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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8144   时间:2007/11/1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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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3元,并于9月7日开始实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感到“值此共党潜伏,亟应从速解决,免为利用。且机工要求加薪,关系待遇问题,而机工之外,尚有数十倍之采炭及其他种工人,若无相当之处理。将来一触即发,恐至不可收拾”。遂指令山东第二矿务局和博山县政府出面与工人交涉。在罢工工人的坚决斗争下,取得了增加工资,假日工作加资1倍,按月直接付给工人;每年节日放假8天,每年准假两星期,其中一周支付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斗争成果。
1929年的这次经济斗争能够取得重大胜利,首先是淄博矿区的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培养和斗争锻炼,阶级觉悟有了提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剥削压迫、谋求自身解放的要求增强了。其次,是有一批具有较高觉悟的工运骨干。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培养的许多工运骨干,都参加并领导了这次斗争。其三,大革命失败后,各派政治力量急剧分化,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同情工人的悲惨境遇,支持并领导了这项斗争。
 
第十章  淄博党组织在革命低潮中坚持斗争
中共党的六大之后,淄博党组织贯彻执行了大会的路线,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此起彼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但随着国民党反动势力加紧了对山东的统治,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淄博的革命斗争也随之进入低潮。
第一节淄博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1928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暂时“统一”中国,蒋介石的反动势力伸入到山东,血腥地镇压革命运动,到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淄川炭矿南庙大罢工后不久,国民党势力侵入淄博矿区,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镇压矿区的工人运动。一些在革命高潮时期投机入党的不坚定分子,有的脱党,有的自首,给党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1928年1月,原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孟传扬,背叛革命后到处网罗人员,成立了国民党淄川县党部并任常务委员。10月,由于他的告密,致使矿区的许吉富、翟作仁①、孙发财、李继修等数名共产党员被捕。1928年底和1929年初,王复元、王用章兄弟二人先后叛变,充当了国民党的“捕共”队员,对山东和淄博党组织的破坏极为严重。1929年1月19日,前省委书记邓恩铭、省委秘书长何志深、学联负责人朱霄、省委机关干部杨一辰等在济南被捕。敌人在破坏省委机关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淄博党组织的破坏和镇压。1929年春,叛徒王复元、王用章来到淄博。由于他们二人都曾在淄博做过党的领导工作,熟悉情况,所以淄博党组织几乎全部被他们出卖。他们策动叛徒孟传扬和郭良士,把淄川矿区党组织全部出卖给国民党。在王用章的指挥下,淄川县长邰文静和叛徒孟传扬亲自出动,带领军警和保卫团到处追捕、监禁共产党员和工运骨干。曾在省委做掩护工作的刘兆章在石谷被捕,车锡贵在淄川被捕,张德水、蒲文泉、李先忠、牛玉淮等党的负责人和工运干部也先后被捕,省委来淄博传递文件的交通员商连臣(商鲁民)也同时被捕。车锡贵、刘兆章等淄博矿工的优秀代表,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最后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牺牲。1929年4月下旬,新的中共山东省委组成,刘谦初任书记。新省委对淄博党组织连遭破坏的情况极为关注。为尽快恢复和开展淄博矿区工作,5月,省委抽调青岛市委书记王景瑞和潍县县委主要负责人牟洪礼为特派员,分别到淄川、博山,秘密深入厂矿与工人交朋友,进行党的恢复与建设工作。6月,省委书记刘谦初到淄博视察,听取王景瑞、牟洪礼汇报后,作了具体指示。7月2日省委再次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谦初夫妇等8人先后被捕,接着王景瑞被捕,牟洪礼被迫离开博山。
淄博各地党组织被破坏后,博山支部负责人蒋西鲁、蒋敦鲁到泰安、济南找中共山东省委汇报博山的情况,但没有找到。1928年5月,中共博山支部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6月,共产党员张学五、张子珍同时被抓捕,被关押在源泉二郎山监狱,任凭敌人严刑拷问。,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后经多方做工作,以无证据具保释放。1929年4月,共产党员刘康侯被捕,拘留审讯,也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后经家人买通狱医,开具病情证明,保外就医而获释。
1929年3月,张店翟家庄党支部负责人翟洪慕奉山东省委之命,去济南执行除奸任务,行前托铁路工人、共产党员谭玉玺购买了50粒手枪子弹。因叛徒告密,翟洪慕在济南火车站被国民党捕共队逮捕,以颠覆国民政府、阴谋暴动罪被判处死刑。同年8月3日,翟洪慕与共产党员王兆功、张学纯在济南英勇就义。至此,翟家庄党支部停止活动。其间,王复元亲自带领国民党“捕共队”,频繁往返于胶济铁路沿线,几次到张店伙同叛徒王明智,软硬兼施,诱骗、胁迫大部分共产党员填表自首。是年6月17日,在山东省委写给中央的《关于山东工运状况的报告》一文中称:“……尚余有张店车站支部三人,因其加入NM组织,已不承认其存在”。至此,存在近5年的中共张店车站支部宣告结束。
1929年5月,中共沂水县委遭受破坏。12日,东里店小学党支部的同志尚未来得及转移,刘华亭、孙固斋、李松舟即被国民党沂水县党部宋务滋带领的警察逮捕,押往东里店警察分局。其他党员,蔡铭九和新来的刘洁斋因未暴露身份而脱险,黄简斋被农会会员贺兴谈藏到南门里菜园的一口棺材里,才免遭此难。刘华亭和孙固斋被押解到沂水县城不久,即被转押到山东省第五模范监狱。后经党组织和家人多方营救,以无罪获释。东里店党支部遭破坏后,农民协会也被解散。
