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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三)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3638   时间:2007/11/1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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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  巩固抗日根据地
第一节  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时期
1941年和1942年,是国际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闪电式的大规模进攻。同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继而又入侵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太平洋战争爆发。整个世界都卷入空前规模的战争之中。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和中国抗战的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和支持太平洋战争,急谋在巩固其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侵华日军根据这一意图以及通过百团大战对八路军实力的重新认识,在继续对国民党军事集团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了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作战。1941年,日军集中其侵华兵力近半数、伪军大部,专门对八路军作战,并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2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上任伊始,就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并制订了进攻八路军的办法,彻底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密切结合的“总力战”,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特别重视对共产党、八路军实行政治进攻。对其控制区,普遍加强了伪政权伪组织的力量,强化基层的保甲制度,扩大警察特务组织,对一切抗日活动严加镇压;大肆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掳掠和压榨劳工,加紧对人民的征敛搜刮;广泛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骗。对游击区,着重采取“蚕食”手段,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制造无人区,隔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并随着军事力量的扩展将伪组织的统治逐步从游击区边沿向抗日根据地推进,将上述在敌占区的做法逐步在这些地区推行。对抗日根据地,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极端野蛮残忍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进行普遍而严密的分割封锁。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5次“治安强化运动”。
同时,蒋介石统治集团对于抗战的总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防御,反共灭共,等待胜利。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一方面,一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部队接受日本的“招抚”,相继投敌;一方面,对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限制、削弱、消灭。1941年1月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各地顽军更加有恃无恐,与八路军和各抗日武装的磨擦逐步升级,使八路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1941、1942年,山东连续遭受罕见的旱灾和虫灾,根据地的部分地区农业严重歉收,甚至绝产,根据地经济极为困难。在日、伪、顽夹击和天灾人祸之下,山东抗日根据地El益缩小。到1942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较1940年缩小1/3,人口由1940年的1200万减至750万,八路军人数较1940年减少1/4。
1941年春,日伪军开始沿着淄博地区内的铁路和公路沿线据点向抗Et游击区和根据地进行连续反复的“蚕食”和“扫荡”。在战术上采取所谓“分进合击”、“梳篦式清剿”、“铁壁合围”、“纵横扫荡”等方法;在政策上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扫荡”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忍都是空前的。敌人曾在一个月内向淄博抗El根据地“扫荡”32次,企图利用这种手段,消灭一切抗日武装,铲除抗日根据地,使抗El根据地逐渐缩小。又加连年大旱,粮食歉收,老百姓连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也无法维持下去,玉米骨头、山竽梗子和树皮、草根都成了充饥的食物。淄博地区同全省全国一样,进入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
