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文档
   
  您现在所在位置:首页 >建国前
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8140   时间:2007/11/1   编辑:admin
减小字体增大字体 
 
r:厂须知》、  《人厂规则》。工场、店所工人人伙要立“生死合同”,规定工人须无条件服从老板役使,工人工伤死亡,雇主概不负责等。另外,中外资本家在矿山推行包工制、代表制、把头制,工人出人厂矿要接受搜身,严密监视和约束工人的一言一行,把工人置于资本家绝对的控制之下。
工人的经济状况更是苦不堪言,工资微薄,劳动时间长。虽然国民政府法规明确规定工人工作时间为10个小时,但矿山多以12至24小时为基本工作日,除特殊工种外,实行8小时的几乎没有。在工资待遇上,经大小包工、把头层层克扣,到工人手中时已少得可怜,不足养家糊口。如1928年前后几年,丝织工人每月工资9至12元;金岭铁矿捡矿夫El工资0.15至0.35元,每月4.2至9.8元;采煤、掘进、拉炭工每月14至25元不等。至于工人的劳动条件、安全保护、受教育的权利,更是无从谈起。据30年代初的有关资料统计,鲁大公司工人近万人。识字工人仅为20人;博山华东公司工人数百人,识字者仅为10人;博东公司1000余人,识字工人仅为40人。淄博工人特别是矿工,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文化上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终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7年,山东旱灾、蝗灾非常严重,淄博地区粮食减产7成多,大多数农民背井离乡,四处逃荒。1928年春,饥荒更甚,灾民占总人El的半数以上,大量灾民涌入城市,寻找生路,失业者队伍迅速扩大;中外资本家借机压低工资,使生活本来就十分窘迫的工人更加艰难。所以,广大工农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
第二节  淄博工人的大罢工
1927年秋后,山东省委派张洛书、李英杰、宋耀庭等人先后到淄川矿区开展外工(指坑内干一天拿一天工资的煤矿工人)工作,筹备建立工人组织。他们和矿工中的党团骨干张德水、车锡贵、刘洪庆、蒲文泉等人,深入到矿区附近的解庄、杨家庄、车家庄、宋家庄、寨里等农村,串访工人家庭,了解矿工生活情况,揭露中日资本家和包柜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罪行,指出鲁大公司封闭工人俱乐部实际上是惧怕工人组织起来。同时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由于努力工作,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会小组有会员500余人,广大外工工人的觉悟也进一步提高。1928年初,淄川炭矿工人以要求增加工资为目的的小型斗争发生了三四次,其中声势较大的是1月25日的一次。这天清晨,炭矿北部的工人居住区贴出了署名“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淄川县委员会”的通知(当时并没有此组织):正午在炭矿北部龙王庙召开煤炭工人大会。这天参加会议的是炭矿西部的积极分子,第二天又在原地召开了炭矿东部的工人积极分子大会。两次到会约200人,大多数是外工工人。会上由李英杰、张洛书、张德水、蒲文泉等先后发表演说,控诉了中日资本家及军阀的压迫剥削,痛述了矿工牛马不如的生活,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增加工资进行斗争,并宣布30日举行罢工。1928年《中共山东省委一月份综合报》中记述了这次斗争的情况。
由于会前就把开会的通知张贴出去,暴露了开会的时间地点,并且又以中共淄川县委和共青团淄川县委名义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引起了炭矿中日资本家的警觉。他们派特务打入会场,将侦知的情况连同搜集到的标语传单,立即报送驻济南的鲁大公司专务董事,鲁大公司转报山东办张宗昌。张宗昌大为震惊,严令淄川县长逮捕共产党员,镇压工人罢工。淄川县按照命令,在矿区周围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形势非常紧张。在已有3名工人被捕的情况下,淄川党组织决定延期罢工。
南庙大罢工
