名先进个人和161个先进集体在会上获奖;19614月,全市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战线积极分子大会召开,部分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介绍了经验;196232124日,全市工业、交通、基建、财贸战线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了出席全省工业、交通、基建、财贸战线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135名代表,要求广大厂矿企业进一步加强职工群众的增产节约教育,继续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加强企业管理,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工作,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工交战线学先进活动中涌现出一批全国先进典型。一批厂矿企业受到国家表彰。1956 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上我市济南电业局淄博办事处大岭变电站、金岭铁矿边汉林、孔錾岩小组、洪山煤矿“五四”采煤队采煤组、淄博奎山煤矿、淄川酒厂、山东新华制药厂、山东博山玻璃厂8个先进集体被表彰;1959年全国工业、交通、基建、财贸“双先”代表会议上,我市山东省冶金局金岭铁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南定工厂委员会、淄博市张店区南定钢铁厂四车间、山东机器厂钢铁分厂冶炼车间“七一”炉、淄博矿务局洪山煤矿一立井“五四”采煤队、淄博矿务局西河煤矿奎山井孙启明掘进队、山东新华制药厂七车间、张店农药厂、淄博瓷厂、公私合营博山鼎丰耐酸材料厂、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支行新建二路储蓄所等11个先进集体被表彰。 一批普通劳动者被表彰为全国模范。1956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表彰了我市7名先进生产者:山东省工业厅制丝厂工人姜秀花、市食品公司张店门市部仓库工人延庆祥、洪山煤矿副矿长詹易深、淄博耐火材料厂组长李玉贵、博山电机厂钳工朱连洪、市邮电局邮递员任继怡等。延庆祥195212月参加工作以后,25年如一日,埋头苦干,任劳任怨。1956年食品公司成立后,被分配到张店生猪仓库干饲养员,对工作极端负责,积极摸索猪的生活规律和养殖经验,取得很好的成效。为节约粮食,他还广开饲料源,利用野菜代粮,创造了多种养猪法。1956526,《淄博工人报》曾专门报道延庆祥的先进事迹,对他发明的养猪新法进行了推广。1956年,延庆祥出席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接见;1957年,他出席了全国财贸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成为全国财贸战线先进模范人物。1959年全国工业、交通、基建、财贸“双先”代表会表彰了我市6名先进生产者:夏庄煤矿采煤一队队长石绍祥、西河煤矿采煤工徐富清、博山电机厂工程师王克和、山东机器厂工人徐先成、淄博制丝厂工人姜瑞芝、市交通局第三汽车队驾驶员赵喜增等。其中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王克和的先进事迹尤为突出。19483月淄博解放后,王克和一直在博山电机厂工作,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被选为省、市人代会代表,多次受到表彰。1959年被破格晋升为工人工程师,被国家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从1948年到195910年间,他先后改进和研制成功20余种专用工具和革新设备,为国家创造了30余万元财富。被职工誉为“土专家”“万宝囊”,成为全市知名的工人革新能手。 1953年,为提高电机转子套轴效率,他研制成转子油压机,提高工效45倍。1955年他仿制成功6台绕线机,解决了电机绕线四圈的关键问题。1958年他协助其他技术人员研制成功1101B型汽车发电机电枢半自动嵌线机,提高工效20余倍,被选为省、市人代会代表。1959年他研制成功1101B型汽车发电机电枢全自动嵌线机,被推荐为出席国庆十周年进京观礼代表,并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被国家命名为“劳动模范”。先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82 年,为改变陶瓷生产落后工艺,他协助淄川陶瓷厂,研制成功太缸自动成型机,获国家三等发明奖。

二、学先进活动扩展到各行各业

在工交系统的模范带动下,青年和妇女积极参与进来,带动形成了全市性学先进赶先进活动高潮,并很快取得成效,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

19558月,全市青年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召开,全市各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厂矿的青年先进生产者代表共142人参加了会议,市委书记郑子久讲了话,表彰了5个先进集体和16名先进生产者,推选3人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通过了《给全市青年职工的一封信》,号召全市青年赶学先进,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19562月,全市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和全市社会主义建设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总结了全市1955年的妇女工作,确定了1956年的妇女工作计划,选出 12名出席山东省妇联召开的社会主义建设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向全市妇女发出倡议,破除封建思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72月,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召开,表彰奖励了一批模范单位及个人,选举出席山东省第二届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代表。随后,淄博市第一届社会主义建设农业生产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表彰了一批丰产社和模范人物,选出2个先进个人和5个先进集体为出席山东省社会主义建设农业生产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1963年,淄博市农业先进单位、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博山召开,表彰了391名农业先进单位代表、167名劳动模范,选举产生了出席全省农业先进单位、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16个先进集体和2名劳动模范代表,市领导向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颁发了奖状;2月,淄博市林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淄川召开,市委第一书记王士超等领导向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状。

196322127日,全市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博山召开,会议向各行各业469个先进集体、493名先进生产者颁发了奖状,选举出80个先进集体和16名先进生产者为出席山东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大会的代表,通过了《给全市职工的一封信》,号召广大干部职工深入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鼓足干劲,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更好地支援农业,为全面超额完成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努力。196542329日,市委市政府隆重召开全市社会主义建设先代会,表彰了各行各业376个先进集体和695名先进个人,对全市性学先进赶先进活动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积极评价,对下一步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此后,全市各行各业学先进赶先进活动更加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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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雷锋树新风

196335,《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热潮。14日,淄博市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广泛开展学习雷锋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学习雷锋活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领导和组织好学习雷锋的各种活动,并把它作为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把学习雷锋的精神贯彻到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去。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阅读雷锋的事迹材料,比雷锋想自己,提高觉悟,钻研技术,像雷锋那样全身心投入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此后,我市各级工会迅速掀起了宣传和学习雷锋活动的高潮。321,市总工会主办了“歌颂雷锋”专场文艺演出会,不久又举办了雷锋事迹展览,全面宣传了雷锋的光辉事迹。许多基层工会也都通过举办报告会、展览会、组织文艺演出等,使雷锋同志的动人事迹迅速传遍千家万户,群众性的学雷锋树新风活动迅速在全市兴起。以雷锋为榜样,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以青年为主组成的各种学雷锋小组达3260个,16300名职工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学雷锋活动。由于这一活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广泛的群众性,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而且至今在许多老工人中仍然以此为荣。413,市委转发团市委《关于开展学习雷锋活动情况与今后意见的报乡》,号召全市广大共青团员和青少年向雷锋学习。全市基层团组织、青少年立即掀起了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高潮。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市举办雷锋事迹图片展览会200余场次,报告会1500余场次,运用近万块黑板报、壁报和学习园地刊登雷锋事迹和日记摘抄,20余万青少年受到教育。全市团员青年学雷锋活动的特点:联系实际,进行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请三老(老工人、老农民、老干部)讲四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引导团员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和发扬雷锋精神,利用节假日,组织义务服务队及服务小组帮助老工人、军烈属、困难户、五保户做好事,到公共场所开展有益的活动。少先队员开展了“为人民公社做一件好事”和“除四害”讲卫生活动,还开展了学习刘文学、做毛泽东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通过学雷锋活动,广大团员、青少年中好人好事大量涌现。

