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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二)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5291   时间:2007/11/1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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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
第一节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形势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中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其国内人民反战厌战情绪与日俱增,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矛盾加剧;更由于中国广大军民坚决抗战,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广阔的华北、华中战场上越战越强,消耗与牵制了大量日军,对其构成严重威胁。因而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改变其侵华的方针和策略。放弃过去在政治上“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主张,转而对国民党政府施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日本近卫内阁接连发表声明,提出日满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近卫三原则”,企图引诱国民党投降反共,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军事上,日军暂停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主要兵力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集团,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以后,国民党又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于1938年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及会议总结,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出中国的全国抗战的总任务。要求全党全军站在抗战最前列,成为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坚强核心。强调必须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于1938年12月,分别挺进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地区和山东地区,协同各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壮大自己,巩固和扩大各抗日根据地。
随着日军侵华战略方针的变化,日军在华北的兵力逐渐增强,到1939年5月,在华北的总兵力达到15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占其侵华总兵力(不含关东军)的半数以上。1939年春,日军在华北提出“强化治安和巩固华北”的方针,颁布了“治安肃正计划”,极力扩大和巩固其占领区。同年9月,日军又实行所谓囚笼政策,以据点、交通线和天然障碍,割裂与封锁抗日根据地,并不断向根据地进攻。
在山东,日军采用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多种手段。扩大其占领地,进行殖民统治。到1940年底,全省105个县中已有103个县建立了伪政权。各级政权机构均设日籍专职顾问,操纵一切。伪政权一面协助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一面对山东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在军事上,日军加强了驻山东的兵力。至1940年。日军在山东及其周围的总兵力约3.6万人。山东伪军的总数约8万人。另外,日军还强迫组织伪自卫团。为了达到占领全山东的目的,日军以庞大兵力对抗日根据地普遍进行连续“扫荡”。1939年和1940年,日军在山东进行万人以上的大“扫荡”2次,千人以上的“扫荡”25次。到1940年底,日军几乎占领了山东所有县城,控制了全部铁路和将近5000公里公路,建立1156个据点,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其在日军后方的力量和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发展,设立了鲁苏、冀察两个战区。1939年初,于学忠率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约2万人先后进入山东,布防于甲子山、沂蒙山和抱犊崮山区,分驻在沂水、蒙阴、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地。与此同时,沈鸿烈也率部由鲁北进入鲁中山区,将省府设在鲁中东里店(现沂源县东里店)。沈鸿烈建立健全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各级行政组织,试图恢复对山东的控制;设立了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整编各地游击武装,先后编为3个保安师、23个保安旅、48个保安团及各种游杂武装。沈鸿烈派吴化文部(新编第四师)驻鲁村一带,秦启荣部驻淄川、博山、莱芜一带。于学忠、沈鸿烈两个系统的国民党军队,共计20余万人。
