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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大革命时期(1924年7月~1927年7月)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5069   时间:2007/11/1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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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淄博国共革命联合战线的形成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11月,中共三届~中全会召开,进一步要求共产党员要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掌握国民党在各地的组织,争取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三大之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派人与孙中山会面,商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问题。孙中山接受中共和共产国际的主张,认识到了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的重要性;聘请苏联代表鲍罗廷为顾问,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等5人为改组委员,开始以巨大的革命魄力,排除重重障碍,推动国民党改组。进而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丁惟汾、王乐平、张苇村(孙中山指定代表)、王尽美、孟民言、杨泰峰(地方选举代表)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选举产生了有10名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共三大的召开,提出并大大推进了国共合作的进程;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则标志着国共革命联合战线在全国建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国共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迅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兴起。
第一节山东国共革命联合战线形成
1924年4月,在李大钊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李大钊、丁惟汾任部长;王尽美代表山东国民党组织参加北京执行部的领导工作。在北京执行部的指导下.王乐平、王尽美等人召集山东各地国民党和平民学会的代表在济南开会,成立了国民党山东临时党部,选举王乐平、王尽美等9人为执行委员。早在中共三大之后,中共济南地方组织积极贯彻大会决议,济南的党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组织。中共济南支部成员王翔千、王尽美、王用章协同进步人士汝仲文创办了《晨钟报》,大量报道工人运动和各界人民开展国民运动的情况,为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临时党部成立后,立即派人到全省各地以平民学会为基础,进行登记并从中发展国民党员,进而筹建市、县党部和区分部。至1925年6月,全省建立市、县和区党部20多个。淄博张特别党部也于是年5月应运而生,孙秀峰被选为执行委员。
1924年11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巡视员尹宽的主持下,中共济南地委和团济南地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国民党省、市、县党部(临时党部)建立中共党、团组织,由中共济南地委直接领导;每一区党部或区分部设干事1人,由中共济南地委指定;会议确定了国民党山东省和济南市临时党部中共党、团组织成员和济南各区党部或区分部干事人选。会议决定并采取的组织措施,加强了中共山东党组织对国共合作工作的领导,保持了中共党组织政治上的独立性。
1925年7月11日至13日,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济南举行,全省20多个市、县的3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10名。孙秀峰代表淄博张特别党部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本省党务须谋平均发展案》、《秘密工作方法案》、《电请中央迅速北伐案》等议案,选举产生了由丁君羊、邓恩铭、延伯真等6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山东省第一届党部,进一步巩固了山东地区的国共合作,推动了正在兴起的山东反帝爱国运动。
   
第二节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
1924年10月,北方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孙中山由广州北上,行前发表宣言,提出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扫除军阀两大目标,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