 至此,淄博党组织被破坏和被迫与上级中断关系的有:淄川特支、翟家庄党支部、张店车站党支部、东里店小学党支部和博山党支部。除铁山特支和白兔丘党支部(1931年春,白兔丘党支部也遭国民党“捕共队”破坏,停止了活动。1932年秋以后,铁山特支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组织活动停顿)外,淄博各地党组织基本上停止了组织活动,党员人数也从1927年的234名急剧减少到35名。
第二节  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反帝斗争
中共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于1929年6月25日在广州召开。会议全面总结检查了六大以来的工作,提出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此时,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遵照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确定在组织上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整顿和开展中心区域工作,首先加强青岛、济南、淄博--'IX域的工作。淄川特支在遭破坏后的一年内,淄博已无区域性党组织。因此.山东省委于1930年5月派孙振华到淄博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孙振华到淄博后,按照1929年3月25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给顺直省委的指示信中关于领导同志应“走人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防止“超越这一基础工作而谈恢复”的精神,慎重积极地开展工作。孙振华刚到博山时,这里已无党的组织,仅有一个党员和两个团员,而且没有开展任何活动。他首先到各地调查了解情况,寻找线索,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然后,一方面整顿原有的组织基础,一方面发展新的组织。在寻找旧的组织线索中,经过考察,对原组织中靠不住的,采取“宁可不用,不可乱用”的方针。在发展党员中,特别注意增加工人成份。总的要求是“党员的数量不求如何扩大,而质量则必须如此严格”。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工作局面即有了新的改观。孙振华在1930年7月淄博特支一个月的工作报告中,在谈到淄博工人队伍的情况时说:“淄博有矿工一万六七千人。矿山工人最多的地方为大荒地,约有三千人,计有四十余个矿井;黄家大洼沟约有八百余人;西河约有千余人。自大昆仑至西河,筑有轻便铁路。运煤工人与沿铁道矿区工人约有两千人。又,自博山至岳家庄轻便铁路与沿线矿区工人不下五千余人。此外还有玻璃工人约千余,陶瓷工人约三百余人。”在谈及意识形态时,报告指出:“博山工人群众的无产阶级意识,比较城市工人要落后些;一切宗法社会的习尚、封建思想、保守观念,要比城市工人浓厚些;对于近代的革命思想潮流很少有接近的机会,这是党过去在这一地区没有工作的关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孙振华向省委写出了《淄博特支一个月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提议把黄家大洼、西河、大荒地、轻便铁路沿线、西昆铁路、南定等地划为党组织工作的中心区域。经过近三个月的艰苦努力,于1930年6月,建立了中共淄博特支(亦称博山特支),孙振华任书记。党员发展到6人。随后又以博山特支为中心,带动起博山、淄川两大矿区及张店(胶济铁路第四段)的工作,使这三个地方的共产党员发展到23人。博山特支划定中心工作区域,建立群众组织。把博山轻便铁道沿线矿区、黑山、黄家大洼为主的南山区、西河区、淄川大荒地区、西昆铁道区、南定区、张博支线铁道区等划为中心工作区,并建立了博山职工运动委员会。成立了轻便铁路赤色工会,会员发展到17人。还成立了挑煤工人赤色工会小组、店员联合会。在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特支还以经济斗争为突破口,因势利导地使之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特别是为了激发矿工的反帝情绪,成功地领导了华坞矿业所工人的反停产斗争。华坞矿业所是日本投资开办的煤矿,矿方无故宣布停产,将工人驱逐出矿,所欠工资也不发。其实,这一阴谋与日本资本家在青岛开办的工厂停产遥相呼应,妄图用停工的手段对付工人,使工人不敢起来斗争。在特支的组织领导下,1930年5月5日,1000余名工人手持木棍包围了华坞矿业所,“不独禁止日人出入,而且断绝一切交通,扣压食品,断水断电”。经过斗争,工人群众更加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帝情绪,从而使经济斗争转向反日运动的政治斗争,把工人运动与反日运动联系了起来。这场斗争也为物色建党对象,扩大党的组织,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节淄博工人与黄色工会的斗争
淄博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同时大力组织黄色工会,抢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929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宣布成立了“淄博特区工会筹备委员会”。该筹备会一方面收罗骨干,筹划正式成立黄色工会,一方面残酷地压榨工人,企图扼杀工人运动。然而,广大工人不但没有被吓倒,斗争情绪反而更加高涨。如博山轻便铁道沿线矿区工人拒绝参加黄色工会.自己组织建立了同乐社,反抗黄色工会的领导和压迫。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吕祖良领导西河、大荒地一带工人,与当地农民联合起来,利用“黄沙会”这一道会组织的力量,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罢工斗争。罢工期间,工人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手持木棍痛打工头等,并写出“打倒日本资本家”、“打倒帝国主义鲁大公司”、“要求八小时工作”、“打倒黄色工会”、“要求给死者二百元、伤者一百元的抚恤”等大标语。后被陈调元军队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虽然失败了,但黄色工会也没成立起来。
