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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8037   时间:2007/11/1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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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共中央、山东省委加强对淄博矿区的领导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于  1927年8月1日,在南昌举行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紧接着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淄博形势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处于低潮。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机构,使国民党内部各派系达成暂时的妥协。这时,由于北方奉系军阀拒不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蒋岔石命令国民革命军4个集团军于4月进行“北伐”,沿津浦线向济南方向发起进攻。5月1日,打败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进入济南。3日,日本为保护其在山东所侵占的利益,阻止北伐军入鲁,借口保护日侨而出兵济南,在商埠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并残杀了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北伐军不准抵抗,立即撤出济南,听候“国联”裁决。11日,日军占领济南。以冯玉祥派系孙良诚为主席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迁往泰安。山东处于蒋、冯两系和直鲁联军残余势力及日军并立的混乱状态。
山东因地处锁钥津浦、绾毂南北的军事重地,各派系军阀长期混战,兵祸连绵,生产遭到破坏。尤其“自直鲁军阀为祸以来,天灾人祸,无岁无之,救恤不遑,及遭大军过境,向所积储,供仁俱穷,富者室如悬罄,贫者何以糊口,是以饿毙者累累,全家服毒自尽者,触目皆是。”自张宗昌统治以来,穷兵黩武,大肆扩军,除收编其他军阀的部队外,还强拉民佚,迫使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脱离生产。为解决军费不足,张宗昌无所不用其极地搜刮,除正赋外,还滥增捐税,并实行预征和硬派。他主鲁之前,山东田赋岁入约1000万元;主鲁之后,岁人增加2倍至4倍,1927年仅田赋就达6124.7万元。这一时期,山东新增军事差后捐、军务捐、军械捐、户捐、建筑军营捐、讨赤捐等苛捐杂税多达几十种,并且重复征收或一年  数收。老百姓无不怨声痛陈:“张宗昌坐济南,鸡狗鹅鸭  都上捐。”张宗昌还滥发金库券、军用票、通券等券票,暴敛财富,致使山东金融紊乱,物价飞涨。特别是1927年发生的灾荒,其严重程度是山东历史上罕见的。据国际赈济机构华洋义赈会调查,除胶东各县灾情较轻外,西部受灾的有56个县,占全省面积的60%;灾民2086万,占全省人口50%强。旱、蝗、雹轮番施虐。收成达到五成的只有1个县;二成以下的高达39个县,占受灾县的70%;其中几近绝产的有27个县。1928年4月,华洋义赈会致电纽约分会告急,称山东最困苦的灾民达4万以上,炊断粮绝的饥民有300万人,估计在青黄不接期间,将有200万至300万人饿死。
天灾兵祸,使山东农村经济迅速衰败,破产农民剧增。他们为了生存,抛弃田宅,背井离乡,涌入各大城市和矿区。
农村经济的破产,直接对淄博各城市和工矿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是大批农民涌进城市和矿区谋生,造成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煤矿和工厂又多数不景气,庞大的求工群对在业工人造成严重威胁。二是由于周边农村市场的萎缩,使城市和矿区的金融消沉,商业萧条,产业不振。三是造成了城市和矿区的物价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物价上涨惊人。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在淄博对1928年物价作过典型调查,以1924年为基数,包括谷物、副食、蔬菜、肉类及调味品,综合上涨率为209%。而工人的工资从来没增加过。Et本驻博山领事机关也不得不承认:“五年来矿工工资没有增加,而各种物价却连续上涨,现在生活难以糊口。”
在淄博地区,张宗昌为扩大势力,一方面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帝国主义乞讨借债;一方面增加赋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五三”惨案后,日军一个小队和北川中队先后进占淄博。同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孙良诚委任陈学海为淄川县长,不久即被驻淄川的日军赶走,淄博煤矿完全被日军控制。总之,在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旧军阀在淄博煤矿的统治迭相更替,致使矿区连年战事,政局混乱,盗匪四起,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中El资本家把由战争带来矿业停滞、生产下降的损失,全部转嫁到工人身上,使广大的工人、农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第二节中央、省委加强对淄博党、团组织的领导