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北上,并于11月19日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指出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就是召开国民会议。号召各界要积极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建立临时国民政府,挽救帝国主义分裂中国之危机。同时,中共中央告诫各地党组织,要把促成召开国民会议作为“接近群众(各阶级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最好机会”;要求各地党组织联络各人民团体,“以劳动群众及小商人、中等商人为主要成分”,建立国民会议促成会;要广泛宣传,向民众游行演讲,以唤起民众组织起来,投身到反帝废约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并且要乘此时机,充实原来的团体,组织新的团体,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2月初,中共济南地委、团济南地委与国民党山东省和济南市临时党部在济南召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员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以国民党省、市临时党部的名义,联络群众团体,发起建立欢迎孙中山北上大会筹备会。下旬,孙中山北上,在天津接见了王乐平、王尽美、王哲、阎容德,并委任他们为国民会议特别宣传员,负责在山东发动群众,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王乐平、王尽美等人返鲁后,即以国民会议特别宣传员的身份,召开省暨济南各界代表会议,决定以欢迎孙中山北上大会筹备会各团体为基本会员,组成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委会。1925年1月1日,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委会召开市民大会,中共济南地委、团济南地委发表宣言,进一步阐明建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意义和方针政策。5日,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宣告成立,随即开展工作。
国民会议特别宣传员首先分赴全省各地,指导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王尽美沿胶济线东行,先后指导成立了青州、潍县、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2月中下旬踅回淄博张开展工作,第一站到了博山县。通过与县商会张焕宸及国民党县党部贾慕谊、蒋敦鲁等人商谈,王尽美在县商会设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张贴《启事》宣告:“请有以国民会议事见询者驾临商谈,凡各团体赞成斯旨者请即加人,共同筹备,以期促成会早日成立。”各界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前往,王尽美、王哲与之广泛接触、洽谈,商讨有关国民会议促成会事宜。
在此期间,王尽美还深入淄博矿区,向工人宣传促成国民会议运动,考察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在博山沙子顶煤井,王尽美主动跟矿工握手,满手炭黑的矿工都不好意思伸出手来。王尽美却笑着说:“别看你们手上沾满炭泥,可是这两只手却能创造出世界万物……”工人们听了,兴奋地呼起了口号。在西河同兴煤矿,王尽美召集百余名工人开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讲了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的重要意义,孙中山是同情工人大众的,要求工人们要积极支持他;王尽美还讲了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是创造世界的主人的道理,他引用一些具体数字算了几笔帐,对“剩余价值”、“剥削”等一些陌生而深奥的名词作了通俗而生动的解释。长年在地狱般矿井里劳动的矿工们听了王尽美的演讲,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说:“王特派员是咱工人的知心人,能代表咱工人的利益,一定要跟他走!”
经王尽美等人奔走发动和宣传,促成国民会议运动已为社会各界所知晓、拥护,遂由张焕宸出面,邀集11个行业公会董事、会长及文化、教育、医务界知名人士、老同盟会员等40余名代表,在聚乐村饭店集会,商讨成立博山县国民会议促成会事宜。会上,王尽美作了演讲,讲了孙中山北上的情况,讲了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意义,号召各界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要求各界人民努力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淄博国民会议促成会宣布成立,通过了《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以及各省法团的通电。随后,丁君羊、王哲在张店指导成立了该地区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淄博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标志着淄博地区国共革命联合战线已经形成,这是淄博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精诚合作的第一次实践。从王尽美赴淄博至孙中山3月12日逝世的短短几个月中,淄博各界民众团体几乎全部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他们纷纷以集会、游行、联谊、演讲等不同形式,表示拥护共产党和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以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浪潮。   
 