学雷锋活动中,还穿插开展了学习焦裕禄、王杰等英雄模范任务的活动。196511月,市委召开学习王杰广播动员大会,并发出通知,号召立即在全市开展一个大规模、广泛深入地宣传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活动;196627,《人民日报》发表《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一—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通讯,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市党员干部中迅速掀起一个学习的热潮,学习焦裕禄“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彻底革命精神”。11月,市委决定在焦裕禄的故乡——博山区北崮山村建立焦裕禄纪念馆,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参观,促进学习焦裕禄活动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196672224日,市委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号召在全市广泛开展学习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英勇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炮兵连战士刘英俊的模范事迹;107,市委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市学习宣传用鲜血和生命扑灭火海、抢救气井、保住人民和国家财产的32111钻井队的英雄事迹;125,市委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和群众,响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山东省委的号召,积极开展宣传学习一心为公、为抢救运送红卫兵专列而英勇献身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此后,全市还组织开展了学习舍己救人的博山区靴鞋厂生产合作社工人李德昌和淄川区黑旺公社西崖头大队第二生产队妇女队长张美花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对引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培育良好的思想道德,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客观要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培育期。这一时期,党和政府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了学先进、赶先进活动。这项活动的开展,对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逐步培育确立了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新的社会风尚,起到了正确引导和促进作用,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思想道德基础。尽管存在这样那样一些问题,特别是一度出现了形式主义和凡政治化倾向,但从整体上看,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应该予以客观评价和肯定。积极培育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改革开放要求的新的社会风尚,是今天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当今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五十年前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淄博的工业学大庆

 

孙长年

 

“大庆”是60年代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当时,中央号召工业学大庆,主要是要求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推动全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发展。因地制宜地学习大庆经验,在一段时间内对我市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工业学大庆”的由来

60年代初,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其原因有多方面。主观方面: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存在急于求成思想倾向,特别是50年代末,背离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进行了所谓“大跃进”,提出了一些过高、过急、不切实际的要求,违背了经济规律,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正常比例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隐患;客观方面,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加上中苏交恶,苏联1960年开始撤退专家,撕毁协定、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严重困难。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坚强的精神支柱。大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工业战线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先进典型。

经济发展,能源先导。以发展石油工业为突破口,19605月到1963年底,我国组织了规模宏大的石油大会战。在余秋里、康世恩等的领导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名职工,调集7万多吨器材设备,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进行了历时三年多的大庆石油会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它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甩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彻底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使帝国主义在能源上封锁我们的企图遭到了失败,结束了中国依赖洋油的时代。站在历史的角度,大庆石油会战不但是一场经济仗、技术仗,更重要的也是一场政治仗、精神仗。

196417,毛泽东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行业情况汇报时,指示报纸要报道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并在会上表扬了石油部经验和大庆铁人王进喜。29,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讲到大庆石油会战进展时,自豪感溢于言表:“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三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而且比苏联先进。”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指出:“它(大庆油田会战)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做参考。”通知要求把文件传达到基层,同时布置要播放石油部报告的录音。213,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196425,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全国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全国学大庆运动正式开始。

二、淄博“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兴起

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精神,196439,中共淄博市委制定了《关于学习解放军、大庆经验的安排意见》,对全市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进行全面部署。《意见》指出:全面学习解放军、大庆经验,关键是要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各厂矿企业、机关党组织应首先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和骄傲自满的指示,以革命的思想和精神学习解放军和大庆经验。要在前段干部学习的基础上,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在群众中进行传达讨论,全面掀起比、学、赶、帮的竞赛高潮。强调学习解放军和大庆经验,必须与五反运动密切结合;各级党委要统一领导,全面安排。此后,在全市掀起了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树立一批先进典型。为促进学大庆运动蓬勃开展,我市培育了一批先进典型。196441,中共淄博市委把建华电石厂树为学大庆典型,并召开了现场会,全市陶瓷、轻工、重工系统党政工团负责人和老工人以及技术员等共1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建华电石厂的领导和同志们介绍了他们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艰苦创业,一年甩掉落后帽子的经验,与会人员参观了该厂的生产情况,市委副书记于福泉在会上代表市委作了讲话。会议指出,建华电石厂是我市奋发创业的一面红旗,是全市学习的榜样,是具体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的典型。会议号召,全市工业系统一定要把建华的经验学到手,广泛深入开展比、学、赶、帮运动,进一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改变企业面貌。419,夏庄煤矿石绍祥采煤队被命名为“五好”采煤队,市委书记王士超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石绍祥采煤队是我市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加强政治工作,实现革命化的一个典型。全市要借此把比、学、赶、帮运动,“五好”竞赛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农业战线也开展了比、学、赶、帮运动。415,中共淄博市委印发的《关于在农村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意见》指出,比、学、赶、帮运动既是发展生产的运动,又是思想革命运动;既是贯彻执行总路线的方法,又是群众路线的新发展。全市郊区农村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和大寨的经验,争取农业全面大丰收。全市要树立3个标兵公社、6个标兵生产队,各区要在生产队中开展五好评比活动。要层层制定规划,争取本年内有20%的社员,1965年有50%的社队,1970年有80%以上的社队,分别赶上全市标兵社队1963年的管理水平和产量水平。此《意见》进一步鼓舞了干部群众的革命精神,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得到蓬勃开展。42129日,淄博市工业、交通、基建、财贸、文教、卫生战线社会主义建设“五好”集体和“五好”职工代表会议在博山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佩珍代表市委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学解放军,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比、学、赶、帮运动,迎接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重要讲话,石绍祥、姜瑞芝等11名先进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典型经验。

促进开展“五反”运动。把学大庆和“五反”运动结合起来,推动运动深入开展。1964428,淄博市委制定《关于深入开展五反运动的安排意见》,提出新的要求,作出新的部署。《意见》在回顾前段运动情况时指出,全市“五反”运动已取得很大成绩。已开展运动的单位42个,占应开展运动单位总数的6.64%;参加运动的职工7378人,占干部职工总数的53.5%。但从总的情况看,和中央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山东省委关于“五反”运动要在1964年内搞完的指示,《意见》提出,全市“五反”运动要进一步深化:一要认真开好三级干部会议,解决干部中的问题;二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向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三要深入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四要加强思想和组织建设,促进机关和企业的革命化。运动结束前,必须按照山东省委提出的“五条”标准,严格验收,达不到标准的必须补课。特别强调,运动必须与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相结合;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解放军、大庆为榜样,促进领导机关和各级干部的革命化,促进企业革命化和职工队伍革命化。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具体部署,深入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这是学大庆运动最具实质意义的内容。1966227日,淄博市委召开全市城市工作会议,全市工业、交通、基建、财贸、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单位及市直机关有关部门等共335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计划会议精神和市委《关于以大庆革命精神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张店电机厂、市计量所等单位分别介绍了发动群众开展节约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全心全意支援农业的情况及经验。会议号召,全市广大职工以大庆为榜样,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力支援农业,全面完成1966年的全市国家计划。430,淄博市总工会召开五好先进集体和五好先进职工座谈会,淄博制丝厂二十八组、石绍祥采煤队以及王克和等畅谈了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伟大意义和学习经验,纷纷表示要带领群众,办大庆式企业,作大庆式工人。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逐步深入人心。

在工业学大庆的初期阶段,也出现了一些偏向:有的流于形式,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刮风走过场;有的不结合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大庆的做法。如有的企业不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把铁人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话随意乱用,不讲科学、蛮干硬干,在经济上造成了多方面的损失;还有的企业也想像大庆那样,除生产外也搞农林牧副渔,根本未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等等。但这些都是支流,整体情况是好的,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应该充分肯定。

三、“文革”中前期的“工业学大庆”运动

“文革”期间,学大庆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19665月“文革开始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政治需要,把矛头对准大庆,诬蔑大庆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把大庆的基本经验统统攻击为“修正主义,把“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生产工人岗位责任制》诬蔑为套在工人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叫喊要“火烧一切制度、彻底解放工人”。他们不准宣传大庆,不许学大庆,一次又一次刮起反大庆的歪风,学大庆运动遇到挫折,出现低潮,并一度中断。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保护和支持下,“文革”初期的动乱结束后,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开始逐步恢复。

1970年开始,全市工交战线又逐步恢复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被破坏的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恢复,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生产计划的完成。1970年,全市提前48天完成了工业总产值计划,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比1965年增长1.6倍,如煤炭、发电量、耐火材料等,比1965年都有大幅度增长。197112日晚,中共淄博市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要求全市军民紧密结合当前工作,继续广泛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斗、批搞得更深入、更扎实。同时也提出要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群众运动,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搞好。

