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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四)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3035   时间:2007/11/1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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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淄博地区的地下斗争
第一节 淄博矿区遭受日本法西斯统治和掠夺
日军对矿区的法西斯统治淄博矿区是胶济沿线最大的矿区,它在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煤炭的计划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同时,淄博矿区所在地区又是山东省战略要地之一,所以,极为日本帝国主义所重视。1937年12月,日军侵占矿区后,先后派进了大批军、警、宪、特,建立了反动政治机构,对广大矿工进行法西斯统治。所建立的军、警、宪系统,有守备队、宪兵队、日伪军、矿警队等。日军先后派遣了守备队、宪兵队、伪军等进驻洪山、黑山、西河等各主要矿区。把警务队分驻各矿井,在矿井内外修筑了碉堡岗楼,到处架起铁丝网、电网,并挖了道道防护沟。驻淄博矿区的日本宪兵队是军事特务组织,也是该矿区的日伪特务系统的最高领导机关,它负有经济封锁、物资统制、邮政检查、情报收集等任务。到1944年6月间,洪山宪兵队成立了“鲁淄公馆”,10月改为“精华公馆”。虽然名称改变了,但其反动性质没有丝毫变动。它是日本在洪山镇的最高特务机构,驻洪山的剿共队、矿警队、伪警察所、伪警备队和鲁大公司淄川炭矿的善邻系等都为它收集情报。其内部设有刑讯室和牢狱,刑讯室里放有老虎凳、皮鞭、杠子、洋刀、脚镣、手铐等各种刑具。对被捕者施以种种酷刑。
日军为推行“以华制华”的反动政策,到处搜罗叛徒、汉奸组建武装特务组织,镇压矿区人民。1941年,驻洪山的日本宪兵队收纳叛徒孙伏武,成立了“淄博益临四边区剿共队”,孙任队长。他利用“剿共队”这个反动组织,疯狂杀害抗日军民、干部,残酷镇压矿工,瓦解抗日组织,破坏抗日力量,罪恶累累,经他一手制造的血案就达20余起。在黑山矿,日军为了镇压矿工的反抗,防备八路军游击队的袭击,在矿区驻有100多人的守备队、矿警队和密探队。矿山周围设下了围墙、电网、炮楼、岗哨,把黑山矿变成了阴森可怕的人间魔窟。当时的“黑山采炭所”被方圆1500米的砖石围墙包围起来,墙高4米,上面架有3300伏的高压电网。全矿只开南门和西门,矿工只准走西门,门旁边有圆形炮楼,日军、矿警荷枪实弹昼夜站岗。工人出门要遭到侮辱性的搜身检查,矿工们称其为“鬼门关”。离此约百米左右就是一座坚固的炮楼,高30米,直径5米,分上中下3层,最高层上日军架有钢炮、轻重机枪,控制着整个矿区。下层是刑讯室,被抓来的矿工和革命者在这里被处以烙铁烙、洋刀砍、钢鞭打、狼狗咬、坐老虎凳、压杠子、灌肥皂水等酷刑。此处被工人们称为“阎王殿”。
日军对矿工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山东矿业公司和鲁大公司对矿工统治的机构进一步法西斯化。鲁大公司设有9个课,3个采炭所。扩充机构目的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资本家所关心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新设的“劳政课”下设劳政、善邻、管理、招募各系和指纹室,这些课、室的主要负责人全是日本人。善邻系,表面上挂着善邻友好的幌子,实际工作是搞文化侵略,进行反动宣传,搜集情报,统治和镇压广大矿工。招募系是掠骗劳工的组织。指纹室也是直接统治工人的机构,它与把头、包柜勾结起来直接统治工人。这些招募、劳务、管理等各系与军、警、把头、包柜相互勾结起来,犯下了种种法西斯暴行,最集中表现在鲁大公司所设立的劳工窝铺——“鲁大庄”上。1941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太平洋侵略战争的需要,加紧掠夺淄博煤炭,采取种种手段,大量扩大劳工队伍。在济南、青岛等地都设立了招收劳工的办事处。同时还勾结日伪军政当局押来一部分战俘当劳工。自1941年至1945年日军投降为止,这两个公司先后掠来数千名劳工,分别在淄川炭矿的鲁大庄、大和庄、北斜井等处建立了劳工窝铺。一个窝铺就是一个法西斯集中营。如鲁大庄,它设在淄川炭矿洪三坑的南边,四周建了两米多高的石围墙,墙上安有3300伏的电网,四个墙角上建有炮楼,大门旁还设一个大碉堡。住有产销队和日军,建有统治劳工的办公室,并雇用了几十个把头对劳工进行监视。每一间窝铺有两个把头看管,院内另有一班把头巡逻。