在这严峻的环境里,抗日队伍内有些意志薄弱者经不住考验,在敌人的诱降下叛变,当了汉奸。1941年夏季前后,博山县七区区长孙伏武带领区中队9人,携步枪6支、手枪1支叛变投敌;淄博矿区党委宣传委员孙化清、益都县四区(现张店区沣水镇)区长邹民山、淄川县二区区长孙俊礼、淄川县公安局局长郭俊三、桓台县公安队队长张裕安、副队长张宇良、临淄县独立营营长王砚田等相继叛变投敌;11月,临淄县新独立营营长王立庠叛变;12月,桓台县公安局局长王应声及该局短枪队副队长王玉树、长山县九区(现张店卫固镇)区长郭里庭、区委书记邢明忱等相继叛变投敌。孙伏武投敌后,敌人委任他为淄川、博山、益都、临淄四县“剿共”队长。他极力效忠日军,先后拉拢18名干部投敌,并经常率部配合日军到根据地进行“扫荡”,抓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群众200余人,给淄博地区的抗日工作造成严重损失。
在这最困难的情况下,淄博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方针指示.组织领导广大抗日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和反封锁,同日、伪、顽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第二节粉碎日军大“扫荡”,开展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在困难时期加强党政组织建设
从1939年7月始,淄博特委撤销,淄川、博山两县划归泰山地委领导。至1940年底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淄博地区党政组织、党员、干部发展较快。但是,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淄博的党组织也受到严重影响。一是部分县为了保存实力,将党政群干部和党员多数向边缘地区转移,以躲避日军日益猖狂的“扫荡”和“清乡”。二是在恶化的形势下,许多人脱离了党组织,有的甚至当了叛徒。由于叛徒的出卖和搜捕,部分组织遭破坏,许多干部党员遭杀害。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坚持敌后抗日斗争,鲁中区党委、泰山地委、清河区委根据山东分局指示,突出抓了在各县恢复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1941年3月,中共长桓临益四边县委改称中共长桓县委,刘耀文④任书记。长桓县委于6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内容:(1)传达中共清河区委对长桓地区工作的全面总结;(2)部署对敌斗争的任务和转入地下活动的方针方法;(3)决定把长桓地区党政军群大部分干部转移到后方工作,留下少数精干人员组成军政工作团坚持对敌斗争;(4)对党员、干部进行气节教育和对付敌人的斗争艺术教育。10月,中共长桓县委归清中地委领导。由于敌人进行疯狂搜捕,长桓地区形势日趋恶化,到秋后,已有两批县、区干部主动撤到小清河以北工作。12月底,中共桓台县委决定,将县、区干部及县大队80余人撤离桓台,到小清河以北进行整顿。1942年1月初,长桓党、政、军工作人员在小清河以北陈户店总结工作,进行整顿。清河区党委决定调刘耀文到清河区委工作,由马兢生任长桓县委书记,撤销桓台县县、区政权和武装建制,成立长桓军政工作团,相子正任团长,马兢生兼政委。军政工作团行使政权职能。2月,中共长桓县委书记马兢生在军屯村被叛徒张裕安率部包围,突围中不幸受伤被俘。被俘后,敌人企图诱降,马兢生威武不屈,最后在曹村壮烈牺牲。1942年3月,中共长桓县委改称中共长桓工委,李本荣任书记。10月,中共清中地委和专署撤销,归中共清西地委领导。
1941年4月,遵照山东分局指示,为加强矿区的领导,鲁中区党委建立了中共淄博矿区委员会,梁振环任书记,辖洪山特别支部、机关支部和特务大队支部。归泰山地委领导。7月,中共益(都)临(朐)工委(亦称淄河工委)建立。在1940年5月,日军对淄川、博山以东地区“扫荡”以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吴化文部乘机抢占了临朐县五井以西和博山县池上、峨庄一带地区。同时,日军也加紧了对淄河流域的“蚕食”。日、伪、顽军在淄河沿岸安设多处据点,严密封锁鲁中区与胶东、清河地区的交通要道。在此局势下,鲁中区党委为了坚持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指示益都县委代理书记赵西林主持建立了中共益临工委和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办”)。张敬焘任书记,陈锡德任宣传部长(1942年3月到职),赵西林任组织部长,高奋任敌工部长,冯毅之任统战部长,郭洪林任民运部长。辖益都、临朐、淄川第二、三、九区和城关区、博山县第七区、潍县第二区、昌乐、安丘等县和淄博矿区。受鲁中区党委和泰山地委双重领导。至1942年5月,淄川县委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保存了力量,使县委辖3个区委、34个支部、党员965人,县级干部7人、分区干部18人。   
1941年内日伪军推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使博山县损失严重。为适应斗争形势,博山县有两次区划调整。县委机关由杨峪村转移到上瓦泉村。1942年4月,中共博山工委建立,李东鲁任书记。由于环境恶化,鲁中区党委决定撤销中共博山县委,原辖区范围内党的工作由中共莱东县委领导。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与莱东行署合署办公。8月,鲁中区党委决定建立中共博莱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陈克任书记,泰山专署副专员徐化鲁兼任县长。辖下庄、崮山区和莱东县的石马、苗山、常庄、龙崮、白龙、矿山、著山、铁车及蒙阴县的鲁村、张黄区。   