1971368日,大庆报告团一行4人应邀到淄博煤矿系统介绍经验,我市学大庆运动掀起高潮。报告团分别介绍了大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经验、铁人王进喜的事迹和大庆家属自力更生、以农为主、大办小型工厂的经验。全市参加大会和通过有线广播听取经验介绍的有1.4万余人。这次报告会使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市工业战线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在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运动中,各区和厂矿注意抓好典型,采取大检查、大评比、开现场会、典型单位巡回介绍经验等方法,及时交流学大庆经验,促进国家计划的完成。金岭铁矿、淄博内燃机厂等40多个厂矿企业提前两个月完成了1971年的全年国家计划,金岭铁矿、淄博制丝厂、淄博石油化工厂、淄博制酸厂、周村棉纺厂、淄博钢厂、淄博丝织一厂、淄博染丝厂等一批厂矿提前40多天完成全年国家计划,全市工业生产提前2天完成了1971年国家计划。工业生产总值比1970年增长30%以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比1970年有大幅度的增长,实现技术革新达2000多项。 1973年6月18,淄博市委召开全市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号召全市职工继续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以批林批孔为纲,鼓干劲,争上游,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努力奋斗。19741126,市委召开深入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重要指示,大干快上经验交流会。淄博矿务局、淄博内燃机厂、张店农药厂、金岭铁矿等13个单位介绍了先进经验。会议总结交流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经验,要求全市广大党员群众,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更大胜利。

四、“文革”后期“工业学大庆”演变为政治运动

随着“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生产活动再度受到严重影响,学大庆运动逐步脱离原有轨道,逐步成为一项脱离生产的政治运动。这一时期,学大庆运动形式大于内容。

()全市第一次工业学大庆会议

1975311,大庆油田报告团第二次到淄博介绍经验,淄博市革委召开了全市有线广播大会,中心会场设在市革委礼堂和张店人民剧场,下设37个分会场。市区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等6万余人收听了大庆油田报告团的经验介绍。市委书记郑子久、副书记宋立言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号召,全市职工和广大群众以大庆为榜样,在全市再掀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新高潮。41317日,淄博市委召开第一次全市工业学大庆会议,各区委、各大厂矿和市直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市、区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系统各单位领导及市属厂矿企业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共66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安定团结和要把生产、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传达了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淄博矿务局、淄博有机化工厂、淄博瓷厂、临淄区路山供销社等单位介绍了开展学大庆运动、促进大干快上的经验,表彰了全市工业学大庆的35个先进单位、257个先进集体和111名先进个人,并分别授予锦旗和奖状。市委书记郑子久作了报告,要求全市公交、财贸战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1975年的国民计划。

197631116日,全市召开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及列席、特邀代表等共1100人。会上,黑山煤矿、淄博有机化工厂、洪山煤矿五四采煤队等11个学大庆先进单位和个人介绍了经验;市委书记郑子久讲了话。市委、市革委命名表彰了21个全市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标兵、4名工业学大庆先进个人。全体代表通过了《给全市职工的一封信》。按照省委提出的建设大庆式企业的6条标准和规划,市委要求,到1980年,全市要有二分之一的市属企业(即66个单位)建成大庆式企业。1976年,要有15个市属企业达到大庆式企业的标准,区属企业要按照10%或15%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的要求,由各区自行规划落实。197716,淄博市委按照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建成大庆式企业的6条实行标准和评选大庆式企业的部署,向中共山东省委报批淄博矿务局、黑山煤矿、洪山煤矿、淄博有机化工厂、博山灯泡厂等5个单位为大庆式企业。28,市委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和关于建设财贸大庆、大寨式企业的6条标准,在对全市财贸战线计划1977年实现双大式企业的28个单位进行全民验收考察后,向中共山东省委报批张店糕点糖果厂、淄川五金交电分店、博山区龙门供销社、周村区百货商店、临淄区路山供销社等5个单位为双大式企业。

19771917日,淄博市委在张店召开全市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会议,共40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学习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等重要指示,会议总结交流了全市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经验。会上,市委向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756个先进集体和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取得显著成绩的83个先进企业、643个先进集体和24个先进个人分别授予了锦旗、颁发了奖状。会议号召,要在全市迅速掀起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新高潮。327日,全市财贸学大寨、学大庆先进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100余人。会议交流了学大寨、学大庆的经验,对全市财贸战线1976年学大寨、学大庆取得显著成绩的14个红旗单位、143个先进单位和先进集体、262名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并分别颁发了锦旗和奖状。

()全市第二次工业学大庆会议

197742053,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召开。51423日,淄博市委先后召开了全市工业学大庆动员实施有线广播大会和传达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有线广播大会。

为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淄博市委放手发动群众,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大宣传、大学习、大竞赛的热潮和轰轰烈烈的“献礼月”活动。520,出席会议的代表回到淄博后,市委常委听了汇报,并研究了贯彻意见。524,市委组织了18万人收听了省委书记白如冰在全省有线广播大会上的动员讲话。526,市委领导分工分片举办了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领导骨干学习班,有4000余人参加。淄博还与青岛、济南、枣庄3市开展了学大庆友谊竞赛活动。  

6610日,淄博市委在张店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传达学习中央领导人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按照华国锋主席提出的要想一想、议一议的三个问题,集中讨论了学大庆是真学还是假学的问题,研究制定了深入开展全市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和措施。

197712月,淄博工业学大庆领导小组成立,统一领导全市工业学大庆工作。同月,淄博市与四川省自贡市、渡口市签订《开展工业学大庆革命竞赛协议书》,提出,在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指引下,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为动力,进一步掀起“举旗抓纲学大庆,学赶渡口和自贡”的热潮,加快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群众运动的步伐,把各行各业社会主义革命竞赛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为把淄博建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大庆式新兴城市、高速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奋斗。1216,根据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大庆式企业的检查评比和验收工作的通知》和省委的部署,淄博市委决定,从1977年底到19781月底,对全市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财贸战线所有厂矿企事业单位,开展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群众运动情况,普遍进行一次大总结、大检查、大评比,认真做好全年规划建成的大庆式企业验收工作。

19781月,淄博市委成立淄博市建设大庆大寨式城市规划小组,主要工作任务目标是要把淄博建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大庆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

(三)全市第三次工业学大庆会议

19783月,市委在张店召开全市工业学大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庆式企业、学大庆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代表,市、区、社、厂矿企业、市直部门和各区负责人以及工业学大庆工作队成员等共1250余人。济南、青岛、枣庄和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张店铁路段以及淄博驻军的领导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进一步解决学大庆真学假学的问题。会议传达了华国锋在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它文件,淄博市委书记赵国栋、副书记宋立言等到会讲了话。根据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市委进一步提出:到198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把淄博市建设成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目标和今后3年、8年发展国民经济规划。确定全市159个市属以上企业,1978年要建成21个大庆式企业,为1980年把二分之一的工业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打好基础。会上,市委授予11人劳动英雄称号,31人劳动模范称号;为5个大庆式企业、9个学大庆先进企业、367个先进集体、77名先进生产(工作)者颁发了奖状。

19787月,全市财贸系统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出席全国财贸双学大会的代表,省命名的财贸战线大庆、大寨式企业和双学先进单位、市直各部门负责人,财贸战线部分老模范等共1100余人。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财贸双学会议精神,14个单位和个人介绍了经验,市领导赵国栋、王韬等在会上讲了话。大会授予12人劳动模范称号,向5个大庆、大寨式企业,12名劳动模范,187个双学先进单位、先进集体”、119名先进个人代表颁发了奖状和光荣册。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华国锋提出的财贸工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把全市的财贸工作搞上去,为淄博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贡献。82026日,市委召开市、区、社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了1978年冬和1979年春全市农田基本建设的任务。市委确定,到1980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7.5亿公斤,亩产500公斤,农业人口11亩高产稳产田;1985年,粮食总产达到9亿公斤,单产650公斤,力争全市一半粮田建成吨粮田,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把淄博建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大庆、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11月,全市物资战线学大庆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市直有关部门和市属以上厂矿负责人及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等400余人,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物资战线学大庆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了经验。