鲁大庄的劳工除一部分来自国民党的战俘外,大部分是从天津、徐州、济南、青岛、潍县、章丘等地骗来的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其中童工又占多数。1941年秋天,一次就从天津骗来150人,其中11岁至12岁的儿童占80%。劳工一进入鲁大庄就完全变成了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鲁大庄有十几个大窝铺,窝铺内挖一道深1米、长15米的沟,土折到两边,就是睡人的土炕。夏天下雨就往窝铺里爬蛤蟆,冬天往里刮雪花。炕上只铺了些烂草。几十个人挤在一个炕上,室内空气污浊不堪,苍蝇、蚊子成群,虱子、跳蚤、臭虫成堆,咬得人无法睡觉。天不明,把头、产销队持枪拿棒把劳工们押到井下,交给井下把头监督劳动,一千就是24小时。每天只吃两顿饭,吃的是霉烂的橡子面窝窝头,又苦又涩,渴了只能喝水沟里的矾水,又苦又脏。上井后,把头、产销队又押着他们回来,立即关进窝铺里。门口有把头站岗,不能随便进出,上厕所也必须得到许可后押着去。非人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使劳工进矿不久就被折磨得身残臂断,骨瘦如柴,病倒在地。日军为掩盖他们的罪行,竟把鲁大庄窝铺美化为“新民村”。日伪《青岛大新民报》进一步宣扬它为“工人之理想的宿舍”,是“中日友好的典范”。而当他们玩弄这套欺骗宣传时,不知有多少劳工从这个“新民村”被抬进了“万尸沟”。
淄川炭矿的生产劳动时间,有里工、外工之分,里工每天12小时,外工即井下采、掘、运等为每天24小时。矿工在煤层厚度仅达40至80公分的煤洞里,屈膝作业或弓着腰爬行作业24小时,已大大超出了身体极限和社会界限。但所得工资却少得可怜。1941年3月,采煤、掘进工每天平均工资为1.176元,里工为0.915元。按当时的物价,1.176元只可买咸菜3.26斤,或买粗布2.35尺,或买猪肉1.47市斤,或买小米煎饼3.92市斤。再加上把头、包柜剥削去一部分,矿工拿到手里的工资更少,难以维持自身生计,何况还有家中老少需要养活。   
日本资本家、包柜对矿工的残酷压榨,使广大矿工生活日益走向贫困化。随着物价的日益高涨,劳动强度的不断增加,实际工资的日益下降,工人生活“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了赤贫者”。
日军对淄博煤炭的疯狂掠夺  日军用“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劫掠了淄博矿区大量煤炭。从1938年至1945年8年中,从淄博直接掠夺的煤炭共19137814吨(这是不完全的统计,埠村煤矿区产出的煤不包括在内);运走的煤炭共计15794108吨。日军掠夺走的煤炭,大部分用于支持其在中国的侵略计划,约占1/3的煤炭运回日本。日军对淄博煤炭的疯狂掠夺,同在其他沦陷区一样,采取了普遍野蛮政策,实行毁灭性的开采抢劫,使淄博矿区煤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同时,日军利用贷款、合资等把淄博的民营煤矿统治在他的势力之下,使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矿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
日军对淄博煤矿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但其与掠夺淄博煤炭的罪恶计划却相差较远,如1943年仅完成了原计划的64.6%,1944年只完成了原计划的56.37%。其根本原因是,淄博广大军民和矿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打击,使其掠夺计划破产,部分地保护了淄博的矿产资源。