济南“五三”惨案前后,山东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博山、张店及济南间的铁路列车停运,物价飞涨,局势动乱。日本北川中队驻进了淄川炭矿,日本职员家属则纷纷逃往青岛避乱。洪山矿区党支部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执委会决议关于“认真的开始作职工运动,提出群众的经济要求,在群众间做广大的宣传,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建立群众组织及党的基础”的指示,乘局势动乱、敌人无暇顾及工人活动之际,加紧了煤矿外工的工作。他们深入到各矿井,经过一番酝酿筹备,于1928年5月1日在淄川炭矿南门外洪山镇余盛街正式成立了“淄川炭矿工会”。工会领导机构是淄川炭矿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蒲文泉,副委员长韩长甫、朱玉怀,组织委员张德水,宣传委员车锡贵,武装委员王聿信、李成孝,青年委员刘洪庆。随即,石谷矿也建立了工会组织,后并人淄川炭矿工会,十行、八行、南旺、北大井等各个井口都设立了支部。工人都把工会当做自己的家,有事都到工会里诉说,情绪非常高涨。但淄川县政府和鲁大公司中日资本家却十分惊恐,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他们先是策动洪山镇工商会会长和民团头目到工会捣乱,强令工会解散,并以要房子为名逼迫工会搬家,随后淄川县政府又派一名科长到工会勒令停止活动,最后县公安局、县商会又强迫工会解散。由于工人群众的坚决斗争,工会虽被迫搬迁,工会组织却保住了。
1928年5月21日,山东省委在《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加强工会工作问题致淄张县委信》中指示:“山东目前的政局,自日本出兵山东后,成了一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畸形割据,由张宗昌的政权一变而为蒋介石、冯玉祥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这种割据状态在中日交涉未全盘结束之前不会改变的。……现在青岛、济南、淄张以及胶济路沿线都成了Et本帝国主义者的势力范围。在日本的势力圈内,CP与KMT都是秘密的活动,任何一方不能公开存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的职工运动工作才正是发展深入的机会,我们要很艰苦地在工人群众中建立起工人的基本组织,抓紧基本群众。”指示信还要求,“县委今后应建立起集体的领导,力免个人指导工作的倾向”。信中强调,淄张县委“应立即站在群众的要求上面,号召群众起来,为自身利益而作斗争”。6月21日,中共中央就工运问题与党的问题致信山东省委,指出:“经过济案(即“五三”惨案)发生以后,工人阶级的斗争非常膨胀(如淄川矿要求加薪,改良待遇的斗争……),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愤激万状,对国民党的认识和幻想,几乎消灭无存,生活痛苦已达极点,失业恐慌成了普遍现象,工会的组织成为工人急切要求。在这种情形之下,主要的任务是怎样去抓住群众的热情更加紧鼓动,积极发动各种斗争。”“大小斗争及其方式,一定要看我们鼓动的工作和群众热情的程度,决定领导其行动”。同时,“反日运动应与职工运动相联系……尤其是山东,如淄川的经济斗争,被日军压迫,应反抗日军的摧残,这是由经济斗争转到反日运动的政治斗争,同时发动各地工人,反抗日军压迫。”(同上)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淄博党组织加紧开展工作,工作局面有了很大改观。淄川炭矿的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河悦升公司建立了党的支部;博山煤矿党的工作有所加强,工会工作也进一步活跃起来。工人的斗争情绪十分高涨,特别是外工工人斗志更高。
1928年6月下旬,淄川炭矿又传出裁人消息,对正酝酿开展斗争的工人如火上加油,矿工们纷纷要求立即罢工进行反抗。在此情况下,矿区党组织通过工会,公开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6月21日,中共淄张县委书记张洛书和李英杰等,召集工会委员在马家庄南庙开会研究了罢工问题。6月22日下午,在淄川城东门外的树林里召开了由200多人参加的工运积极分子会议,李英杰、蒲文泉进行了发动,并一致通过决议,定于6月25日在南庙举行罢工大会,宣布罢工。会上推选车锡贵、蒲文泉等为代表,向新任淄川县长陈学海申诉罢工理由;各个工会支部也选出代表,组成罢工组织委员会。6月22日、23 日,代表分别在各煤井串连发动群众。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争取社会同情,6月24日,淄川炭矿工会发表了罢工宣言,阐明罢工的目的,揭露中日资本家对矿工的残酷剥削,诉说矿工的困苦生活,指出“以前屡次裁人,我们因为团结不力,更无代表工人的工会,不得不忍痛一割,甘心而忍受了。我们经过屡次的碎割,我们已具有相当的觉悟与决心了,知非团结不足以解除此种的痛苦。”“现在日人在胶济沿线二十里内横行霸道的时候,各地难民逃难者接踵在道,民命待援。外交束手,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不料公司在此民生凋敝之秋,竟置公理于不顾,决然将我们裁减数千,使我们流为难民。全家老小就此分离,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后宣布:“本会应全体工友之请求,定于本月初八实行大罢工,誓死力争,非达目的不止”,呼吁各界予以支持。提出的条件里工10条,外工12条。里工的10条是:(1)工资在五毛以内者加四成,在八毛以内者加三成,八毛以外者加二成;(2)一年一个月的花红分两季发;(3)一年三节放假,春秋节各三天,年节十天,工资照发;(4)不准开除工人;(5)不准虐待工人;(6)因工致死赔偿三百元;(7)因工残废永远按工开钱;  (8)因工受伤,工资照发,医药费由公司担负;(9)学徒年限不得过四年,工资至少四毛;  (10)I临时(工)一律归里工,工资至少五毛。”外工的条件与此相差不大。