(四)全市工业学大庆进行检查验收

根据国务院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精神,197812月,市委组成省工业学大庆检查团淄博分团,检查团共1000余人,按行业和地区组成60多个专业组,于19日至20日分别到各厂矿企业完成了检查验收工作。

工业学大庆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初基本结束,历时长达20年。从开始的单纯生产运动,发展到后来的政治运动,“文革”时期还曾一度异化为一个政治运动和口号,背离了学大庆的初衷。但无论如何,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夜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的精神及良好工作作风,永远是干好工作的法宝,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尽管“文革”以后学大庆运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项运动对促进工业生产切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其它任何单纯的政治运动。

 

 

 

 

 

 

 

 

 

 

 

 

 

 

 

 

 

 

 

 

 

 

 

 

 

 

 

 

 

 

 

 

 

 

 

淄博的农业学大寨

 

孙长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失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政府停止对我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了困难局面。克服困难,迎难而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大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一个农业战线上战天斗地、奋发图强的先进典型。

19631228,《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寨大队受灾害严重红旗不倒”的新华社电讯,报道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开垦粮田,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夺取农业大丰收的先进事迹。1964210,《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寨之路》的报道和《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进一步介绍了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建设社会注意新农村的事迹,号召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同年,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遂在全国兴起。

一、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我市兴起

1964224316,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全省四级干部会议,听取省委去山西参观学习大寨工作组的情况汇报。会议认为,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学习一切先进经验,发扬革命精神,把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引导到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上去,是搞好经济建设的一项有力措施。强调农业战线要学习大寨“苦干加巧干”的精神,一方面要把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切实鼓起来,促进干部党员群众思想的革命化;另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避免发生主观主义。415,中共淄博市委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意见》,对学大寨运动作了具体部署。这次全市农村比学赶帮运动计划树立3个标兵公社、6个标兵生产队;各区在生产队中开展“五好”评比活动,评出五好生产队、五好社员、五好干部,将其中事迹突出者推选为标兵。争取本年内有20%的社队,1965年有50%的社队,1970年有80%以上的社队分别赶上全市标兵社队1963年的水平,以“标”带“点”,以“点”带“面”,推动整个活动的广泛开展,争取农业生产连续大丰收。此后,全市各级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四级干部会议精神,以学解放军、学大庆和大寨经验为主题,一个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在全市农村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196531824日,全市农村先进集体及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在张店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910名。会议总结了1964年初以来全市农业学大寨运动情况,听取并讨论了市委副书记陈宝玺作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发扬大寨精神,深入开展比、学、赶、帮运动,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报告,并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二十三条》。会议对过去一年的运动情况作了充分肯定,研究部署了新一年的农业生产工作。大会还通过了给全市农村干部、贫下中农和全体社员的一封信,号召广大农村干部群众进一步振作精神,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努力夺取农业生产新丰收。
  1966213,市委市政府再次召开全市农业先进集体及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全市农业战线上的先进集体及贫下中农代表以及工业、财贸、文教、卫生战线上的特邀代表等共1200余人参加了会议,市、区、公社的100余名干部列席了会议。会议学习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等4篇文章;传达讨论了谭启龙在全省贫下中农和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深入学习了大寨经验,18名代表作了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佩珍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1965年全市农业工作的情况,明确了1966年发展农业生产和抗旱斗争的任务,号召农业战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突出政治,学习大寨,促进思想革命化,战胜干旱,夺取全年农业大丰收。

二、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步政治化

1966年以后,“文革”开始,全国形势开始混乱,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破坏。作为毛泽东亲自树立的红旗,大寨经验被无限拔高、盲目效仿,学大寨运动逐步政治化、教条化。这一时期,学大寨运动由于指导思想出了问题,硬干、蛮干、脱离实际,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劳民伤财,尽管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整体上得不偿失。

1968年冬天到1969年春天的农闲时间,山东省革委连续举办了11期赴大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主要人员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及部分县、社的领导同志。19681123,山东省革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革委会都要把学大寨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要和农村的“斗、批、改”紧密结合起来,主要一把手要深入第一线抓典型,以点带面,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向高潮。

196835,淄博市革委、淄博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作出《关于把全市农业学大寨推向新高潮的决定》,强调:大寨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学不学大寨,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是农业集体经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要全面学习大寨的精神实质,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围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等。号召迅速把全市农业学大寨推向新高潮。《淄博日报》配合《决定》发表了《让大寨红花开遍淄博》的社论。

“文革”期间学大寨的主要措施:

1、农田基本建设

1970118,淄博市革委在《关于贯彻执行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意见》指出,认真贯彻省农村会议精神,学大寨,赶昔阳,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苦干三五年,彻底改变淄博市的农村面貌。之后,全市农村开始进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

19711116,淄博市革委召开有线广播大会,部署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动员全市区、社、队各级领导和全体社员立即行动起来,打一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民战争,为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变全市农村面貌,打一个良好的基础。会议要求:农田基本建设要以深翻改土为重点,统一规划,全面安排,山、水、林、田综合治理;正确处理好农业和副业、当前生产和长远建设的关系以及生产队之间的协作关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农田基本建设有充足的劳力;各级领导要转变作风,加强对农田基本建设的领导;抓紧太河水库的建设。水利建设要贯彻以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为主的方针。会议号召,迅速在全市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11月上旬,全市组织1万名民兵参加太河水库会战。据19721月统计,全市1600个生产大队,有1411个生产大队行动起来,18万人上阵投入农田基本建设。

1972112426日,淄博市委召开各区、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检查全市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情况,总结交流经验。10月下旬以来,全市已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达18万人,占农村总劳力的35%,深翻整平土地2.6万亩,开工打机井533眼,动工修建小型水库、塘坝、旱池、扬水站382个,整修梯田地堰8.3万条。会议根据省委《关于放手发动群众,掀起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新高潮的通知》精神,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迅速掀起更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淄博日报》发表了《放手发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社论。
  197331724日,淄博市委在博山召开全市山区工作会议,会议学习了毛泽东有关农业的指示,听取了15个山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经验介绍,市委副书记陈宝玺作了《以路线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加速改变山区面貌》的报告。会议指出,全市山区共有22个公社,452个大队,1909个生产队,34.35万人,33.04万亩耕地。建国以来,山区兴修各种水利工程4800多项,水浇面积达到4.6万亩,植树造林、修建公路等都有了很大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71年粮食平均亩产近250公斤,比解放初期提高1.5倍。《报告》提出,山区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和任务要求是,以路线为纲,以大寨为榜样,坚持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干苦干三五年,基本改变山区面貌。要求山区各级党委要把山区建设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来抓,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19738月全市农村工作会议统计,1970年以来,全市每年冬春20万人上阵,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两年来,共整地38.7万亩,打机井4441眼,修建小型水库2座,塘坝16座,扩大水浇地20万亩。全市水浇地达到10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3%。

2加快农业机械化

19706月,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召开,省革委号召全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苦战三年,基本实现水利化,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

1971112224日,中共淄博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和全省农业机械化会议精神。会议确定,到1975年,全市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全市农用动力保有量达到25万马力,平均每个生产队150马力。会议强调,要坚持贯彻中央提出的“三主”方针,即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产品以中小型为主,农业机械的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到19738月时,全市农业机械化情况为:拥有农用动力机械18.709千万马力,每个大队平均117马力。

为加强对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领导,19772月,淄博市委成立了淄博市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到七十年代末,全市主要粮食作物的耕、播、灌溉、脱粒、运输、加工等主要环节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3、提高粮食产量