第五章  淄博工人革命斗争的高涨
 
第一节张店铁路工人的斗争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全国工人运动大多暂时转入低潮。但是,在山东由于北洋军阀统治势力相对薄弱,山东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工会基层组织较为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主联合阵线逐步形成,因而山东工人运动仍呈发展趋势。其间,以青岛、济南、淄博等地为中心,以铁路、矿山及大型产业为骨干的山东工人运动出现了日趋高涨的局面。尤其是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处于胶济铁路线上的张店地区首先爆发了工人罢工怒潮,随着斗争的发展,中共张店车站支部应运而产生。
中共张店车站支部建立
早在1923年初,中共济南支部就派王复元到张店,以机务段材料房“员司”(管理帐目的职员)的公开身份,开展路工运动。是年春,震撼全国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为了支援京汉工人的罢工斗争,张店车站建立了第一个铁路工人的工会组织——路业工会,工会建立了工人俱乐部。王复元等人利用工会组织,联络工人群众,扩大党的影响,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启蒙教育。但不久,随着“二七”大罢工被镇压,反动当局利用工会的某些弱点,对工会进行分化瓦解,终于使张店路业工会“内受败类之愚弄,外受京汉‘二七’之影响”,而逐渐解体了。
1924年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王复元、尤超玄作为张店铁路工人的代表出席了大会,结识了青岛四方机车厂工人代表、“工业圣诞会”负责人郭恒祥。大会之后,以来自四方机车厂“艺徒养成所”的一批徒工为骨干,成立了“工业圣诞会张店分会”,青年工人李青山被推选为分会负责人。5月,王用章代表济南地委出席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努力提高产业工人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阶级基础。会后,中央委任王用章为驻淄博特派员,负责淄博地区党的工作和工运工作。王用章进一步加强了张店铁路工人运动组织领导,使张店路工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李青山早在1923年就被北平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为通讯会员,自此与该研究会的发起人罗章龙建立了通信联系,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1924年夏秋之交,时为中共北方区领导人的罗章龙到山东巡视,在张店发展李青山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李青山协助王复元在铁路工人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先后介绍邹光中、武考三、王启之、王明智等人入了党,为建立张店地区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1924年9月,中共中央巡视员尹宽到山东,巡视济南、青岛、淄博三地党的工作。在张店,尹宽对王复元、李青山在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工作给予了指导和肯定。随后建立了张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张店车站小组,王复元任组长,隶属中共淄博支部领导。1925年2月,根据中共四大关于党员“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的规定,遂将中共张店车站小组改建为中共张店车站支部,王复元任书记,李青山、邹光中为委员。到下半年,支部的党员已发展到30余人,时称“CP大本营”。中共张店车站支部的建立,使张店地区的工人运动,尤其是路工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胶济铁路大罢工及张店路工运动
1922年10月,根据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精神,El本被迫将胶济铁路的主权归还中国,结束了日本对胶济铁路为期8年的非法占领。1925年初,因胶济铁路的运价问题,代表浙江势力的北京政府交通部与山东地方势力派发生了尖锐斗争。为了取得胶济铁路的控制权,交通部委派其亲信阚铎取代山东势力派代表赵德三任胶济铁路管理局局长,另一亲信朱庭祺任副局长;之后又大肆裁减路局中山东籍的高级职员,引起受山东军阀、买办资产阶级支持的山东地方势力派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南、北两派内讧。原路局中被调职的机务处长孙继鼎等人,为反对交通部的裁减政策,联合被裁减的山东地方势力派人员,沿路游说,以“驱朱赶阚,鲁人治鲁”为口号,发动职工罢工罢运。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派王荷波,山东党组织派邓恩铭到青岛,对青岛四方机车厂圣诞会进行改造和领导;以后在圣诞会的组织发动下,广大工人开展了多次斗争,工会组织也发展壮大了。在此基础上,青岛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利用铁路当局内部矛盾,组织发动工人起来开展斗争,争取和改善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山东党组织不失时机地发动领导了这次声势浩大的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