山东的国民党部队,依其政治态度,大体可划分为顽固派和中间派。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打击共产党、八路军等抗日进步力量。中间派包括东北军和某些山东地方实力派两部分。属中间派的山东地方实力派主要是第三区专员张里元和胶东的姜黎川。中间派与国民党中央和山东地方当权派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不满意蒋介石和沈鸿烈排除异己的政策,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保持着一定的统一战线关系,在顽固派与八路军磨擦时往往持中立态度。
1939--1940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的时期,也是日伪、顽固派、共产党三角斗争尖锐的时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党组织制定了军事、经济、政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以适应新的抗战形势。
在淄博地区,1938年8月,日军增派伪满洲军项石荣部队(亦称“淄博地区煤矿警务总队”)进驻淄博矿区。1940年4月,项石荣部调离淄博矿区,遂由山东产销公司建立的警务队(后称“胶济沿线煤矿警务队”)接替“防务”。警务队共2000余人,由山东产销公司警务课直接领导,设博山、洪山、坊子、文祖、普集5个大队。驻博山、洪山的两个大队、1000余人。日伪的军警宪特组织密如蛛网,遍及整个矿区。仅在淄川炭矿所所在地——洪山镇,就驻有日本守备队、宪兵队、三角部队、精华公馆、剿共队、矿警队和日本领事馆警察署等10多个反动统治机构。日军对矿区的法西斯统治还表现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方面,在原来“治安”、“肃整”的基础上又开展了范围广阔、手段更为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它将整个华北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淄博矿区被日军划为“治安区”。日军开展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并在胶济沿线矿区全面展开,但其重点仍放在淄博矿区。
日本帝国主义在淄博矿区推行军事法西斯统治,一方面是出于其对占领区的统治需要,更重要的是出于其军事、经济战略上的需要,中心目的是为了掠夺煤炭资源。据1937年的统计,日资掠夺煤130万吨,占总产量的43%;华资所得的一半多的煤炭,也被其通过贷款等方式全部控制,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它以军事手段来达到掠夺煤炭的目的,进而发挥它的侵略潜力。Et本帝国主义当时把淄博矿区列为华北的重要煤炭掠夺区。
1939年6月,日军集结了2万兵力向鲁中根据地进犯,在矿区周围的佛村、太河、源泉、蛟龙等地安设了据点,使淄博东南山区根据地逐渐缩小,原来的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淄博矿区抗日游击队整编后奉命调赴鲁中山区,’淄博只留下县、区地方武装。面对日益困难的斗争形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淄博各地党组织的领导机关都相继转移到山区或边沿地区坚持斗争。同时,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国民党山东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张里元等趁机抢占扩大地盘。淄博的抗战面临着严峻的斗争形势。
第二节  第三、四支队和淄博军民的抗日斗争
在1939年和1940年两年多的时间内,活动于淄博地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第四支队(一部)在淄博军民的密切配合支持下,为粉碎Et伪军的猖狂进攻与“扫荡”,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第三支队及淄博军民的抗日斗争  1938年底,第三支队粉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之后,为总结斗争经验,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胶济铁路以北的部队迅速南下,到淄河流域的长秋、峨庄一带休整。并遵照边区省委关于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决定把淄河流域的长秋一带山区作为部队休整的后方。这样,多数部队到胶济铁路以北的平原地区开展活动,如遇到环境恶化,平原难以坚持,就撤到山区,待条件有利时再返回平原活动。在休整一段时间后,第三支队分路开赴路北平原,具体分工是:马耀南率第七团等部在邹平、长山一带活动;李人凤、罗文华带领第十团仍在临淄地区活动;霍士廉和杨国夫率特务团进入长山、桓台一带活动。之后,第三支队积极活动于胶济铁路西段南北两侧,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打击敌人,开辟抗Et根据地。