第二节淄博矿区的地下斗争
1937年12月底日军侵占淄博地区,主要占领了胶济线、张博线上的重要城镇村以及矿区。随着日军占领时间的延长,其占领区逐渐扩大。淄博地区党组织为了应付敌人,在敌人计划设置据点的县城、村镇,让部分没有公开暴露政治身份的党员寻找各种合法职业掩护起来,待敌占领后继续在据点内同敌人周旋。同时也有计划、有重点地选派干部打人敌占区,建立地下网点和秘密交通线,开展第二条战线——隐蔽战线的斗争,在敌人统治心脏里进行战斗,掌握敌情,扰乱和瓦解敌人,以支持、配合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斗争。
中共洪山地下特别支部建立在淄博矿区,党和工会组织遵照上级党组织关于“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指示.领导矿工向日军、包工头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了有利于在煤矿内开展革命活动,把内线斗争和外线斗争结合起来,1939年春,中共淄博特委职工部选派党员,在日军统治矿区的大本营——淄川炭矿所在地洪山镇东工厂村建立了“中共洪山矿区地下特别党支部”,王成文任书记,张兴武任组织委员,唐锡恩任宣传委员,王京水任武装委员。他们的公开身份分别是淄川炭矿劳务系及辛庄子坑、车七坑、袁家庄一坑、洪山火车站的工人。有的家住边沿地区或根据地,便以回家或走亲戚的机会,到根据地或游击区向党组织汇报情况、接受任务。有时矿区党和工会组织领导人也秘密进入敌占矿区和他们接头。为了有利于在敌占区开展工作,还建立了党支部的外围组织“工作委员会”,党支部委员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工作委员会,实际上是矿区半秘密、半公开的工会组织,对日军和汉奸等是保密的,而对工人和包工头是公开的。日军占领淄博矿区后,为了疯狂掠夺煤炭,一方面强化法西斯统治,镇压矿工的反抗;另一方面积极推行封建包工制,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反革命策略。如日本资本家经营的鲁大公司淄川炭矿便有16个大包工柜头承包了21个坑(井),控制矿工达12400多人。这些包工头是日本资本家统治奴役矿工的代理人。矿区党组织根据党对敌斗争策略,对16个包工头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既斗争又教育的方针。教育他们保护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按时交纳煤税(抗日救国捐),允许工人参加工会组织。不准打骂虐待工人,老老实实地遵守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不然要给予严惩。工作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一是加强工会组织工作,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组织观念。1940年至1941年春,是淄博矿区工会发展巩固时期,会员有3000余人。会员按照淄博矿区工会规定,按月交纳会费。二是秘密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教材有战时职工运动、抗战常识,还有上级文件如关于建设根据地和抗日政策、淄博章矿区工会工作计划等等。按照矿区工会计划要求,利用各种形式,联系目前时局,宣传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条件,提高工人群众抗日情绪及胜利信心。三是在矿区工会武装人员的保护和配合下,向各坑口包工柜头征收煤税。办法是要包工头按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按月交纳煤税,然后由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秘密送往根据地。当时每月能征收伪币5000元。征收煤税不仅部分地解决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更主要的是保持和扩大了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在矿工中产生的影响。它是当时共产党在敌占矿区内领导矿工的一种特殊斗争形式。