八七会议后淄博党组织的状况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革命和艰苦斗争,为处在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继续斗争的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八七会议是在紧急情况下秘密召开的,山东党组织没有派代表参加。会后,中共中央指示新组成的中央北方局向山东党组织传达会议决议。1927年10月10日,山东省委召开由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会前,淄博党的领导组织为“中共张店地方执行委员会”。会后,省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于10月将中共张店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共淄博张县委员会”,史长森、张洛书先后任书记。11月,“淄博张县共有支部十,其中工人支四,农民支四,其他二。共有同学二百四十四(注:实为234人),其中工人一百五十八,农民四十五,知识分子九,其他二十二”。同年12月4日,中央常委关于北方工作的决议指出:“铁路工人、矿工及纱厂工人是北方工人运动的柱石”,“现在党应当重新建立矿工运动的基础,尤其是对于直隶之开滦(五万人)……山东之淄博(五万人)……须派专人去进行秘密工作,发动斗争,发展党的组织”;“派遣积极能干的同志到重要工人区域和重要产业工人中去工作”,以“兴奋群众斗争的情趣,这是复兴北方工人运动的最紧急关头”。为了贯彻中央常委指示,加强党对矿区工人运动的领导,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中共山东省委先后派省委常委、负责组织工作的丁君羊和李英杰、宋耀庭等人,到淄博矿区了解情况,开展工人运动。
面对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形势,中共淄博张县委的组织活动非常艰难,逐渐不能与广大民众发生密切关系,失掉了领导能力,放弃了对群众斗争的领导。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大部分党员中存在着机会主义的流毒,所以他们工作不是积极的而是保守的。另一方面,在平时没有利用公开的机会去团结广大群众,同时也未讲明党的秘密工作的意义,如党的秘密工作不是为了缩小党的活动范围,不是脱离群众去求党的安全、隐蔽等,而是为了使党的政治主张更能普遍深入群众,随时能够领导群众斗争而不致遭受反动派的破坏。其结果使得有些应该因势利导的斗争也丧失了良机。如1927年8月30日,华坞煤矿资本家不管工人死活,不采取防水措施,导致发生重大透水事件,淹死矿工178人,而县委却未采取任何斗争手段。淄博“矿工生活痛苦异常,工时多至18小时,工资大半五六元,多至十余元。”工人常有自发的分散小型的罢工斗争,如“淄川炭矿工人暗杀包柜,我们的同志无动于衷”。
八七会议作出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强调指出:每一党部都应严格地与其上级及其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极秘密的关系,以便工作、指导。为贯彻这一精神,中共山东省委派往淄博帮助工作的刘俊才,于12月组织召开了张店车站支部、洪沟支部、博山支部和南旺(大荒地)支部负责同志联席会,会议宗旨是:加强特别联络,定期召集开会,指导工作。
改造党部和清党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不久,就发出《山东工作大纲》的通告,要求山东省委坚决地改造各级党部;提拔新的积极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从斗争中吸收勇敢的工农分子为党员;有计划地领导农民自发暴动。
山东省委在改造各地党部、清党及指挥暴动工作中,把淄博作为重要区域之一,并派巡视员到淄博帮助工作。巡视员到淄博后,按照省委的工作计划,“改组各地党部与清党——巡视员要多参加支部会,改组支部,召集活动分子会,改组县(市)区党部,提拔新的积极工作分子负责,把少事游移的分子完全清出”。此次清党,凡不能在新政策下领导工农奋斗者,即清除出去。同时注意多吸收工资最低的工人及贫雇农到党里来。在清党过程中,淄博张县委对所辖支部逐一作了分析。1928年2月8日《中共山东省委一月份工作综合报告》中说:“淄博张——淄川炭矿工人支部同志××人,然而多不积极,最近已洗去一部分,情形是向好的方面;张店车站支部原有同志××人,然可留下的同志为数甚少;博山各矿共同志××人,情形不明。农民支部,铁山附近有×个,共××人左右,有开展斗争之可能,其他张店及淄川附近之农民支部则甚消沉。”通过清党,“清洗去一部分,新介绍一部分,使党的情形向好的方面发展。”这次清党,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也纯洁了党的组织,吸收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工农分子入党,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1928年2月,中共淄博张县委员会改称淄张县委,张洛书任书记。淄张县委共有党员50余名。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组织转入更加秘密状态。