1970118,淄博市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制定《关于贯彻执行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意见》,提出,坚决执行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学大寨,赶昔阳。苦学苦干三五年,彻底改变淄博市面貌。1971年粮食跨《纲要》,1973年过“长江”,实现全市粮食自给,争取储备一年粮。1972年的任务和要求是,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解决农村工作方向、路线问题;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粮食总产达到4.8亿斤,单产275公斤。24日,市革委抽调300余名机关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张店区、周村区、淄川区部分社队,帮助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29日,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号召更加广泛深入地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197211819日,中共淄博市委在张店召开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公社、生产大队负责人及其有关厂矿企业和市直部门的负责人等共2000余人。会议传达了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有25个单位作了发言,总结交流了全市一年来农业学大寨的成绩和基本经验;向全市220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颁发了奖状。市委书记杜永隆作了《高举农业学大寨的光辉旗帜,为迅速改变我市农村面貌而奋斗》的报告。会议期间,还听取了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莒南县厉家寨大队、曲阜县陈家庄大队和鱼台县委的经验介绍。会议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全市1972年粮食跨《纲要》,总产突破4.5亿公斤;四五期间过长江,实现全市粮、肉自给;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农、牧、副、渔全面发展。

197383092,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党的十大文件,总结交流了自贯彻1970年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全市农业学大寨的基本情况和经验,提出了全市农业战线的任务;市委副书记陈宝玺作了《以批林整风为纲,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报告。会议指出,1970年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粮食生产有了较快增长,林、牧、副、渔各业都有所发展。1972年,在大旱的情况下,全市粮食亩产过了《纲要》,有四个公社过了长江。会议确定全市农业战线的任务是,以批林整风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坚决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全党动手大办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力争到1975年,粮食亩产350公斤,争取400公斤,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每个农业人口1亩旱涝保收稳产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确保1980年全市粮食总产达到7.5亿斤。

197472731日,中共淄博市委召开区、社党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小麦现场会议精神。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1974]21号文件,传达了全国小麦现场会议精神,交流了小麦增产经验,研究部署了秋种工作和夺取1975年小麦更大丰收的措施。会议强调,1975年是淄博市实现农业“四五”规划,粮食亩产过“长江”的最后一年,1975年全市小麦每亩单产要达到175公斤,争取200公斤,总产增加5000万公斤。1974年,全市小麦单产和总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有3个一季超《纲要》的公社,8个一季过“长江”的大队,7个单产500公斤以上的生产队。

197411611日,淄博市委召开全市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紧急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市、区、社、大队四级干部及部分厂矿负责人等共9500余人。市委书记郑子久作了《紧急动员,大干快上,为力争明年农业新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罗村、沣水等4个公社和下结老峪、卫固、珍珠峪3个大队介绍了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的经验。会议要求,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落实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全党动手,全民动员,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搞农村基本建设,狠抓关键措施,大力改变生产条件,力争1975年全市农业过“长江”。会议结束前,市委召开了全市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紧急动员誓师大会,有637个单位报了喜,21个单位提出了倡议书。一场更大规模的农业大会战随即在全市展开。

三、普及大寨县——学大寨运动走上歧途

19759151019,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会议确定全党、全国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到1980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方针。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我市开始了脱离实际的普及大寨县运动,最终使学大寨运动走上歧途。

(一)提出普及大寨县目标

19751030119,全市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在张店召开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和指示,市委书记郑子久作了《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把我市农村建成大寨区而奋斗》的报告;公布表彰了临淄区、博山区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区,29个公社、347个大队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根据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的“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口号和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会议确定全市的奋斗目标是,全党动员,苦战五年,把淄博市五个区全部建成大寨区,1978年基本实现机械化。除临淄区要按照大寨县的六条标准,继续巩固、不断提高外,张店1976年建成大寨区,博山要在两年内建成大寨区,淄川、周村要在5年内建成大寨区,全市78个公社、1601个生产大队除现有403个学大寨先进社、队要继续巩固提高外,今后五年,每年要有20-25%的社、队建成大寨社、队。1978年,粮食亩产过500公斤,总产达8.5亿公斤,11头猪,基本实现城乡粮食自给(每人平均400公斤)。为了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引向深入,会议提出了以派驻工作组为主要内容的8条措施。市委还规定,全市一律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地方机动财力的80%要用于农业。

(二)普及大寨县的过程

1、抽调工作队、派驻工作组帮助普及大寨县。19751120,市委从市直机关抽调261名干部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同张店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240余人分赴石桥、四宝山、卫固、湖田、大张、房镇等公社,帮助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全市各区共抽调2000余人(包括从农村抽调的一部分不脱产积极分子)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重点到后进的社、队帮助工作。197611月, 中共淄博市委组织了市第二批农业学大寨工作队。13日,市直机关干部1000余人举行了欢迎大会。15日,市第二批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分赴博山区的蕉庄、南博山、郭庄、石马4处公社的15个生产大队。

2、组织到大寨参观学习。19764615日,中共淄博市委组织市、区、公社党委负责人、市直机关有关部门、市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负责人及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等共210余人,组成学习参观团,赴大寨、昔阳学习参观。参观团除重点参观学习了大寨外,还到昔阳县的界都、李家庄等10处公社的部分大队、农场、企业、水利工程、治河造地工程共25个单位进行了学习参观。17日下午和18日晚,市委先后召开市级机关干部大会和全市农村有线广播大会,市委常委崔景仙作了学习参观情况的汇报。

3、厂社挂钩。为加快普及大寨县工作,19751214,中共淄博市委制定《关于厂社挂钩支援农业的几点意见》,指出,(1)各厂矿党委要反复学习和宣传中共山东省委批转淄博市委《关于全党动员,苦战五年,在我市普及大寨区的报告》,充分认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重大意义;(2)厂社挂钩,支援农业,要以区为单位统一安排;(3)厂矿企业如何支援建设大寨区、社、队,要根据大寨县的6条标准,明确具体做法;(4)市直有关部门、各区和厂矿企业要加强对厂社挂钩、支援农业的领导;(5)挂钩的社队要认真学习大寨的经验,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的社队要认真学习大寨的经验,发展农业,建设大寨式社队。

4、表彰先进。197672982,全市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表彰先进。会议总结交流了全市农村上半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提出了秋粮上“纲要”,确保全年过“长江”,1977年小麦单产力争300公斤,总产3.5亿公斤,力争3.75亿公斤的目标。参观了4个区部分社队秋季增产运动的现场;听取了14个社队的经验介绍;确定组织3000余名干部下乡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9日至17日,淄博市委在张店召开全市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会议。共40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了全市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经验;市委、市革委向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取得显著成绩的756个先进单位,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取得显著成绩的83个先进企业、643个先进集体和24个先进个人分别授予了锦旗、颁发了奖状。会议号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深入彻底揭批四人帮,掀起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的高潮。197811521日,全市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在张店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市、区、社、队和部分支农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等共2200余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1977]49号文件和全省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了经验;研究部署了高质量学大寨、高速度发展农业的规划和措施。会议确定,从1978年开始,每年全市亩增50公斤,平均每年递增速度达到10%,到1985年达到全市一亩良田亩产一吨粮。1978年,全市小麦、林业、养猪三上纲要,全年粮食亩产过长江,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1980年实现城乡粮、肉、菜、果自给。要求全市各条战线都要切实把自己的工作真正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实现把淄博建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大庆大寨式新型城市这一目标,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19773 2日至7日,全市召开财贸学大寨、学大庆先进代表会议,总结交流学大寨、学大庆的经验,对全市财贸战线1976年学大寨、学大庆取得显著成绩的14个红旗单位、143个先进单位和先进集体、262名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并分别颁发了锦旗和奖状。19787 25日至81,全市第二次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在张店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出席全国财贸双学大会的代表,省命名的财贸战线大庆、大寨式企业和双学先进单位,市直各部门负责人,区、社分管财贸工作的负责人和财贸单位的负责人,财贸战线部分老模范等共1100余人。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财贸双学会议精神,14个单位和个人介绍了经验。大会授予12人劳动模范称号,向5个大庆、大寨式企业、12名劳动模范、187双学先进单位、先进集体、119名先进个人代表颁发了奖状和光荣册。会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把全市的财贸工作搞上去,为高速发展淄博的国民经济做出贡献。