1941年春,日伪军对临淄进行“扫荡”,斗争形势恶化。临淄独立营营长王砚田、新独营营长王立庠相继叛变,王砚田将独立营的19名共产党员杀害,把尸体沉到乌河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官桥事件”。9月,中共临淄县委书记王效禹调离临淄,贾萍任书记。为坚持对敌斗争,保存力量,临淄县党政机关转移到广饶、博兴县境内。1942年1月,中共临南工作委员会成立,刘晨光任书记。3月,中共临南工作委员会被破坏。2月,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和行政办事处重建,丁一民任书记。同时,四边县参议会召开,任乙山当选为参议长;并成立四边县行政办事处,陈毅斋任主任,李玉轩任副主任,四边县独立营也同时成立。6月,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调整,李荆和任书记,王乐三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兴国任行政办事处主任,李玉轩任副主任。7月,中共临淄县委书记贾萍调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杨三友接任书记。李铁锋任临淄县长。临淄县第二、五、六、七区相继建立区委。淄博地区的党组织虽然没有一个统一地域性的党组织领导,但各县委、县府按照上一级党委的指示部署,百折不挠地执行上级指示,在困难环境里领导广大人民与日伪军浴血奋战。各县委虽经多次调整改建等,但都保存了骨干力量,为困难形势下的对敌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粉碎敌人的大“扫荡”
    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军对淄博地区先后推行了5次凶残的“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是在1941年3月,主要是强化乡村“自为力量”,建立反共自卫团和保甲制,清查户口,实行“良民证”、身份证、旅行证管制,扩大整理其治安军等。在重要镇设据点,修工事,建防共墙,挖防共壕,在主要路上设岗盘查,对抗日根据地严密封锁、分割、“清剿”、“扫荡”。第二次是在7月,主要是“发展乡村‘自卫’力量与攻势。并使其与军警协作,以实践剿共”;实行大规模“扫荡”,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并进行长期清剿;修筑碉堡、公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日军一面宣传“归顺皇军,和平共荣”,进行诱降劝降;一面到处骚扰破坏和抓捕、暗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第三次是在11月,主要是对抗日根据地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从根本上破坏抗日根据地。第四次是在1942年3月,主要是实行所谓“治安肃正”、“总力战”、“囚笼政策”和保甲制度。第五次是在同年10月.主要是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强化反共“自卫组织”,封锁和“蚕食”抗日根据地。
伴随着“治安强化运动”,驻山东日伪军为彻底消灭八路军主力、地方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摧毁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1942年的两年中,对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70多次,其中出动3万人以上的大“扫荡”有9次。由于日伪军“扫荡”多集中在铁路和公路两侧,而且淄博地区又处于清河、鲁中两大抗日根据地的接合部,因此,日伪军每次对这两个根据地的“扫荡”,都首先殃及淄博地区,成为敌人“扫荡”的重点区域。淄博各地党组织领导当地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八路军第三、四支队开展了反“扫荡”斗争。   
淄川和博、莱边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日军华北方面军为消灭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等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于1941年9月中旬至lO月上旬,对沂蒙山区周围的泰山区和鲁南的临沂、郯城地区进行“扫荡”。9月18日,“扫荡”的日伪军1000余人,分头从王村、章丘、普集、博山、莱芜向淄川县委、县府驻地峪口村包围过来。县委、县府当即作出应急措施:命令县大队分兵阻击敌人,掩护群众和县机关干部突围;由金寨区区长和县府一名科长负责组织群众转移。县机关突围后,经西牛角和东西桃花泉及马棚村,向北转移到长白山一带。在县大队阻击敌人的战斗中,县大队副政委许光汉等30多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扫荡”日伪军占领五股泉村后,对附近的东、西牛角村和镇门峪、珠宝峪、峪口、黄连峪、吴家宅子等村,进行了7昼夜的残酷烧杀掳掠,杀死和掳去干部、村民100多人,并将11个村庄抢劫一空,焚烧殆尽。以后敌人又对这一地区进行了20余次“扫荡”和袭击,致使淄西根据地只剩下十几个村庄,形成所谓“一沟之宽,十里之长”的狭小地带。在敌人“扫荡”期间,淄博矿区特务队副队长翟干臣从鲁中军政干校结业,到镇门峪找县委时,在夹山村被日伪军尾追,双方发生激战。翟干臣和一名战士打死数名敌人,子弹打光后摔毁枪支,纵身跳下十几米高的石墙,壮烈牺牲。