 1941年下半年,环境恶化,孙伏武、孙化清相继叛变,洪山特别党支部被孙化清出卖而遭到严重破坏,于1941年秋停止了活动。1943年7月,上级党组织派党员陈守法到洪山开展工作,与孙兆玉合伙开办“玉来饭庄”,以此为掩护,建立党的地下联络站,开展党的工作,搜集敌人情报。10月,陈守法发展孙兆玉、杨学胜等5人加入共产党组织,建立了中共洪山地下党支部,陈守法任支部书记。在中共淄博矿区工委的领导下,在敌人心脏继续坚持斗争。
矿区工会武装部的斗争为保护和配合地下工作人员在敌占区内开展工作,淄博矿区工会武装部成立了工人武装,经常神出鬼没地进入敌占矿区活动。严厉惩处那些罪恶累累的汉奸、包工头。如鲁大公司淄川炭矿沈马庄三坑包工大把头亓汝滨等,倚仗日军势力,残酷地压迫、剥削工人,拒不执行抗日民主政府、矿区工会的法令和规定,抗拒缴纳煤税。工人们无不恨之入骨。在广大矿工的要求下,工会武装部决定铲除这个汉奸、工贼。1940年4月的一天早晨,矿区工会武装部张队长带领两名队员,化装成下煤窑的工人,处死了亓汝滨,活捉了工贼滕维信。山东省委机关报以《在敌占区工人的铁掌》为题,赞扬说:“这个锄奸案件促使职工运动长足的发展,不但在矿区内募到了大批的救国捐,并把组织工人武装的工作已深入到敌人占据矿区工人中”。
淄博矿区党和工会组织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建立一支工人武装,对保卫和推进敌占区工运工作的重要意义。当原矿区工人武装力量升编八路军主力部队后,于1941年初,又扩充成立了工会武装特务队,梁振环任队长,翟干臣任副队长。特务队开始只二三十人,后来逐渐发展到100多人。他们大多是当地人,土生土长,对矿区情况熟悉。副队长翟干臣经常带领战士,扮成下窑的矿工,深入敌区活动。有时白天扒El军的运煤火车,引诱伪军产销队追赶至野外,将敌人打死,缴获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夜间就以八路军武工队的公开身份在矿区活动,使地下斗争和公开的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1941年日军开始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反复“扫荡”和“蚕食”。为了加强对淄博矿区的领导,4月1日,在鲁中区党委的指示下,中共淄博矿区委员会在淄西根据地建立,梁振环任书记,属泰山地委领导。矿区党委采取内线斗争和外线斗争相结合的策略,组织领导广大矿工和武装力量,同敌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4月底,张博铁道大队副大队长张文亭率队员30余人,经长途跋涉,在津浦铁路泰安以北地段袭击敌人的“国际列车”,消灭了押车的日军,向车上的外国记者散发抗日传单。粉碎了日军以此沿途搜集新闻、制造舆论、欺骗世界人民的图谋。
矿区工委的建立及对敌斗争  1943年7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加强敌占区职工运动的指示》,指出:“各区党委及一定的地委,须抽出一定的职工会负责同志(应等于同级工会的委员)参加城市工作委员会,并以一定的坚强干部参加各城市的工委或市委做城市职工工作。对淄博、枣庄、泰汶诸矿区及胶济、陇海、津浦各路,酌量建立党的职工工作委员会,以开展与加强职工工作”。遵照这一指示,鲁中区党委于1943年10月领导成立了中共淄博矿区工作委员会(简称“矿区工委”),由许光明、梁振环、魏洪三等人组成,许光明任书记。工委第一次会议在淄东山区的余粮村召开。会上传达学习了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和有关开展敌区工作的政策和指示,对开展敌占区工作的组织方式、斗争方法和如何进行点线工作等都进行了具体研究。工委领导实行划线分工:千峪庄、佛村至淄川北部矿区和南定轻金属厂(即现山东铝厂)为一线,由梁振环负责;淄川矿区的洪山一带为一线,由许光明负责;博山黑山炭矿一带为一线,由刘惠之(博山工委书记)负责。另外,按照实行群众化、职业化的要求,派刘月河回原籍淄川县白沙村,以挑担卖柿饼、软枣等为职业,活动在淄川炭矿的辛庄坑、辛庄子辅助坑和南定华坞炭矿一带。党的组织仍然实行单线领导,绝对保密。