5、总结验收大寨县。197811 13日,中共淄博市委批转市革委农业办公室党组《关于检查评比和考核验收大寨式社队标准的报告》,要求通过检查评比和考核验收,进一步集中和动员全党的力量,大办农业,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高潮。随后,有关部门对1978年计划建成大寨区的临淄区、张店区,按照大寨县的6条标准进行验收。

此时,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线。随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自此,农业学大寨运动结束。

四、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影响

淄博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时间长达15年,运动领域以农业为主波及财贸系统,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淄博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消极的一面:农业学大寨运动毕竟是一次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群众运动,有其极大的消极因素。一是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追求深挖、平山造田,硬干、蛮干,劳民伤财,造成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二是政治挂帅,群众运动,生产大呼隆,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三是脱离农村实际,否认个人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四是单纯发展粮食生产,破坏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积极的一面:主要是为我市的农业生产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主要表现在:1、群众性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建造了几大惠及后人的水利工程。如:太河水库、萌山水库、石马水库等。2、厂社挂钩、支援农业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淄博社队企业的大发展,促进了淄博集体经济的发展。淄博的社队工业,主要是从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发展起来的。据1978108统计,全市社办工业有400余处,职工3.9万余人,年产值1.5亿元。全市1600个生产大队,70%以上办起了以农副产品加工为重点的工副业生产。自1975年以来,产品扩散发展到460个。全市78个公社,有113个小化工厂,100余个产品品种,其中80%列入省、市、区计划。1212,《淄博日报》报道,全市社队企业已达2100余处,总产值预计可达到3.7亿余元,比1976年增长70%。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点不是大寨的经验,而是我市的创新。

 

 

 

 

 

 

 

 

 

 

 

 

 

 

 

 

 

 

 

 

 

 

 

淄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张新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其初衷是解决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从全国范围讲,这场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持续到80年代初,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卷入人数多,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此项工作受极路线的影响,演变成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更是造成了许多严重后果。我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1964年下半年开始,到19814月结束,历时17年。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和过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最初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缩小城乡差别和教育锻炼青年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国有、集体经济经济规模小,而个体私营经济又受到限制进而被取缔,使城市吸纳劳动力能力降低;另一方面,和平环境使中国人口出生出现高潮,而基础教育快速发展又使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大量增加。到五十年代末,城市就业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为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同时加快农业发展,19559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农村合作化的工作。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引导下,五十年代就有许多城市的知识青年满怀对党和毛主席的信赖之情,满怀革命豪情,主动到农村、边疆,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事业。19561月,中央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明确指出,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此《纲要(草案)》把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把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行为归纳为上山下乡。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以后,这一提法逐年沿用下来,成为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习惯用语。19574月,《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所以,知青上山下乡最初的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发展农业生产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是正常秩序下的劳动就业政策。它的范围主要是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和一些自愿从事劳动和参加边疆建设的青年。1958年,由于大跃进兴起,城市基建规模扩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暂停。

60年代初,我国单一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同时,鼓励生育的政策,又使我国人口呈几何比例上升,城市就业人口大量积压。加上“大跃进”恶果显现、连续出现灾荒年和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等因素,我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为此,党中央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工作确定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1960年,全国兴起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热潮,许多青年把到农村去看作投入锻炼革命意志的熔炉和学习生产知识的学校,把农村人民公社看作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毅然走向农业生产第一线。1961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决定大量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以渡过难关。196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参加生产建设,揭开了城镇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序幕。1964116,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并把上山下乡确定为解决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做法也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总的说来,19551966年这段时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党中央结合国情探索出了一条就业门路,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知青的思想也比较安定。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陷入混乱。在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知青的上山下乡发生了两大突变:一是下乡的知青大量返城。1955年以来下乡的成千上万的知青,迅速融入了造反的行列,回到了动荡不安的城市;还有一部分知识青年因有实际困难,不满下乡后的待遇而到处上访、请愿,要求回城工作,长期滞留城市。二是“老三届”毕业生就业问题滞后积压。196619671968年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即所谓三届生忙于在学校闹革命加上地方政府处于瘫痪状态,他们的毕业分配工作搁置下来,到1968年形成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无法就业的严重问题。19681222,《人民日报》用最新指示的形式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由此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突变为一场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地。这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以往有着根本的区别,被赋予了政治使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部署,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由此形成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19705月,全国已有5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1973年,周恩来总理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指示精神,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进一步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

七十年代后期,人们逐步从政治狂热中清醒过来,参加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和上山下乡插队农村的知青,相继掀起声势浩大的回城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逐步认识到这种试图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做法是不成功的。197910311210,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总结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12,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文件。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生重大的历史转折。到1981年,大部分知识青年返城,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二、淄博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历程

我市有计划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自1964年开始,1968年以后形成规模,到1981年结束,先后经历了兴起、高潮、扫尾三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641968年)

上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开始试点,全国许多大城市便组织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我市没有开展这项工作,但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60年代初,国民经济开始调整,淄博市被精简下来的职工有近13万人,企业原则上不安排就业人员。加之自我市解放后开始的生育高峰,城市待业青年逐年增多。据19644月调查,全市城镇人口要求就业者达13814人,其中1625岁的10263人,2635岁的2536人,36岁以上的1015人,给劳动就业带来很大压力。

1964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下发后,中共淄博市委根据上级部署和我市的情况,决定开始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市委设立安置城市知青下乡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发出通知,召开会议部署,广泛宣传,深入进行思想发动,层层落实任务,要求各单位立即行动,除去有严重慢性疾病者外,凡家居城市不能升学和就业的知识青年、退伍军人、被精简的企业职工、集体所有制单位多余人员以及其他闲散劳力、职工家属,都列入动员范围,号召领导带头送子女下乡、回乡,并提出农村有家的尽量回原籍,没有条件回原籍的到农村投亲靠友,无亲可投的,有计划安置到农村插队。到年底共动员10044021人下乡,其中回乡的6012003人;插队的4032018人;单身插队的知青869人,超额完成了省分配的下乡任务。1965年又继续动员5462157人下乡、回乡。

19653月,中共淄博市委根据山东省委指示,决定从城市知识青年中征集一批兵团战士去甘肃、青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建十一师、十二师,为开发大西北、支援边疆建设贡献力量。当时虽选拔兵团战士条件较高,几乎与参军入伍相同,但待遇比上山下乡优越,加之广大城市知识青年受参军光荣的影响,征集兵团战士工作进展顺利,报名者空前踊跃。经过严格的政审体检,第一批批准249(125人,女124),于510离开淄博,开赴甘肃。同年10月又征集兵团战士1312人,其中到青海省农建十二师616人,到甘肃省农建十一师696人。1966年上半年又继续征集兵团战士829人到甘肃省农建十一师。

(二)高潮阶段19681978年)

1968年底,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后,淄博的上山下乡同全国一样,开始成为运动,并在浓浓的政治氛围中掀起高潮。