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在国民党新军阀、奉系军阀残余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淄博党组织面临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如何“深刻地认识工农兵的要求,耐心地扫除机会主义的余毒,艰苦地深入地在群众迫切要求下,启发、参加、领导潜伏着的或自发的群众斗争。在斗争中至少是在群众的迫切要求上,发展扩大巩固党的群众的组织,深入党的政治影响,建立党的领导权威”是淄博各级党组织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贯彻省委这一要求,淄张县委首先检查了在反动派猛烈进攻时,党组织不适应开展秘密工作的情况。特别是对1927年5月20日山东区委机关及不少地方党组织被破坏,淄张党组织陷入消沉涣散、甚至是解体状态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然后,根据中央47号通告关于在目前革命形势与白色恐怖之下,既要保障革命的先锋队,同时又能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指示精神,县委强调,一方面注意在白色恐怖下,尽量扩大党内民主,把党的政策传达到每个党员,并且进行讨论。同时遵守集中原则,一切问题经党部决定,任何人必须服从决议,执行决议。对于违反决议或抗命不行的,则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另一方面,为使党组织可以影响并领导广大群众,使党的秘密工作与开展其他工作联系起来,尽量利用公开机会去团结工农群众参加当前斗争,从而抓紧建立群众组织,淄博矿区党组织在山东省委派来淄博的张洛书、李英杰、宋耀庭等人的指导帮助下,深入北大井、南旺、石谷、西河等矿井,通过组织宣传群众,使群众认识到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和道尹、县长以至豪绅、地主、庄长和企业中的厂长、监工、领班、把头等,自上而下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同时,党组织不但要了解工农生活的一般状况及其需要,而且要了解各乡、各村、各铁路、各厂矿工农的详细生活状况,以适应领导工农群众开展斗争的需要,使党组织的各项工作更有针对性,以进一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与黑暗统治作斗争。
在这个时期,淄博各级党组织响应中央和省委号召.把真正革命的同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及发动工人、农民开展革命活动等,都卓有成效。但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也影响到淄博党组织。如1927年11月9 El,山东省委发出的《关于工运工作给淄(川)博(山)张(店)县委的信》中,则错误地要求以淄川炭矿为中心,“在工人运动中(如开大会等),要提出关于土地革命的口号,以博得农民的同情”。在10月发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宣传大纲》中,指出:“目前的政局是整个的统治阶级动摇、冲突、崩坏,无能为力维持他的统治,目前的工农是到处暴动、争斗,要求推翻现在的统治阶级。”只是由于当时淄博党组织处于“消沉”中,才没有出现“盲动”的错误和造成损失。
第三节淄博党组织的发展
贯彻六大精神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卢福坦、丁君羊、郭金祥及淄川炭矿共产党员黄文等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大会。会上,黄文被选为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和财政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苏维埃政权等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大会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还指出“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大会指出,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举行全国性的起义。为了完成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大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党组织,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肃清各种倾向,努力“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中共山东省委接到党的六大决议后,即确定务必使每一个同志明了这个政治决议案的内容和应用的方法,并于1928年10月1013召开扩大会议。淄川党组织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13日,省委派顾作霖、孙秀峰在淄川召集淄川负责人及各支部书记会议,与会者10余人,传达了中共六大决议。随后,省委又召开了由诸城、潍县、张店等7个地方的活动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通过以上活动,使淄博党内的骨干力量对于六大的精神和决议有了大概的了解,淄博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和工农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淄博党组织通过认真贯彻执行省委扩大会议决议,进一步传达贯彻了六大精神,并取得显著效果。1928年8月,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共淄张县委改建为中共淄川特别支部,武胡景任书记,下辖5个支部,共有24名党员。淄川特支建立后,积极发动工人,准备在8月15日举行第二次大罢工。同时,创办《淄川工人》刊物,进行革命宣传。武胡景调任青岛市委组织部长后,淄川炭矿工人党员车锡贵接任淄川特支书记,使淄博的党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