1939年2月,第三支队第十团一部在团长李人凤率领下,在临淄城以北约7公里的辛(店)广(饶)公路边岳家庄,伏击了日军汽车运输队,击毁汽车7辆,毙伤敌兵百余人。几天后,第三支队十团政委罗文华率第一营在赵家庄,再次伏击Et军车队,击毁汽车两辆,毙伤日伪军40余人。这两次伏击战,由于掌握敌情准确,地点选择恰当,组织严密,取得较大战果,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3月初,第十团一营对胶济铁路金岭镇至青州车站路段进行大规模破袭战。一夜之间炸毁El军火车头3台,炸毁涵洞若干,拆走大批路轨,使日军铁路运输瘫痪达一月之久。与此同时,第三支队七团一部配合第十军团二梯队,夜袭高苑县城,活捉伪高苑县维持会会长刘恩鸾。5月下旬,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示第三支队开辟章丘一带,打通冀鲁边的联系。根据这一指示,第三支队在邹平刘家井一带集结。6月6日,第三支队在长桓独立营等地方武装配合下,在邹平县刘家井村一带,向前来进犯的6000余名日伪军进行反击。在马耀南、杨国夫的指挥下,战士们固守围墙,激战竟日,黄昏时分散突出重围。这次战斗,毙伤13伪军800余人,第三支队也伤亡200余人。其中,长桓独立营营长刘鸣歧、副营长耿汉亭、教导员高鲁牺牲。此后,日军不甘失败,仍不断追击第三支队。第三支队领导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暂缓北进。具体部署是:景晓村和马耀南率第七团到长山县八区董家庄、韩家桥一带活动;李人凤率第十团回临淄活动;杨国夫率特务团和支队机关分队共300余人到长山县六区活动;孙鸣岗、孙明光、孙健萍率第二梯队回高苑一带修整补充。会后,部队连夜分兵东进。7月22日,第三支队行至桓台县牛王庄宿营。次日遭日军突然袭击。激战半13,马耀南率一部突围转移,在大寨村又受到敌人伏击,部队损失严重,马耀南中弹牺牲,时年37岁。马耀南为清河区抗日武装的创建和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纪念马耀南烈士,第三支队决定将“抗战剧团”易名为“耀南剧团”;长山中学更名为“耀南中学”(即淄博第五中学前身)。10月,杨国夫接任第三支队支队长。
牛王庄突围后,中共清河特委和第三支队在临淄县大夫店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第三支队南路部队迅速返回胶济铁路以北,与北路部队会合,坚持平原游击战争。9月,第三支队奉命集中在博山县池上一带整军。徐向前、朱瑞针对第三支队的不利处境,作了明确指示,指出:第三支队应撤出胶济铁路以南的小块山区根据地,全力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先在寿光县的清水泊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小清河以北发展,到黄河人海口广阔地带去建立后方,逐步扩大游击区。这一指示,为清河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确定了正确的方向,这是开辟清河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转折,它改变了第三支队局限在胶济路两侧作战的不利处境,扭转了清河区的抗战局面,使清河抗日根据地由东西一条线,变成南北一大片。
1939年11月,第三支队采取东西两路并进,相互策应,以东路为主的方针,分两路北越胶济路回师清河区。首先在寿光县清水泊地区建立根据地。12月,为统一指挥清河区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行动,解决全区性的重大问题,根据山东分局决定,清河区军政委员会成立,景晓村任书记。之后,清河区军政委员会对新的行动作了具体部署,决定分东西两路渡河,向小清河以北发展。1940年2月下旬,东西两路分别插入广饶、博兴北部和高苑西部地区。第三支队的行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日军迅即组织了对第三支队的围攻。3月3日,第三支队与敌人首战博兴县东王文村,毙伤日伪军70余名。之后,第三支队在高(苑)青(城)公路上伏击日军,取得胜利。7月,第三支队又粉碎了1000余日军对博兴、广饶、临淄地区的“扫荡”。9月21日,第三支队在高苑县魏家堡伏击日军,全歼日军1个小队,炸毁汽车2辆。10月,为配合八路军百团大战,清河区军民5000余人将广饶县至临淄县、高苑县至广饶县、长山县至邹平县的公路破坏,并将沿线电杆、电线大部拆除。至1940年10月,横跨小清河南北,直至鲁北沿海、黄河人海口的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第四支队及淄博军民的抗日斗争  1939年2月15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一部在廖容标、林浩率领下,夜袭八陡及蛟岭之敌,消息为敌人探知,敌人遂将兵力集中于博山县洪山口设伏。第四支队一部袭人八陡街后,见敌人守备空虚,便将敌人数处据点烧毁。撤出之际,忽听八陡东南方炮声激烈,判断我军已与蛟岭之敌展开激战,即前去增援。行至洪山口,中了敌人伏击。幸亏前哨部队警戒严密,及时发现敌人,部队当即占领村口,集中兵力向敌人冲锋,始得占领道旁有利地形。战至天明,第四支队援军赶到,在我军夹击之下,敌人狼狈逃回蛟岭。由八陡村来援之敌200余人,亦被击溃。此次战斗,毙伤敌80余人,破坏公路10余里、洪山口桥1座。胜利消息传到淄川、益都边区根据地后,各界群众纷纷组织慰问团,携带慰劳品慰问第四支队将士。2月,第四支队新一营在土湾、西崖头歼灭日军一支30多人的侦察小队大部。’4月,第四支队先遣第一梯队司令徐化鲁派9人组成袭击小组,在工人高绪中等人配合下,于15日夜袭击福山镇五亩地日军据点,击毙日军17名。
同年6月1日至7月14日,日军纠集2万余兵力,以沂蒙北部东里店为中心,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及多路逐段展开与逐段合击的形式,对鲁中山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至7月中旬,日军占领了莒县、沂水、蒙阴及东里店、鲁村等重要城镇,继而向沂蒙腹地反复进行分区“扫荡”,并安设大据点,割断了鲁中和鲁东南、鲁南的联系。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山东纵队各部广泛开展游击战。第四支队奉命分散于外线作战,在当地军民的配合下,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6月19日,日军300余人夜袭博山县四区下庄村。正在该村对道会门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的淄博特委军事部长薛云亭,一面命令武装排和地方自卫团掩护群众转移,一面组织力量阻击敌人。当他发现敌人已从南、北、东三面包围了村庄时,为便于群众转移、减少伤亡,便迅速带队伍抢占河滩阻击敌人,不幸在战斗中牺牲。经过广大军民的顽强战斗,到7月底前后,敌人的大“扫荡”基本被粉碎。