对工会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炭矿资本家拒不答复。于是,淄博煤矿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罢工开始了。6月25日拂晓,工人积极分子利用工人上下班时间,在矿井附近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工人纠察队员监视包柜工头,不准其强迫工人上班。在工会宣传组织下,淄川炭矿及所属的十里庄、南旺、大昆仑分矿的4000多工人实行罢工。当班的700多工人按照工会事先的部署,齐集在炭矿南门马家庄南庙举行罢工大会。会上20多名工人代表轮流演讲,情绪激愤,一致表示:要求资本家全部答复罢工条件,号召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坚持罢工,不达目的,决不复工。
炭矿资本家闻讯大惊,立即派制造济南“五三”惨案后进驻炭矿的日军松田中队前往南庙冲击会场。上午9点多钟,荷枪实弹的日军包围了罢工会场,在出口处架上机枪,3架飞机在会场上空盘旋。平日受尽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工人们,此时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面对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毫不畏惧,勇敢地展开搏斗。工人纠察队的一个队员用镢柄把一个机枪手打翻在地,并利落地把机枪夺在手中。工会武装委员打倒另一个日兵,把步枪夺了过来。日军未能冲进会场,便把南庙包围起来,在交通路口和会场f-I口抓人。罢工领导人车锡贵、李成孝、王聿信和5名工人被抓走。下午两点多钟,国民党淄川县长陈学海、公安局长蒋野章、商务总会会长王福斋、副会长王学增,在中日资本家的授意下,以伪装调解来到了会场。陈学海对工人假惺惺地说:“我是三民主义者,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我决不错待你们,你们先上工,三天内条件我可以担保”云云。愤怒的工人把他们包围起来,与之辩理,强烈要求他们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释放被捕工人。陈学海等被迫答应回去与日方交涉,狼狈离去。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张洛书等人和工会干部商量决定,将罢工队伍化整为零,工人回各煤井进行斗争。工会执行委员也分到各煤井做工作,强调不放回被捕工人,没有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决不复工。被捕的9名工人面对当局的关押审讯,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罢工后,El本驻博山的外务主任佐佐木高义闻讯,26日匆匆赶到淄川,同国民党淄川县政府交涉,要求迅速镇压工人的罢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藤田与陆军方面策划了下列对策:“一方面要做到,(1)对于煽动乃至胁迫者要取缔;(2)对于危害煤矿设备的事故行为要警戒。另一方面伴随着收入杜绝,职工越来越困苦,可等待他们自己反省觉悟”。并连夜派遣陆军中佐矾具和领事河相,乘夜车来到淄川煤矿,指导中日资本家使用暴力镇压和饥饿政策对付罢工工人。国民党淄川县长陈学海等人为了控制工人运动,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伪装仲裁人,极力笼络工人、欺骗工人复工。几天过去了,炭矿资本家既没有放回被捕工人,也没有给工人增加工资。张洛书和工会干部根据省委指示,一方面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淄川县政府与资本家相互勾结、出卖工人的伪善面孔;一方面继续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工友,要求增加工资。经过斗争,中日资本家害怕激怒工人,再次引起罢工,终于被迫先后两次释放了被捕的工人,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主要条件。罢工斗争基本取得了胜利。