中共博山支部的活动  中共博山支部从1927年4月建立之后,积极发展组织,至7月共有4个党小组,21名党员。同年8月,博山支部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及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1928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派张洛书、李英杰等人到淄博矿区,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领导开展煤矿工人运动。博山集成石印局为他们赶印了《党内课本》、《共产主义ABC》等学习材料。4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托滕聘三为国民党博山县党部整理党务委员、指导委员兼常务委员,赵景甲、张履安任指导委员,接替了原国民党博山县党部的职权,并开始“清党”。5月下旬,蒋西鲁、蒋敦鲁到泰安找中共山东省委①汇报博山的情况,被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扣留达20天。具保获释之后,蒋敦鲁去上海谋求新职业。蒋西鲁回到博山,在西冶街映光照相馆从业。蒋西鲁曾借采购照相器材的机会,到济南原来几处秘密联络点寻找上级党组织,由于山东党组织连遭破坏,始终没有联系上。博山支部因此而解体。
中共周村邮局支部成立  1927年12月,山东省邮局将马馥塘调到周村邮局工作。当时,周村尚无中共党组织。周村是一个繁华的工商业城镇,工人队伍较强大,来往客商多,党组织开展地下工作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为此,马馥塘向中共山东省委建议在周村建立党组织,受到省委的重视。省委指示:“宣传形势,大力发展组织,配合合法斗争为主要任务,开展好周村的地下工作。”按照省委的指示精神,马馥塘利用探家、出差的机会,向省委报告工作情况。他还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用淀粉液将情况写在《英文周刊》杂志字迹的空隙间或背面上,省委接到杂志后将字迹显示出来。省委也用同样方法,将指示及时传达给马馥塘。马馥塘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近半年的工作,在周村邮局职员中培养发展了刘玉钤和一个姓芦的职员为中共党员。1928年5月,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周村邮局支部,马馥塘任书记,直属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领导。这是周村成立最早的党支部。
中共周村邮局支部成立后,中共山东省委对周村的地下工作更加重视,不断听取支部的活动情况汇报并及时给予工作指导。其间先后派宋耀庭、朱霄、刘一梦等到周村检查指导工作。中共周村邮局支部按照省委“加强政治宣传,认真做好职工运动,提出群众的经济要求,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领导邮局职工进行了一系列斗争。1928年6月,为响应上海邮局职工的罢工斗争,周村邮局党支部发动、组织、领导了邮差、局役及部分低薪职员举行的罢工,向邮局当局提出了“提高工资、增加午休时间”等要求,遭到拒绝。职员坚持罢工斗争3天,造成邮件大量积压,引起社会各界及商家顾主的不满。当局恐事态扩大,责任难负,终于被迫答应了职工们提出的要求。职员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两元,增加午休时间两小时,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时隔不久,邮局党支部又组织领导了第二次罢工,提出了“缩短工时,改善职工生活,惩治虐待职工者”等要求,斗争再一次取得了胜利。中共周村邮局支部组织领导两次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周村邮局职工的革命热情,同时对周村其他行业的工人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周村邮局支部的活动,引起了邮局当局的恐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马馥塘的活动,更加引起了邮局当局的注意。为了扼杀周村邮局职工的斗争,1928年8月,省邮局把马馥塘调往诸城县邮局。马馥塘离开周村后,党的工作由刘玉钤接替,但未再成立支部。中共周村邮局支部从成立到停止活动,虽然仅半年的时间,但却成功地组织了两次罢工,并且取得全面胜利,对周村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周村人民心目中,中共周村邮局支部永远是一面光辉的旗帜。