1942年秋天,日伪1.2万人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式大“扫荡”。9月17日拂晓,日伪军分数路向莱北山区拉网合围。驻茶叶口一带的泰山区党政军机关遭敌合围。泰山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汪洋率地委、军分区机关一部、教导营突围,在吉山又遭日军伏击。在激战中,汪洋与军分区供给处长刘叙坤、教导营长石新等干部、战士300余人壮烈牺牲。11月,“扫荡”的日伪军向胶济铁路沿线集结,沿途采用“梳篦”、“拉网”式战术,企图寻找八路军鲁中主力部队决战,消灭抗日武装。11月10日,由北路回撤的两股日伪军企图偷袭在博?莱边区活动的泰山军分区指挥机关,吃掉第四支队。此时,第四支队已化整为零,在泰沂山区与日伪军开展游击战,第四支队司令部率一个营驻防南博山的尹家峪,待机歼敌。博莱县独立营则扼守在池上鹿疃村北山的无儿岗上。10日清晨,当日伪军袭来时,博莱独立营为掩护第四支队司令部,分兵一部掩护群众转移,营长郇振民率领一个排吸引敌人,并迅速爬上桃花岭,控制制高点,与敌人战斗。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战士们毫不畏惧,激战竟日,打退敌人十几次冲锋。最后阵地上只剩下郇营长和3名战士,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益寿临广边区和清西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1941年5月,日军在伪张景南部的配合下,大肆“扫荡”长白山抗日根据地。9月,日伪千余人又对益(都)寿(张)临(淄)广(饶)四县边区进行了一个月的轮番“扫荡”,殃及50多个村庄,烧毁民房2万多间,这些村的群众遭到空前浩劫。1942年5月,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在临淄县南庄召开“红五月”宣传大会,被日伪军包围。突围时,县委副书记丁一民和30多名干部、群众被敌人抓捕杀害。在日伪军的“扫荡”、“蚕食”下,四县边区抗日根据地被压缩在方圆不足10公里的圈子内,四边县委和地方抗日武装能公开、半公开活动的村子只有20个左右。
1941年11月,高苑、青城、田镇、博兴、惠民等据点的日伪军,对高苑抗日根据地实施第一次“扫荡”,重点合围在崔张店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的清西地委、专署和高苑县机关。李曼村指挥山纵第三旅八团,胡兰芝率清西独立营,阻击敌人,掩护清西地委、专署和高苑县机关人员突围。在突围战斗中,地委书记张文韬负伤,高苑县公安局长夏联、税务局长郑丕义等牺牲,另有20余人负伤或被俘。1943年1月,日军纠集数千人合围广(饶)北一带扑空后,窜向清西地区,与张店之敌合击八路军清西独立团。清西独立团分兵突围。清河军分区参谋长韩子衡和他率领的军分区机关干部一部、独立团第七中队在高苑县大王家村被敌人合围。韩子衡率部与敌人血战,毙伤敌200余人。军分区干部、第七中队战士除25人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韩子衡在四处负伤的情况下,自尽殉国。在此期间,高苑县丁家村陈宝凤爆破队针对平原地区特点,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地雷战,仅仅在2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公路、村边、伪公所等处埋设地雷90多个,爆炸成功60多个,杀伤大批敌人;并发明“铗子雷”,炸死敌人的“起雷专家”。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反“扫荡”斗争,保卫了抗日根据地。陈宝凤被誉为“爆炸大王”;1944年,陈宝凤在一次埋雷中不幸牺牲,被渤海军区追认为“民兵英雄”。
开展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山东分局在军事斗争上采取的对策是: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坚持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强调分散活动,实行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即敌人到根据地“扫荡”,我军就打到敌占区去。大力发展民兵,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坚持边沿斗争;开展政治攻势与军事斗争相结合,争取和瓦解日伪军。淄博党组织认真贯彻山东分局的方针政策,带领广大军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开展了英勇顽强的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反“蚕食”斗争主要采取:第一,坚持根据地边沿区斗争;第二,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
坚持根据地边沿区斗争,即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在边沿区积极打击敌人的“蚕食”推进和伪化活动。1941年8月,淄川县大队先后拔除了敌人封锁山区抗日根据地的12个据点,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抗日组织;实行“敌进我进”之“翻边战术”,通过多次战斗,坚持了淄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1年12月,高苑县第二、三、四区的121个村,经敌人“扫荡”10多次后,牲口、农具损失80%以上,房屋拆除大半。抗日根据地被“蚕食”为东西长10余公里、南北宽不足5公里的狭长地带。高苑县委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先动员群众四处投靠亲友,实行“坚壁清野”,人走村空。后来又指示党员带头返回村庄,建立“两面政权”,应付日伪军,坚持了根据地边沿的斗争。