淄川炭矿工人南庙大罢工,是在山东政局异常动乱、工人斗争情绪高昂的形势下爆发的。是淄博矿区声势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充分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通过这次罢工斗争,使广大工人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对内欺骗工人、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实质,彻底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惨案后升涨起来的嚣张气焰。同时,对淄博地区其他行业的工人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矿区以后的斗争提供了经验,积累了革命力量。
周村丝织工人的罢工斗争
周村是明末清初发展起来的一个集镇,手工业、商业尤为发达。特别是胶济铁路建成通车后,周村与济南、潍县同时被辟为商埠,手工业、商业有了更大发展,很快成为方圆几百里闻名的商业重镇。因周村盛产丝绸,故又以“丝绸之乡”享誉省内外,成为山东桑蚕、丝绸的产销中心。中外资本家先后在周村开办了恒兴德、同丰、裕厚堂、元丰4处较大的缫丝厂。随着丝织业的发展,丝织工人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也日益增多。到1928年前后,这四大缫丝厂已有工人1400多人。他们外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迫,内受封建势力、资产阶级的奴役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
在淄博矿区工人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1928年6月周村邮局工人罢工,增加了工资和午休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对各丝厂工人的影响更大。这期间,恒兴德、同丰、裕厚堂、元丰等大丝厂都已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到1929年初会员发展到数百名。恒兴德丝厂工人、工会负责人景宜亭和同丰公司工人、工会负责人李执贵联系各丝厂工人骨干,酝酿成立周村缫丝总工会。他们的活动,得到国民党长山县党部委员李灼亭的支持。1929年2月,在周村鲍家墓田召开了工人代表会,成立了周村缫丝总工会,推举景宜亭、李执贵为正、副指挥。会议确定以“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为斗争条件。当他们将要求呈交国民党长山县党部时,却遭到拒绝和胁迫。于是工人们又在观海门外举行会议,决定举行联合罢工,直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第二天,4个厂1000多名工人按工会指示,同时举行罢工。经过3天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工作时间由12小时一律改为8小时;学徒工期满后,月工资由500文提高到2吊,长期工年工资增加到24块钱。同时,改善了生活,修缮了饭棚;争得了业余时间徒工上街的自由;并办起了工人夜校。罢工取得了胜利。
首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但资本家却不甘心失败,伺机报复。不久,便由周村商会出面,邀集国民党县党部、警察局、商团和各厂资本家开会,密谋破坏工人斗争的诡计。随后,各厂资本家均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了大批工会代表和罢工积极分子,仅恒兴德一个厂就开除了景宜亭等40余人,并乘机造谣恫吓工人群众。面对资本家的反扑,各厂工会代表开会,决定于3月开展怠工斗争,各厂工人一致响应。怠工斗争开始后,每人每天缫丝量由平时2斤暴跌到3两左右,缫丝机光打转不出丝,急得资本家团团转。3个星期后,资本家眼看蚕茧腐臭,一筹莫展,只好恢复了已被开除的工人们的工作。怠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两次罢工斗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丝织工人团结斗争的力量,在周村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此时国民党新军阀势力进入周村,四大丝厂资本家、国民党长山县党部与国民党军勾结起来,密谋镇压工人运动。他们首先以县党部的名义,命令解散各厂工会,宣布禁止集会、取缔罢工。接着,又调集武装商团进驻各厂,把守厂门,在厂内设立岗哨,不准工人随便出入,妄图以武力手段扑灭工人斗争烈火。面对这种形势,工会代表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认真总结前两次斗争经验教训,决定再次发动罢工。   
5月初,第三次罢工开始。秘密组织起来的工人纠察队,先缴了武装商团的武器,然后进入各厂,轮流站岗。与此同时,各厂罢工工人迅速控制了电话、仓库、帐房等要害部门和岗位,并把所有在厂的资本家全部集中看管起来,断绝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饮食来源。在罢工工人的强大压力下,仅仅一天时间,各厂资本家便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会,不准打骂工人”等要求。第三次罢工又赢得了胜利。