19686月,淄博市暨张店区为全市1968年首批下乡知识青年举行欢送大会。这批知青共130人,分别到惠民、滨县、广饶等县农村安家落户。到年底,全市共有5576名知青到农村安家落户,安置在本市郊区3762人,邹平、桓台两县1814人。截止1969年底,全市共动员22959325人下乡、回乡。由于受极路线的影响,动员知青上山下乡被卷入政治运动中去,出现了强迫下乡问题,并且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主要表现:一是群众组织介入,不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靠简单的行政手段将评定的下乡对象进行轰撵,有些单位采取贴大字报、强行迁户口、断绝口粮、办家长学习班和不准上班停发工资等办法,使许多城市居民、职工家属、知识青年被迫下乡、回乡;二是淄博市虽未正式搞遣返、疏散工作,但受某些城市影响,群众组织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将一些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和被怀疑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及其家属子女,强行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既没妥善安置,子女亦未按下乡知青对待,下去后被当成专政对象,政治上失去自由,子女受到歧视,遭受了很大冤屈;三是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口号下,全市掀起了一阵动员整户下乡风潮,层层举办学习班,有的敲锣打鼓上门动员,有的被限期下乡、回乡,有的被强行搬送农村,也有的是被那阵风刮下去的,形成凡是在城里没有工作的职工家属及其子女在几天内或十几天内都要统统下乡的不正常局面。这批人被迫下去后,有的安置工作不落实,风头过去之后纷纷返回城市;有的人被迫到了农村,但户口未迁,粮油供应关系没转,在农村住了很短时间,又搬回城里,劳民伤财,影响很不好。1970年后,全市停止动员整户下乡、回乡。

1971年初,我市征集兵团战士2000余人,参加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征集对象主要是以过去定为下乡对象的知青为基础,加上部分尚未分配工作的高、初中毕业生以及社会青年,动员工作比较顺利,至5月底,各区任务都超额完成。下半年和1972年又继续为山东建设兵团征集战士1665名。两次实际共征集3840名,全部赴鲁北孤岛参加农垦建设。

1972年后,工作重点转向动员和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3年全市有高、初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约1.7万人等待安置就业。是年,中共淄博市委根据中央和山东省《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试行规定》做出具体规定:城镇中学生的分配以上山下乡为主,除去升学参军和不动员的几种人之外都要动员下乡,应下不下的不得安排工作。1974年有将近2万名城市知青待安排。这两年全市仅招工647人。19741915日,淄博市委召开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形势,总结交流经验,研究以后的具体规划和措施。3月,市委制定《淄博市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安置规划》(草案)。根据中央、省委指示和淄博的实际情况,6月,市委决定大规模组织动员城市知青下乡,并发出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意见。920,淄博市委、市革委召开1974年全市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欢送1016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驻军首长出席会议。会上由市委分管书记致欢送词,下乡知青代表宣读倡议书,区领导及带队干部、家长、安置地区代表分别讲话。开会期间全市城乡有30万群众收听大会实况广播。大会结束后,市、区委主要负责同志、驻军首长及家长代表将下乡知青送到安置的社队。这批知青到达临淄区、邹平县和张店区房镇公社等农村安置地点后,社队都召开了欢迎大会。1212,淄博市委召开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前段工作情况,学习了湖南省株洲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经验,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制定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规划,按株洲的经验办事,实行知识青年对口下、带队干部对口派、培养教育对口抓、支援农业对口帮的办法,把城市中应下乡的知识青年全部动员安置下去。1974年全市共有60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5121620日,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召开,22个先进集体和个人介绍了经验,并通过了《给全市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的倡议书》。1977102630日,全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会议召开,各基层单位知青工作部门负责人、驻军代表及惠民、枣庄、临沂、济南铁路局、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等知青安置地区和单位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1968年至1978年,全市共有5211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1974年至19785年中,全市就有41262名知青下乡,是淄博市下乡人数最多的历史时期。

(三)扫尾阶段19781981年)

1978年以后,中央和省对知识青年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并开始调整工作部署,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扫尾阶段。197812月,中央批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重申城镇知识青年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原则,确定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19791029,市委发出批转《全市知青工作和待业青年安置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确定从1979年开始,全市不再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各系统各单位安排各自的待业青年。19806月,全市下乡知青点的处理工作结束。198141,淄博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停止办公,人、财、物均合并到市劳动局。至此,淄博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部结束。

三、淄博市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

(一)健全组织体系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我市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由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分工抓,并不断调整、充实、强化领导和办事机构,每年研究部署检查多次,层层落实任务,全面发动,大规模动员,任务落实比较好。1964,市委成立安置城市知青下乡领导小组;19705月又进行了调整充实,由市委、市革委领导及市计委、农委、公安、财政、银行等部门负责人组成8人领导小组;197210月,成立淄博市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19737月,领导小组更名为中共淄博市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这项工作不仅市里有领导机构,各县、区、社都有机构,都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知青办),确定一名副书记(或革委会副主任)分管,配备了专人开展日常工作。知青所在的公社和大队还建立了由干部、贫下中农和知青代表组成的三结合再教育小组。为推动工作的顺利开展,各级领导带头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在动员下乡中,市委常委、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及驻军首长都带头第一批送子女下乡,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二)确保财物供应

1、经费供应方面

1964年至1980年,国家共拨给我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1760多万元,主要用于城市下乡人员的建房、生活、小农具购置、困难补助等,少数留作城市动员宣传经费。1964年,国家按单身下乡每人200元、整户下乡每人180元、回原籍下乡每人50元标准拨付给我市。1965年我市执行山东省规定的标准:单身下乡平均每人242元,整户下乡平均每人186元,回原籍下乡每人平均50元。1968年,淄博市执行山东省革委生产指挥部规定,下乡知识青年每人平均240元。1970年,山东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对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标准有所调整,规定单身插队知青每人平均250元。1974年又重新规定下乡知青每人500元,我市都进行了认真落实。197810月,市知青办和市财政局根据上级指示,为了较好地解决1972年底以前下乡知青的住房、生活等实际困难,确定各区从上年结转的知青年度经费中安排老知青困难补助,解决老知青的实际困难。

2、物资供应方面

19643月,淄博市对下乡人员粮油供应做出规定:下乡人员到农村的,由所在城镇粮食部门,按照本人原粮食定量发给旅途和到达接收地点后第一个月的粮票。从到达安置点第二个月起,由安置地区粮食部门按其定量供应粮油,直到参加夏季或秋季农村粮食分配为止。197311月,山东省规定:下乡知青的口粮,在参加分配以前,每人每月供应成品粮22.5公斤、食油0.25公斤,参加分配以后全年口粮不得低于原粮300公斤、食油3公斤。在分配时达不到上述标准的,其差额由供应地区粮食部门从国家统销粮油指标中给予补助。按照上述标准,1973年至1978年全市供应下乡知青口粮1017.8万斤。1974年以后,省拨给我市安置知青木材8105立方,分配各区7973立方,结存112立方;钢材213.3吨,分配各区118.9吨,结存24.6吨;分配给知青点建房水泥1405吨,全市共为知青建房10510149820平方米。

(三)加强管理教育

为了配合安置单位作好下乡知青的管理教育,市委组织部、市知青办设立带队干部管理科,各区设立带队干部管理组,各主管局和较大企业也建立相应机构或配备专职干部,负责带队干部的选派、任免、管理和定期轮换。对带队干部要求按下乡知青数2%选派,一般带队干部两人以上的知青点有一名女干部,两年轮换一次。他们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协助社队安排好知青的学习出勤和吃住、医疗,推荐招工、参军、升学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期间的管理教育工作主要靠社、队来抓。凡有安置任务的社队都建立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公社一般设专职干部分管,大队由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靠上抓,把知青工作当成一项主要任务,组织下乡知青的生产劳动、学习,安排好知青的生活,做到政治上有人管,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帮,及时解决知青遇到的实际问题,落实知青在安置中的各项政策和待遇。