在淄博莱边区、长桓地区等游击区,各县委、县府领导军民普遍开展了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开展敌占区斗争,即派小部队分散深入敌占区,破坏敌人的统治,同时组织敌占区的党、政组织及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淄博地区的军民广泛采取“反边战术”,利用武工队插入敌占区,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在淄博矿区,1941年1月,淄博矿区职工会特务队里应外合,将洪山北斜坑、沈马庄六坑、破桥坑、北斜坑南风井4个敌炮楼32名敌人解除了武装。5月12 El,胶济大队与矿区职工会特务队配合攻打佛村据点,将敌人5个碉堡炸掉3个。22日,胶济大队宿营小旦村,拂晓被日伪军250余人包围。经过5个多小时的战斗,打退敌人数次进攻,突围时,大队长刘子祥、排长翟墨林等20余人壮烈牺牲。7月,淄博矿区职工会特务队和淄川县地方武装与从萌水出来抢收小麦抓民佚的百余名伪军遭遇,交火两小时,击毙敌指挥官1名、伪军4名,伤伪军10余名。
在淄川、博山山区,山东纵队第一旅和地方武装相互配合积极打击敌人。1941年3月13日,八路军山纵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率三营及博山县五区中队,在博山县五区甘泉公路附近,布设约百米长梅花形雷区,歼灭日军30多人,击毙伪军大部,缴械投降者数十人;缴获轻机枪3挺、掷弹筒两具、步枪50余支。4月20日,博山独立营三连80余名战士,分为爆破、捕敌、警戒3个组,在预先打入神头电厂做石匠的共产党员苏言铭的接应下,夜袭博山神头发电厂,炸毁新建一号发电机组,炸毁第一、二号炉烟囱,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同年夏,博山独立营袭击西河煤矿悦升公司日伪军,歼灭日军1个班、伪军1个排,缴获大量军用物资。10月28日,博山独立营一部在西河至桃花峪之间的第十三号铁路桥墩安设地雷,炸毁敌列车。9月24日,淄川县大队在大昆仑车站以南地区埋设地雷,炸毁日军火车一列,缴获大批物资。
在临淄、长桓地区,1941年5月1日,青州、辛店、临淄城等地的日伪军700余人,分4路向驻郑家辛庄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一部合击。第三旅奋起还击,经4小时战斗,毙伤日伪军80余人,俘7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炸弹20余枚及其他军用物品一宗。2日,又攻克于家庄日伪据点,歼灭其大部,烧毁其据点。同月,八路军清河军区直属团一营在谢家屯伏击王砚田部特务队,毙伤32人,缴枪30余支、自行车30余辆。6月9151,在苇子河、朱台又歼灭王砚田部20余人,俘6人,缴获步枪12支、战马10匹、自行车30辆。8月5日,山纵第七团一营在临淄县大队配合下,攻克岳家庄日伪据点,歼敌100余名,俘敌10余名。9月,山纵第三旅清河独立团在临淄县二区区中队配合下,一举拔除了房家六端日伪据点,俘伪军52人。10月19日,八路军清中独立营特务大队在郑家辛庄阻击敌人,将敌击溃,缴获自行车17辆、子弹300余发。12月31日夜,长桓军政工作团和长山独立营配合,突袭南石桥伪据点,一举将叛徒张裕安、曹功九及其特务班和清乡队等30余名全部歼灭。
马鞍山保卫战
马鞍山,位于淄博市淄川区淄河镇、淄河上游(原属淄川、博山、临朐、益都四县联合办事处所辖口头区)。该山海拔618公尺,在庞大的山座上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石峰,高达数十丈。石峰有东、西两顶,中间有条狭窄的山脊相连,呈一凹形,远望形状如马鞍,故名之。石峰四面悬崖峭壁,西南角有条贴壁开凿的石阶,狭窄陡立,形似天梯,上达南天门,这是通向峰顶的唯一道路,实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马鞍山周围峰峦起伏,山脚下淄河蜿蜒北去,大道纵横交汇。谁占据了它,谁就卡住了南北交通要道,控制了淄河流域,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权。
1941年下半年,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为了控制淄河流域,从而切断鲁中区与清河区、胶东根据地的联系,派兵占据了马鞍山,同时在周围村庄修了炮楼,设了据点。1942年春末,山东纵队第四旅为拔掉这颗钉子,成立了以特务营长王法山和侦察科长刘锡琨为正副队长的7人精悍突击队,在两个排兵力的配合下,黑夜从山西北部历尽艰险,攀上绝壁,奇袭了马鞍山。敌人不甘心失败,立即从外地增兵把山围起来,使用武力威胁和派人劝降的反革命手法,妄图复夺马鞍山。但是,守山战士在主力部队的策应和山下群众的支持下,坚持斗争一个多月。敌人阴谋未曾得逞,最后灰溜溜地收了兵,并且把附近不少据点也撤了。由于我军以少数兵力控制着马鞍山,作为战略据点,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行动,支援了周边地区的斗争。
1942年秋,日伪军纠集5万兵力,对鲁中区实行了更加残酷的“拉网合围”式大“扫荡”。马鞍山地区的主力部队为粉碎敌之合围暂时撤离,致使马鞍山成了暴露在敌人腹地的前哨阵地。由于马鞍山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仍是我军的小后方,一些重伤员、干部家属陆续被安置在山上。其中有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冯毅之的父亲、益都县参议长冯旭臣先生、冯毅之的妹妹冯文秀、妻子孙玉兰及长女新年、次女芦桥、小女平洋等。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因在茶叶区遭遇战中负伤,锯掉了右腿,在山上休养,并担负守山任务;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式及伤病员40余人也在山上休养。而且山上少粮缺水,弹药不足,战斗力十分薄弱。
11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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