周村丝织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在周村邮局职工和淄川矿区工人罢工斗争影响下爆发的,也是各个丝厂内部长期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这次斗争虽然不是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发生的,然而共产党在这次斗争中的巨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灵活的斗争艺术,使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也为后来的罢工斗争积累了经验。
张店铃木丝厂工人罢工
周村四大丝厂工人罢工的胜利,引起张店铃木丝厂工人的强烈反响。1929年3月,他们派人秘密到周村丝厂学习斗争经验,回厂后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在参加过周村丝织工人会议的邢本增的组织下,40名工人代表秘密到张店北部新曹村外树林中,举行了斗争鼓动会议。会后,工人代表晚间秘密接头串联。经过缜密的组织发动,5月25日。在邢本增、张于宜的指挥下,缫丝工人全部停工。煮茧工人则按计划正常煮茧,熟茧积压多,过时不出丝,就要捂烂,势必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以此向日本资本家施加压力。斗争中,工人们向日本资本家提出3项条件:(1)提高工资,每人每月由6块大洋增加到8块;(2)缩短工作时间,把每天12小时以上改为8小时;(3)做好开饭准备,延长开饭时间等。
这次罢工,工人们接受1925年4月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坚持不出厂门,同资本家开展相持的斗争。罢工期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日本资本家又要管饭,熟茧又大量积压报废。经过几天的相持,日本资本家不得不作出让步,提出每天增加5分钱,当即遭到工人们的严辞拒绝。最后,日本资本家勾结国民党县党部,出动警察驱走罢工群众,开除了十几名工友,大部分工人含恨离开了工厂。   
这次斗争,使张店铃木丝厂停产半年之久,在经济上给日本资本家造成重大损失。由于日本资本家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相勾结,出兵镇压,致使罢工斗争没达到预期目的,但它却在淄博工人阶级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9年矿工经济斗争
1929年夏,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山东境内军阀混战,淄博煤矿业经营萧条,造成各大煤矿的煤炭积压。中日资本家为了弥补损失,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全,进一步压缩矿井的防护费用,因而造成矿井安全状况更加恶化,伤亡事故不断发生。1929年6月25日,日本私人垄断资本大仓组经营的南定矿业所华坞煤矿发生冒顶事故,压死工人4名。26日,淄川煤矿南旺分矿工人司继武又被煤车撞死,事后中日资本家企图支付工人家属40元抚恤金了事。可是按煤矿的定例,包工头在井下运煤的马死一匹尚要价100余元,但对死亡工人却只发40元,真是人命不如马值钱!工人们群情激愤。在周坡领导的“淄川矿业工会筹备委员会”的组织下,工人们以1924年中国政府农商部的矿业条例第20条规定“因工作死亡者给予五十元之葬费,并给予其遗族二年以上之工资”为根据,派代表与矿方进行交涉,提出了两项条件:(1)最低限度治丧费50元;(2)以2年工资作抚恤金。中日资本家却拒绝接见工人代表。于是,工人们一面把死亡工友的遗体抬到矿所里与之斗争,一面通知淄川县长和煤矿当局,若不答复工人的要求,将组织罢工。日本驻淄博领事馆的官员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淄川县政府相互勾结,反诬工人“以死亡者尸首为策略的工具是不纯正行动”,坚持先由遗属收容尸体,同时支给“正当的抚恤金”,以此拖延时间,拒不答复工人要求,并以“关闭煤矿”相威胁。