1925年2月8日,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首先从当时路局所在地青岛发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与正在青岛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王尽美直接领导了这次斗争。当时《申报》报道了这次大罢工的巨大声势:“罢工的场面非常壮观,全路大罢工在2月8日晚12时开始,铁路工人个个斗志昂扬,用枕木、钢轨封锁了铁路线,司机熄灭了机车内的炉火……各段各站的工人一律停止工作,未开出的客车、货车一律不开出,开出的客车、货车在夜晚12点开到哪里就停到哪里,不再开动。胶济铁路全部瘫痪了。”
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爆发后,圣诞会张店分会负责人李青山按照中共张店车站支部的指示,根据青岛方面罢工电话通知,在张店车站以南马庄山召开了党员和工会骨干分子会议,研究参加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的问题。会议决定,立即响应青岛方面的号召,发动和组织全体职工参加全线罢工,商定了若干具体事项,如大罢工的条件是“承认工会,参加工会”;大罢工的口号是“要求平等待遇,不得随便裁减工人,每人每日增加1元工资”等等。2月8日午夜,张店车站内的机车同时拉响了汽笛,发出了大罢工的信号。在李青山指挥下,全站工人停止工作,开始罢工;以党员为骨干的两支工人纠察队分别由谭毓玺、侯兆泰等人带领,封锁车站东西入口,维持罢工秩序。同时,张博铁路全线也按照张店站的通知,开始了罢工。初春之夜,寒风料峭。但工人们却热血沸腾,士气高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与长鸣的汽笛声汇成阵阵巨响,震撼着夜幕下的淄博大地。
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坚持了9天,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这次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的风潮中,张店及张博支线铁路工人站在了斗争的前列,这是淄博工运史上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次较大的罢工斗争。通过斗争,淄博铁路职工政治和经济待遇得到某些改善,张店铁路工会取得公开合法地位,成为胶济铁路总工会第四分会。这次罢工的胜利,鼓舞教育了广大铁路职工,他们斗争的自觉性和组织性更高了。不久,第四分会在张店附近的杏园村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吸收铁路职工和其他贫苦的工农子弟上学。同时学校又是对工农青年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培养革命骨干的场所,中共山东省委委员、淄博工运领导人刘俊才和淄博党组织的领导人王元昌、于本章等人,先后在这里任教或讲课,教育培养了一批革命的骨干,并指导推动了淄博工农运动的开展。
   
第二节张店铃木丝厂工人首次罢工
   
1925年4月,在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胜利的鼓舞下,在青岛铃木丝厂工人斗争的影响下,张正贵(张店杜科人)发动组织张店铃木丝厂工人举行了首次全厂罢工。   
张店铃木丝厂,是1923年日本商人铃木格三郎继兴办了青岛铃木丝厂后来张店兴办的,年底竣工,1925年1月正式开工。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商在山东投资规模最大的丝厂之一。铃木丝厂还在周村、博山、益都、昌乐等地开设分厂,从淄川、莱芜、临朐等地大量收购鲜茧,所产蚕丝大部经上海、青岛远销欧美等地。日商之所以在山东各地办丝厂,主要看中了山东廉价的蚕茧和劳动力资源。因此,铃木丝厂自开办之日起,就疯狂掠夺山东的蚕茧资源,排挤吞并山东民族蚕丝业,垄断了山东蚕丝市场,使山东民族蚕丝业遭到严重打击和破坏。同时,铃木丝厂资本家为获取丰厚的利润,不惜对工人进行残酷压榨和剥削。工厂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人无人身自由,经常受到监工和把头的盘问、搜身和毒打,甚至用“热水浇头”。资本家大量招用童工和女工,极力压低薪水,延长劳动时间,一天劳动12~14小时;并且不断提高劳动定额,处心积虑地克扣工人,使工人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终于激起了工人们的反抗斗争。工人最初只是采取怠工、破坏设备的方式,给资本家制造麻烦,渲泄不满和进行反抗。后来在全省各地罢工风潮的影响下,改变斗争方式,发起了全厂工人罢工斗争。
张正贵等罢工组织者做了大量秘密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罢工之前,他们到工人住处秘密串联,宣传鼓动,揭露资本家的残酷本性,激发工人的斗争勇气。罢工前一天晚上,张正贵与各车间推选出的工人代表趴在通铺上开会,研究确定了罢工步骤、人员分工、罢工条件等。第二天,车间工人代表下达罢工通知,全厂工人涌到厂部门前,向资方提出要求:“反对打骂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并声明:如不答应条件,就宣布停产。资本家蛮横地拒绝了工人们的要求。工人群情激愤,一致行动,停工离厂,使工厂陷入瘫痪达20余天。
此次罢工,是张店铃木丝厂工人举行的第一次罢工斗争,尚缺乏斗争的经验。在斗争中,没有取得社会的支持,没有形成足够的声势,而且斗争的方式也不完善,因而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工人罢工离开工厂,虽然给资本家造成了经济损失,却正好成为资本家大量开除工人的口实和条件。然而,它的意义在于让日商认识到了中国工人大无畏的反帝斗争精神和团结斗争的力量,在重新招募工人后不得不改善了条件;并且也为以后的斗争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第三节淄博矿区工人斗争