1939年7月,为加强胶济铁路沿线的抗日武装斗争,第四支队从第一团抽调部分骨干组建了胶济大队,并在莱芜县四区召开了成立大会。团参谋长于松江兼大队长(未到职),第三营教导员张慧源具体负责,全队队员有40人。12月,胶济大队发展到150余人,扩编为3个中队和1个机枪班,并在蒙阴县黄庄进行了第二次组建。刘子祥任大队长,张信传任副大队长,杨勇任教导员。在铁路沿线地区,开展扩军、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
第三、四支队整军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1939年2月至1942年2月,山东纵队先后进行了五次整军,第三、四支队参加了这次整军。
第一期整军。1939年2月7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司令等发出关于整军计划的训令,规定分期整训部队,每期3个月。第三、四支队第一期从1939年2月开始,整军要求:努力加强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巩固党的领导,充实编制,配足武器;进行战术教练,建立各种制度,保持优良作风;特别注意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水平,提高执行纪律的自觉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整军中,一是进行了组织整编:第三支队,马耀南任支队长,霍士廉任政委,杨国夫任副支队长,叶更新任参谋长,张缉光代政治部主任。支队辖4个团,潘建军任特务团团长,李曼村任政委;马晓云任第七团团长,孙正任政委;李人凤任第十团团长,罗文华任政委;赵寄舟任寿光独立团团长,张文韬任政委。第四支队:廖容标任支队长,林浩任政委,赵杰任副支队长,汪洋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1个团另3个基干营:原第四支队先遣大队改编为支队特务团,叶声任团长,陈宏任政委;原第四支队第一、二、三、四团整编为第一、二、三、四基干营;原第四支队第一、二、三、四大队等地方武装划归所在地党委军事部指挥,不久,又改属四支队后方司令部建制。二是进行纪律教育,开展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三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在支队成立党务委员会,团设总支部,营设分支部,连队建党支部,并建立起党的会议、汇报和党课等制度,以及正常的政治教育制度。大量吸收先进分子入党,选派优秀干部充实加强各团营等政治工作队伍。四是突出抓了部队指战员特别是干部教育和训练,建立和坚持平均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五是进行军事整训,其重点是进行游击战术训练和射击、投弹、刺杀等基本的军事技术训练,以及队列训练。
第二期整军。该期整军从1939年8月开始至12月结束。中心任务是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巩固新发展的部队。取得的主要成果:一是加强和巩固了共产党在部队中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在部队中的贯彻执行。二是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三是整理了部队编制。第三支队由杨国夫任支队长,徐斌洲任政治委员,撤销团的建制,将特务团、十团、七团分别改编为基干第一、二、三营;寿光独立团保留。第四支队编制基本不整理。             
第三期整军。1940年2月1日至5月30日进行了第三期整军。第三期整军是部队向正规化迈进的关键阶段。通过整训,进一步加强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部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恢复了团的建制,战斗力进一步提高。第三支队以基干第一、二营为基础,扩编为第七团(亦称第一团)。郑大林任团长,孙正任政治委员;以基干第三营为基础,扩建为第八团(亦称第二团),谭祖本任团长,李曼村任政治委员;以寿光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九团(亦称第三团),赵寄舟任团长,岳拙元任政治委员。第四支队将基干第一、二、三营整编为第一团,吴瑞林任团长,李伯秋任政治委员;将原特务团编为第二团,叶声任团长,陈宏任政治委员;后又从第一团抽调部分骨干连队与原先遣大队组建第三团,陈奇任团长,杜西书任政治委员。整军中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强调了思想上的整军,加强了干部教育、党的教育和政治与文化教育。