经过20天的谈判斗争,仍然毫无结果。工人们认识到光靠谈判是达不到目的的,遂于7月15日举行了罢工请愿。1000多名工人以工人纠察队为先导,在共产党员于占麟、蒲文泉、孙发财的带领下,结队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打着巨幅标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当行至淄川炭矿驻地附近时,痛打了“汉奸走狗”鲁大公司的中方首席职员戴鸿渠,工人们情绪更加激昂。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淄川县城,向县长提出了“增加工人抚恤金、增加工资、实行三八制、取消大包工制”等项要求,指令县长把这些要求转达矿方,迅速做出答复。与此同时,工人们还向驻博山的国民党山东省第二矿务局提出请愿要求。淄川县长和第二矿务局长发电报向国民党省政府和农矿厅请示办法。省政府接到电报后,怕“工人停工日久,或感受他种情况,致有不合秩序事情发生”,便立即派农矿厅技师郑万言来矿“调解”。为了缓和工人们的激昂情绪,郑万言与淄川炭矿矿务所长丰田盛次郎、该矿庶务所川坦吉以及驻青岛的鲁大公司日方经理神崎几次密谋,准备只解决工人的死亡抚恤了事。但是工人们却坚持:“暂时搁下抚恤金问题,而先解决工资提高及待遇问题”。郑万言看到工人们态度强硬,调解失效,骑虎难下,便急忙回济南与其上司商量对策。他既怕得罪其日本主子,又不敢直接触犯工人,便采取了“敲山震虎”的手段,以“从内部煽动工人”的罪名,罢免了博山第二矿务局局长职务;并于8月13日强行解决了工人的死亡抚恤金问题,发给死亡工人丧葬费50元和2年工资230元的抚恤金,另有薄棺一具。为了解决“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问题,工人们继续斗争,于8月20日又开始了怠工。工人们一系列的斗争,搞得淄川炭矿的中日资本家无计可施,只好搬出“宪兵队驻屯部队、公安局及工商会居中调停”,于8月27日达成了以下协议:    (1)包工人(采煤、运搬等)对所属工人增给日额铜兀10枚。    (2)从8月20日起到本日为止,怠工中的工资减少部分,依照今后作业能率的提高予以弥补。(3)对于所属工人的雇佣、解雇由包工人适当行之。
通过斗争,工人们不仅取得了增加抚恤金和提高工资的直接利益,还取消了大包工制,由工人自己选举代表实行小包工,减少了大包工头的中间剥削。
周曰坡等人发动领导的这次矿工罢工斗争及其产生的影响,使国民党当局和中日资本家大为震惊。1929年9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派韩国祯到淄博担任淄川县党部筹备委员,并建立了“淄博特区工会筹备委员会”,取代了周日坡的“工筹会”。韩国祯了解到周日坡曾组织工会,十分同情、支持他为工人谋利益的行动,立即与他取得了联系,以后就利用原“工筹会”的势力开展工会活动,同炭矿资本家进行斗争。年末,周韩两人正积极酝酿开展“废除包工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斗争,并准备联合津浦、胶济铁路工人支援矿区罢工斗争时,韩国祯却被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急电召回。韩国祯知道他在淄川的行动与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大相径庭,国民党要对他下毒手了,遂逃往北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
鲁大公司淄川炭矿工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博山、西河地区中、小煤矿工人的斗争士气。特别是这些煤矿上的机工首先起来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的斗争,在遭到资本家的拒绝后,9月1日,博山、西河各煤矿的机电、绞车、锅炉、翻砂等工种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时值秋季,阴雨连绵,由于工人罢工,排水系统瘫痪,严重威胁着矿井的安全。各煤矿资本家一面向国民党山东农矿厅请求派兵镇压,一面与驻淄博的山东第二矿务局商讨对策。资本家对于工人的要求,只答应按原有工资增加一成,并提出加薪之前先行复工。工人们不受欺骗,继续坚持斗争。特别这时适逢西河地区的悦升煤矿矿井大量涌水,正在排泄。如果罢工继续下去,井下机械设备将会全部淹没。在此情况下,资本家丁敬原首先向工人屈服,答应给所有机工每月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站内搜索
 
相关内容
执政后的探索
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创建时期(1919年...
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大革命时期(1...
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全国解放战争...
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全国解放战争...
 
淄博党史网 版权所有 主办:中共淄博市委党史委
Copyright © 1997-2012 by www.zbdangshi.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地 址:淄博市金晶大道140号 电 话:0533-2161629 信 箱:dswxjk@163.com 
鲁ICP09080040号 技术支持:金石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