(四)妥善安置

1、下乡安置

1976年以前淄博市知识青年下乡的安置工作分两个阶段: 1964年至1973年,除少数有条件的在市内农村家乡个别插队外,其它都是跨地区安置;1974年至1976年转为本市安置为主,跨地区安置为辅。1977年以后全部在市内农村安置。一是个别插队落户。自1964年至1978年底,全市有5107名下乡知识青年回老家、投亲靠友和分散在市内农村个别插队落户,这些知识青年同社员一样参加生产和分配。二是集体插队落户。1964年至1965年,有1627名下乡知识青年到临沂地区的郯城、苍山、莒南3个县农村集体插队落户;1968年至1969年,有2665名下乡青年到惠民地区的广饶、滨县、博兴、邹平、桓台、惠民等6个县农村集体插队落户。1964年至1971年,张店区、临淄区的15个公社73个生产大队,共安置集体插队下乡知识青年766人。三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战士享受国营农场工人工资及福利,从事农垦生产并参加军事训练。四是实行“厂社挂钩”,在对口生产大队安置。1974年至1978年,淄博市除在惠民地区知青点安置下乡知识青年3759人外,还在市内5个区65个公社、600个生产大队建立603个知青点,共安置下乡知识青年35064人。五是建青年农场。197410月,齐鲁石油化学工业公司与临淄区敬仲公社达成协议,由公社划出704亩耕地,由公司出资建房,购置农业机械,建立敬仲公社青年农场,安置齐鲁石油化学工业公司及其下属各单位下乡知识青年,到1978年,共安置下乡知识青年1363人。

2、返城安置

一是收回城市。19669月,省有关部门规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因病残或不适应边疆高寒气候以及家庭和本人遇有其它特殊情况,不能继续坚持支边军垦或不能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者,经批准可以收回城市。收回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病残者待其病愈后安排招工;伤残者按其伤残轻重安置在街道企业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支边青年回流城市并上访要求收回的较多,对此,淄博市对那些不应回流城市的,函请建设兵团派来工作组,同他们共同做好工作,动员返回边疆;对确实因病或有实际困难不能继续坚持支边的,分期分批办理收回城市,作为一般社会青年对待。还有许多支边青年通过其它部门迁回城市或农转农到淄博城郊落户。从1966年至1980年,全市经过知青部门收回的下乡知青188人。二是招工就业。1970年开始,淄博市从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中招工。据统计,1970年淄博市从农村招工8076人,其中招收下乡知青144人,占农招人数的l.79%。1970年到1973年全市先后从下乡知青中招工1136人。1974年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时,由省单列指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占用、顶替下乡知识青年的名额。从1975年开始,淄博市连续几年在下乡知青中每年招工四、五千人。1980年在全市招工中,把下乡知青列为照顾对象,招工考试录取时规定有照顾分数,对年龄偏大、条件较差的下乡知青,作好招工单位工作予以招收。是年,由淄博市动员下乡的知青,包括在本市和跨地区安置以及支边青年,除去在安置地区已结婚、招工、升学、参军以及通过其它渠道回淄博的以外,基本上都在淄博做了安置。

 ()处理遗留问题

1975年开始,下乡知识青年开始大量回城,根据中央指示和实际情况,市委要求认真切实做好下乡新老知青的统筹安排,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遗留问题的处理:一是补办下乡知青手续。根据1975年山东省知青办通知有关规定,从1976年至1980年,为1964年以来整户下乡符合条件子女385人补办了下乡知青手续,政治上享受下乡知青待遇,但不另发安置经费。另外,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冤屈被迫下乡随迁子女补办知青手续,自1979年至1980年共补办这方面知青手续1302人。二是安排老知青1972年以前下乡的知青,一般称之为老知青。他们在农村时间长,有的几次放弃招工机会坚持留在农村。这些下乡知青到1980年时都在26岁以上,最大的36岁,绝大多数已结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农民结婚,多数有了子女,家庭负担较重,不少已部分不具备或完全不具备招工条件。为了照顾这部分下乡知青,根据19796月山东省革委转发省劳动局、省知青办《关于解决1972年前下乡知识青年问题请示报告》精神,淄博市召开会议布置,组织专门人员,进行调查登记摸底,逐人进行核实。总共核实仍在农村1972年以前下乡的老知青”753人,1980年招工时安排老知青”749人,将其15岁以下子女1540人随迁为城市户口。确不具备招工条件的4人办理了收回城市手续。至1981老知青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三是清理资产财务。下乡工作结束后,19796月到19806月,全面清理全市知青点资产财务。全市603个知青点拨建房费482万元,折价收回60万元,归各生产大队所有。另外,历年拨给各知青点房屋修理、农具、炊具、家具补助费287万元,到19806全部无偿交给各生产大队,作为支援农业生产之用。同时,市、区知青部门对历年各自的财务收支逐项进行清理,将结存经费1288261元通过1980年年终决算,分别移交给市、区劳动部门。

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影响

作为党和政府解决城镇青年就业的一项重大措施,上山下乡在当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但这毕竟是一项不可持续的非常措施,在世界上没有先例,自然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一)积极作用

1形成了一支发展农业生产的生力军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多数有理想、有抱负,希望到农村和边疆干一番事业。他们多数人在农村和边疆认真接受再教育,不怕苦、不怕累,成为农业、兵团战线上一支有生力量。在这些知青中,有一些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投身农村和边疆建设,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和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艰苦奋斗的足迹,干出了一番事业,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2、促进了农村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我市广大知识青年在支持当地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在农村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沟通城乡之间的信息交流,改变农村落后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把先进的科技信息和先进思维带给落后的农村,增进与广大农民的了解与交流,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集体经济管理水平,加快了边远落后地区的建设。一部分下乡知青当了赤脚医生,为农村的医疗事业开创了新路,使农村卫生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另外,还有一些下乡知识青年组成了知青文艺演出队,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这些知识青年十几年如一日地战斗在农村和边疆,流下辛勤汗水,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有力地加快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

3、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而且使知识青年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中经历了磨练,从思想上、体能上、生活上、感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于他们后来的成长和进步有着特殊的作用。知识青年到农村和兵团后,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一批知识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后来又被输送到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许多人都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据统计,1964年以来,在全市下乡知青中有112人入党,7900多人入团。有一批知青还被推选担任了社、队领导,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

(二)负面影响

1、造成了人才断层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使知识青年丧失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强化了当时流行的“读书无用论”,使在校学生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导致教育质量长期持续下降,使国家人才培养雪上加霜。这些下乡知识青年正处在人生黄金时代,却丧失了继续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成为在文化、学识上准备不足的一代人。即使后来其中一小部分人又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但大多数人只有相当于初中甚至还不到初中的文化程度,导致80年代初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给我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2给国家、集体、个人带来了损失

50年代的上山下乡是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符合当时农业合作化和开发建设边疆的需要。但文化大革命把上山下乡当成政治运动去搞,大多数城镇待业知识青年下乡,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青花费一千元,给濒临崩溃的经济带来十分沉重的压力。不切实际地要求知青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世界观,在动员方式上偏重行政手段,偏重动员整户人员下乡,大多数人不是自愿下去,他们下乡、回乡后受农村旧习俗的影响,在劳动、住房、生活安排上都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致使他们到农村不久便大量回流城市,造成劳民伤财,城乡均不满意。知识青年长期扎根农村,势必与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民产生利益纷争,有些经济条件较差的社队勉强进行了安置,农民很不满意。据调查,全市约有20%的安置社队有抵触情绪。 

3、给知识青年在思想、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不幸

由于“文革”中把知青上山下乡上纲上线,在动员过程中,有的地方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发工资等强制措施,给很多家庭带来严重心灵伤害。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少数不法分子迫害下乡知识青年,个别社队的干部社员对女知青诱婚、逼婚甚至强奸,手段十分恶劣,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特别是在后来知青的升学、返城等问题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少数国家干部与农村基层干部利用职权,采取种种非法手段,刮起了一股“走后门”的歪风。有的干部依仗职权之便,把自己子女或亲属的孩子选招回城;有的增加招收指标,特殊照顾,把自己子女或亲友子女选调回城安排工作;有的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将自己或亲属子女选招上来;在农村社队中,有一些基层干部利用下乡知识青年与家长盼望回城的心理,乘机受贿收礼,敲诈勒索。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党的政策,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已经成为过去。这场运动启示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其客观规律。不研究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是试图用政治手段和强迫命令解决,只能是饮鸩止渴,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产生更大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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