1925年5月下旬,“青沪惨案”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全省,也影响到淄博地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淄博各界人民群情振奋,纷纷用各种不同方式,谴责帝国主义暴行,援助上海、青岛工人的罢工斗争。张店铁路工会(即胶济铁路总工会第四分会)首先于6月6日成立“青沪后援会”,并发动各站各段工人捐款寄给青沪工人。6月14日,团青州特支(直属团中央领导)派代表分赴博山、淄川、周村和临淄等地,组织演讲和罢工罢课示威斗争。各代表广泛与各县立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和县教育局长、警备队总队长、县长等上层人士接触,召开有24个团体参加的各界联席会,议定了募捐和游行示威的事宜。同时,淄川、长山等县的教职工以快邮代电,加入山东省教职员工的“雪耻会”;博山、周村等地职工或集会或通电,对青、沪罢工工人进行慰问和支援。这些事例说明,淄博地区的工人及各界民众斗争的敏锐性和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并以高昂的姿态投入全国全省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之中。
1925年上半年,中共山东地委先后派孙秀峰、李春荣等到淄博矿区,传达中共四大精神,并按照四大精神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与加强了矿区党组织建设;领导成立了矿区“五卅惨案后援会”,支持援助上海等地工人斗争,紧紧抓住当前工运高潮的有利时机,积极发展矿区工人运动。
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成立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要求,为了适应当前斗争形势,各地党、团组织应建立一些公开的灰色的或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工人组织,以团结联络工人群众开展斗争。中共山东地委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团组织按照中央的精神开展工作。此时中共淄博矿区支部已改建为中共淄川支部,支部认真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洪山组织成立了“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为了使俱乐部更具公开、灰色的特点,遂推选中、日资本家都能接受的钳工把头沈延苓为委员长,铆工卢福坦为副委员长,张凤翔为秘书。俱乐部设秘书、组织、宣传、财政、交通等部门。其宗旨是:联络感情,团结工友,向资本家开展斗争,为工人谋利益。俱乐部的会员还发了证章,上书“工人俱乐部”字样,并刻有两把锤头、一面旗子的图案。矿工们胸佩证章,昂首挺胸进出矿区大门,连门警对他们都表示客气。
工人俱乐部购买了锣鼓等乐器,组建了“铜锣会”等若干文娱小组,平时以组织工人吹拉弹唱、搞文娱活动的方式,联络工人群众。当时,鲁大公司又在酝酿裁减工人。党支部利用工人俱乐部这个阵地,对广大工人进行宣传教育,提出了“团结起来,反对矿主裁人,维护工人利益”的口号,得到工人们的拥护。因此,参加俱乐部的工人越来越多,不仅本矿的机器工人,连十里庄、南旺、石谷矿井的工人也参加了,人数达100多人。
中共山东地委对俱乐部这种形式的工人群众组织极为重视,派刘俊才等人到淄博矿区加强对工运的领导,指导工人俱乐部的工作。此后,淄博矿区工人运动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以工人俱乐部为公开活动的阵地,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斗争舞台。工人俱乐部在以后不久爆发的淄川炭矿“失业团”罢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淄川炭矿“失业团”斗争
面对全国全省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鲁大公司资本家深知“工潮策划发动者也来到了淄川炭矿,窥探情况,活动频繁”①,矿区工潮也是迟早之事。因此,一个企图借裁减里工之机,达到开除工人俱乐部领导骨干、以扑灭矿区工人斗争烈火之目的的阴谋,正在鲁大公司秘密策划、形成。
1926年2月10日,鲁大公司资本家以“货多卖不出去,卖出去的也收不回钱,营业赔累不小”为借口,即想关闭一部分煤矿,裁掉一部分工人。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山东地委提出了几项工作原则:“保持俱乐部之组织与取得群众之信仰之领导地位,联合各界同情援助,写信恫吓厂主等”,督令淄川努力执行。但由于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领导人幼稚胆小,未曾执行。结果资本家安然无事地裁掉工人680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4人,俱乐部领导骨干大部在被裁之列,包括俱乐部副委员长卢福坦及骨干黄文、王诚信(王敬斋)。本来由于直奉战争爆发,交通阻滞,粮食等生活品紧缺,物价上涨,矿工生活十分困难,鲁大公司又把困难转嫁到矿工头上,更使矿工雪上加霜。广大矿工为求生存,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斗争。
中共山东地委对淄博矿区的斗争非常重视,派到矿区的刘俊才等人,与中共淄川支部共同组织领导这次矿工斗争。卢福坦、黄文、王诚信等人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召集矿工开会,组织被裁减的工人成立了“失业团”,组织其他工人成立了“后援会”。建立了工人纠察队与乡村宣传队;以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向淄川县分署、山东省长公署、淄川炭矿董事会发了函件,要求恢复被裁工人的工作;印发了《告工友书》、《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泣告父老书》,揭露鲁大公司裁人阴谋,教育和号召工人起来斗争。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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