1930年1月,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又任命臧华年、胡健民等9人组成“淄博区矿业产业工会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工整会”),计划在6个月内正式组成黄色工会,以控制淄博煤矿工人运动。但是,在蒋、冯、阎军阀混战中,“工整会”的委员们于6月份仓皇逃走。阎锡山派山西军系的国民党人员来到淄博矿区,又另行组织了工会。8月,战局骤转,韩复榘势力复活,山西军西走,韩复榘返回济南,他在重整军务的同时,又派原“工整会”头目返回淄博矿区,进行筹建工作。“工整会”在筹备过程中,收买利用煤矿机械主任顾炽、绘图工人李文成等作为骨干,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将“工整会”改组。于1931年2月成立了“淄博区矿业产业工会理事会”(以下简称“工理会”),下设13个分事务所(包括博山、淄川),注册会员20800人。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对这个工会十分重视,每次改组时,省党部、省建设厅都派员监选,使黄色工会一直成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驯服工具。1931年6月,顾炽、李文成被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指定为山东省工会代表,去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并加入国民党。“工整会”和“工理会”极力推行国民党政府的劳资合作政策,使用“劳资协调”这把软刀子,扼杀煤矿工人运动,向工人灌输“遵守法律”、“和平斗争”、“劳资协调”的改良主义思想,引诱工人走向妥协的道路。同时,暗中与中日资本家串通一气,出卖工人利益,成为镇压工人运动的帮凶。1930年5月,博山裕通煤矿公司工人为反抗压迫,打了公司的职员。国民党博山县政府派警察镇压,全体机务工人一致罢工反抗。“工理会”遵从国民党博山县部和矿业资本家的旨意,开除5名为首的罢工工人。强迫工人复工,罢工斗争被扼杀。“工理会”的所作所为,使工人们进一步认清了他们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及资本家走狗的真面目,打破了原来对他们的一些幻想,勇敢地冲破黄色工会的控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着艰苦的斗争。1932年7月,淄川、博山各煤矿资本家组成的黄色工会御用组织“矿业公会”作出决议:自7月7日起,各公司一律裁减工资四分之一。“各矿工人以生活有关,群起反对,发起了自7日至9日间第一次罢工。淄、博两县除鲁大及博东公司外,罢工者共万余人。惟各公司机器却仍须照常开工,否则矿井即水淹。故公司方面仍需一部分开支,共计每月损失四千余元”。8月3日《红色中华》第31期以“鲁省煤矿工人斗争情形”为题,对这次罢工斗争情况发表了简讯,可见其影响甚大。同年,博东公司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中日资本家不但不增加工资,反而无理开除7名工人,引起全体工人罢工,生产完全停顿。此次罢工,由于日本人勾结国民党山东当局派兵镇压而失败。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实行野蛮的白色恐怖,地方党组织屡遭破坏,工人运动失去党的领导,加之黄色工会的欺骗控制,工人斗争多被扼杀或成效不大。
第十一章  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救亡
第一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以往,中国曾多次痛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威胁;这次,亡国惨祸真的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满腔悲愤。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工人农民要求反抗日本的侵略;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国民党政府在Et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除在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的7万人外,仍有16.5万人驻在东北。但蒋介石却在是年7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绝对不抵抗主义,致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在民族危亡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出现分化和破裂。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奋起抗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虽然当日军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但其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经过英、美等国调停,5月5日,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第二年,南京政府在热河沦陷和长城抗战失利的情况下,又同日军签订了出让华北主权的《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南京政府的阻挠和破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中央向东北派去一大批干部,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共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潢、宁安、汤原、海伦等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从1930年冬至1932年夏,调集重兵,先后4次向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军事“围剿”,均遭失败。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经过半年充分准备,1933年9月,又调集100万军队,并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围攻中央根据地。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红军在反“围剿”战役中执行了错误的战略战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
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两天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他指出:“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第二节  淄博人民的反日斗争,恢复建立党组织