中共东里店小学支部建立1928年11月中旬,中共沂水县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李松舟、黄简斋、刘华亭到东里店(现属沂源县)小学,以当教师为职业掩护,秘密发展党的组织。经过充分准备,于12月初的一天晚上,李松舟召集刘华亭和黄简斋开会,宣布成立中共东里店小学支部,李松舟任支部书记,黄简斋任组织委员,刘华亭任宣传委员。这是在沂源县诞生的第一个党支部。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利用各种形式,向学生和教职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同时,在进步教职工中发展党员,先后介绍教员蔡铭九、校工翟以温入了党。
淄博青年团组织的发展
1928年2月,根据1月6 Et团山东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的《目前山东CY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关于“应立即恢复青岛、淄张……等地工作”的要求,团山东省委决定建立团淄博张县委员会,以加强对淄博矿区团的工作的统一领导。1928年春,矿区团里工支部建立,蒲先华任书记;团外工支部建立,蒲文泉任书记。8月,团山东省委派高元贵到矿区开展工作,成立了共青团淄川(洪山)矿区支部委员会,高元贵任书记。1929年上半年,淄博矿区团的工作“组织日益发展,且已产生了一批新的干部。特支的指导机关现在完全由当地工人同志负责,惟同志的成分(多为)‘外工’、‘苦力’,‘里工’、‘机器工人’同志甚少,是组织上的大缺点”。矿区团的组织,各小组能按期开会,一部分能缴团费。团支部对团员的教育亦能联系日常工作。指导群众组织了160余人的童子团和30余人的“挟炭团”,并开展了大荒地“十行”钱三包工柜上的罢班斗争和大荒地、十里庄工人的“挟炭运动”。当时,团组织在附近炭矿、农村及学校的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淄博党组织的基本情况是:第一,逐渐摆脱了溃散零乱的局面,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工作。第二,淄川特支与省委关系密切,经常向省委汇报工作并能得到及时指导。第三,各支部虽不健全,但多数能开会,尚能发动工作。从总的情况看,由于贯彻了中共六大关于白区斗争的指示精神,党在国民党控制区域的组织工作取得相当的成绩。但工作发展有不平衡性,淄川注意工运,忽略农运;党的发展多采取关门主义,很少发展党员;党的干部非常缺乏。针对上述情况,山东省委于1928年11月9日指示:淄川特支在最近一个月须成立县委,扩大组织,规划全盘工作。同时,要求在最近两个月发展党员的最低限度是:淄川支部由5个增加到13个,党员由24名增加到44名;张店支部由1个增加到3个,党员由3名增加到11名;周村建立支部1个,党员由2名增加到4名;铁山原有特支1个,再新增加支部1个,党员由6名增加到11名。还要求指导机关要尽量吸收工农中的英勇而有威信的人员参加。为培养干部人才,省委还确定在淄川开设短期培训班,并由党支部确定训练纲目及材料。
根据省委的指示,中共淄川特支突出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开展支部生活。按时开会,缴纳党费,经常讨论党的政策、支部的工作,开展政治上的批评,提高党员的阶级意识与政治水平。其次,注意党的组织工作的建立。克服过去忽视组织工作的倾向,初步认识到组织工作是党的工作最主要的一部分。组织工作除注意调查、统计等技术工作外,还特别注重党组织形式的发展与组织的布置、党员工作的分配、干部的训练与调遣等。第三,厉行民主集中制。在政治上、组织上,尽可能地使同志们发表意见,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施行民主选举制。同时,各级领导机关实行集体分工制度。第四,在工人群众中,明确党与工会的组织关系,通过工会中的党团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加强赤色工会小组的建立,并参加有群众的黄色工会组织,以揭破其头领的阴谋,争取其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在农民群众中,争取大多数农民在党的政治影响下,加入农民协会组织,密切农民组织与工人组织的联系。淄博党组织积极执行了山东省委的指示,工作开始有了较大的转变与发展。但是,随后由于形势Et益恶化,加之党内出现叛徒,不仅山东省委的指示和部署未能实现,而且党的组织也随之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困境之中。
第九章  淄博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
第一节  淄博工农群众的状况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在全国各地疯狂镇压工农群众运动。各军阀之间的混战,更使人民群众生活恶化到极点。山东亲日派张宗昌为准备军阀战争,千方百计搜刮民财。增捐加税,使得民不聊生。淄博工人身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双层压迫,在政治上没有丝毫的权利和地位。淄博各厂矿大都驻有Et本军警和地方武装警卫,淄川炭矿、张店铃木丝厂、南定轻金属工厂等企业都有自己的武装。周村丝厂、博山窑业等虽没有专门军警,厂主却勾结地方当局、武装商团,工人一有反抗,即遭武力镇压。此外,淄博各厂矿在政府各项法规之外,又设置了各种条规,限制工人自由。如淄川炭矿订有《矿工服务规则》,规定工人“怠于业务者,一次警告;二次轻罚(扣工资一成);三次重罚;数次解雇”。各丝、棉织厂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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