第三节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敌后战场加紧了反共及投降活动。面对这一新形势,为表达团结抗战的诚意,1939年1月28日,山东分局发出《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一封信》,指出目前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敌人大举“扫荡”、讨伐和建立伪政权的时候,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部队的根据地,必须加强在山东的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合作,解决合作的形式问题;必须拟订适用山东特殊条件的共同遵守的统一战线纲领;必须建立与健全民意机关和动员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对于这一合理建议,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采取敷衍拒绝态度。以沈鸿烈为首的山东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实现其限制八路军、驱逐八路军出鲁和消灭一切进步力量的阴谋,首先在战略上控制胶济路以南的重要山区,加强其反共阵地。1939年2月,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派张经武、林浩、郭子化为代表出席会议。会上,沈鸿烈提出4条反共措施。即“统一划分防线”,限制共产党扩充军队、扩大活动区域;阻止共产党、八路军进行群众工作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准八路军自筹给养,以控制八路军的给养。此后,以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置抗战大业于不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并组织“扫马(马克思主义)大队”、“打列(列宁主义)大队”,积极反共。国民党顽固派屡次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进攻,捕杀党政军工作人员。摧残群众抗日运动,实行经济封锁,进行特务暗害活动。   
为反对山东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限制和军事进攻,坚持团结抗战,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始终从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出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940年1月,山东分局作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的决定。强调指出,组织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深人群众工作,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是转变时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决定因素;积极争取中间势力。,孤立以沈鸿烈为首的山东国民党顽固派。淄博地区党组织遵照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团结各党派团体和各武装队伍,坚持团结抗战,始终坚持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团结“九道"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博山县、淄川县及其东、南邻境地区的农民群众为了防匪保家、抗日保家,相继自发组织建立了许多道会门组织。这些道会门组织的道首和道徒,绝大多数是当地农村中贫苦农民、知识分子和部分城镇居民及手工业者,但也有些无业游民、兵痞和土匪。一方面,由于他们成份较为复杂,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存在着某些小农经济所固有的狭隘性、散漫性和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中的基本群众长期处在社会底层,深受官府、军阀、地主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压榨、剥削和屠杀,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爱国热情。他们在迷信思想的支配与驱使下,相信神灵护佑,刀枪不入,所以每遇战事,则鸣锣击鼓为号,手持大刀长矛,群集而攻之,十分勇猛。1937年冬,淄JII县河东村铁板会联合马尚一带铁板会道众数百人,两次攻打侵占周村的日军。在强大的外敌面前,表现了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精神。由此证明,淄博地区的道会组织是一支可以团结、争取的重要抗日力量。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在《目前战争形势及我们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一方面肯定了道会组织“有抗日的革命热情”,“基本上应当而且是可以争取的”;另一方面还强调了团结改造他们的艰巨性,对他们“应当进行上下层的统一战线”,并作为“这个地区民众的主要工作”。鉴于此,博山县委和八路军第四支队着重对博山县各道会组织,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和团结改造工作。
争取改造“堂天道”  “堂天道”又名“白旗会”,主要活动在博山县池上一带,道众最多时发展到5000多人,道首是吕云卿、王子虹、王寿卿。“堂天道”的宗旨是:自正不邪,抗日保家,誓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扩大力量,等待时机,投奔仁义之师——红军。吕云卿通过与我党政军领导人的接触,对共产党、八路军非常钦佩,说:“八路军是天王军,今后必支撑天下。”1938年春夏之交,吴鼎章部依仗秦启荣的势力,在郭庄一带称王称霸,抢劫民财,并与“堂天道”所属第二营多次发生磨擦。8月,“堂天道”发动了驱逐吴鼎章部的战斗,一举将其赶到临朐县桥头村。在攻桥头地堡时,道首吕云卿及道友10余人不幸阵亡。道众见“刀枪不入”的神话不灵了,于是人心动荡,有的主张散伙。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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