淄博地区民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又制造了“华北事变”。5月,日军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动大批侵略军人关,以武力相要挟。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其卖国、内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在战场上节节退让,并相继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并下令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华北名存实亡。日本在发动“华北事变”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华北的铁路、矿山、金融、棉业、纺织、面粉等重要企业,大部为日本垄断资本所控制。日本货物通过商品倾销和武装走私,垄断了华北以至全国的市场。
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1935年12月9日,在坚持白区斗争的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全国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带动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博山县城的小学教员张敬焘、蒋方宇开始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活动。
张敬焘和蒋方宇时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换书刊,讨论时事,探索真理。他们接触进步思想是从阅读《上海新闻报》“读书问答”、《申报》“自由谈”、《益世报》社论、政论文章开始的。《申报》“自由谈”栏内经常刊登鲁迅的文章,“读书问答”栏目中经常登李公朴、艾思奇答读者问的指导文章,并对黑暗社会予以无情揭露,对时政予以有力抨击,对光明前途进行指点,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影响。当时,小学教员的薪金较低,仅能维持一般生活。为了购买书刊,张敬焘抄录蒲松龄的“富贵神仙”等唱词俚曲,投给《青岛时报》,用获得的稿费订购进步杂志及书籍0他们陆续阅读了由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艾思奇主编的《大众哲学》,著作有梅林的《马克思传》、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李达的《唯物主义法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等进步书刊。在这些书刊的影响下,他们开始了解并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其主张。
当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张敬焘和蒋方宇决心投身于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们在第三短期小学办起了工农夜校,吸收附近工农群众参加。在教识字、学文化的同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同时还举办“读书会”,组织进步青年及小学教员参加,阅读上海《申报》、《新闻日报》,天津《益世报》及鲁迅、艾思奇、薛暮桥、邹韬奋等人的文章,并学习《政治经济学概论》、《费尔巴哈论》、《马克思传》、《妇人与社会》等著作和杂志。他们针对小学教员工资低、生活困难的情况,起草“索薪书”,联合教员签名后,向国民党博山县政府提出增薪要求,县长王荫桂被迫答复了教员的要求。此事在小学教员中扩大了影响,参加“读书会”的人员不断增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爱国青年,坚持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南下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以抗日民主为共同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了“民先”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制定了斗争纲领。9月,辅仁大学学生王克常参加了“民先”。通过书信联系,介绍张敬焘、蒋方宇加入了“民先”组织,直接受北平“民先”总队的领导。从此,“民先”北平总部按期给他们寄发学习宣传材料,其中有队刊《长城》小报,刊有毛泽东的谈话;上海七君子声明;红军大学招生简章等。张敬焘、蒋方宇读后很受教育和启发,更加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张敬焘负责在短期小学及农村小学教员中开展工作,蒋方宇负责在城区小学教员中开展活动,并着手发展“民先”队员。他们还先后在教员及知识青年中吸收“民先”队员20多人。因病从北平师范大学休学在家的乔同恩,也要求加入了“民先”组织。张敬焘以其父开办的公记银号作为联络点,与乡村小学教员中的抗日积极分子建立联系,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6年12月,为扩大“民先”的影响,蒋方宇、张敬焘等组织城乡小学教员50多人,在报恩寺小学集会,要求给3个月没发薪金的小学教员照发薪金.组织开展经济斗争。他们到国民党博山县政府提出要求,又选派孟秀章等5人到省教育厅请愿。经过请愿斗争,终于使当局给欠薪的教员补发了薪金。乘着斗争的胜利,他们随即建立了“博山县教职员联合会”。
1937年1月,“民先”北平总部派巡视员杨明章借寒假之际到博山指导工作。张敬焘、蒋方宇等组织城区及近郊农村小学的十几名“民先”队员,在报恩寺小学集会,由杨明章作了抗日救亡报告。会后,蒋方宇汇报了“民先”队员活动情况,杨明章代表总部批准建立“民先”博山县队部,受北平“民先”总部直接领导。指定蒋方宇任队长,张敬焘任组织部部长,李钊任宣传部部长,乔同恩任训练部部长,云亿祥任总务秘书。县队部办公地点设在报恩寺小学。“民先”队部建立之后,队员很快发展到30余名。
1936年春,共产党员高光宇由北平回到张店,发  展洪沟村高殿文、孟兆吉、孟冠军为“民先”队员。是年秋,他们随高光宇去济南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第一八一师学兵队。
淄博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建立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黎玉到山东,在济南恢复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委(对外称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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