谁发展的党员,即由谁领导,互相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要求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顽强的战斗力。工委对矿区10万工人的状况作了分析:  “产业工人(即长年干工的)占25%;一年干工9个月的(即农村的贫农)占35%;一年干工半年的(即农村的下中农)占25%;一年干工两、三个月的(即农村的上中农或富农),占20%”。通过分析,确定矿区工委和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应在前3类工人中,对第四类则采取团结、教育、利用的方针。总之,这四类工人都是工运工作的依靠力量。矿区工委领导机关设在山区,工作重点放在敌占矿区。工委领导机关常驻地区是益、临、淄、博边区根据地的余粮、杏叶、马鹿、大辛、窟窿山、下册村一带,有时也驻淄东边沿地区佛村、千峪、窑洼庄一带。
 开展敌占区斗争,采取“敌进我进,敌退我退”战术,也就是军事上的“翻边战术”,以分散的武装力量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的弱点,同时又针对敌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进攻方针,瓦解敌人的政治攻势,进而直接或间接地保卫根据地。矿区工委成立后,上级党组织抽派部分干部和武装力量加强充实矿区工委的组织力量。矿区工委之下设立办事处、敌工部和武工队。办事处负责争取教育和分化瓦解敌伪职员、包工老板、把头等上层人物,而对顽固派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敌工部负责做敌伪军及其家属的工作,对汉奸、伪军的政策是:“对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和孤立,对动摇的方面采取拉拢和争取。”武工队主要任务是在敌占区,一面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一面保护工人,打击敌人。武工队共有60余人,都备有短枪。为了便于打入敌占区活动,武工队分成若干小组,三五人或六七人一组,手提电石灯,打扮成下窑的工人,神出鬼没地活动在矿区。1943年淄博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灾害,天灾、人祸、瘟疫接踵而来,矿工生活更是苦到了极点。为了拯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矿工,省参议员许光明在山东临时参议会的议员大会上,提议采取措施,救济广大矿工。尽管当时根据地经济很困难,共产党和政府还是竭尽力量拨款3万元救济泰山区失业工人,其中拨给淄博矿区部分救济款。矿区武工队打入敌占区,与地下工作人员一起,寻找关系,串联访问工人,通过发放救济款,代表党组织慰问矿工,并联系现实情况,揭露敌人的残酷统治,启发教育工人进一步提高斗志;同时,矿区工委还组织领导广大职工向包工柜头展开了反剥削、反饥饿的“借粮”斗争。其中,仅从一个包工柜就“借”出粮食2600斤,分给了225名工人,渡过了饥荒。矿区工委发动一部分矿工和家属夜间潜伏到东工厂、北工厂附近,瞅准El军下岗的机会,里应外合,打开大门,哄抢煤炭。或由武工队员半路上截住敌人装运煤炭的电车或火车,让村民和工人扒走煤炭。他们把这些煤炭大部分运到了根据地,兑换成粮食,渡过了灾荒。
抗战初期,矿区党组织就发动矿工利用在井下使用炸药的便利条件,“偷”取炸药支援八路军。所以,日军对炸药控制管理非常严格。领取炸药,须经日本职员、监工、把头审查批准,监督使用。13伪产销队在井口和矿区大门口,对工人进行搜身检查,发现带有炸药,轻则施以酷刑,重则枪毙。规定若偷带3块炸药者就枪毙。尽管敌人对炸药管理控制严格,手段毒辣,但却没有动摇矿工们搞炸药的斗志。1943年,日军在淄川煤矿洪六坑试验长臂式采煤法,全是放炮采煤,用炸药多。地下党员阎满秋(其公开身份是包工柜把头)就利用其工作条件,“在两三个月内搞到炸药600多斤,雷管200多个,导火线150米”。这种“偷”炸药支援八路军的活动遍及全矿区,每月“最多能搞出炸药五千余块(约一千余斤)”。为此,受到鲁中区党委的表扬。
矿区工委还发动矿工利用怠工、破坏机器设备、耗费材料经费、拖延巷道开采等种种方式,破坏敌人生产。如淄川炭矿电机房工人(党员)下夜班时把烧红的铁块扔进仓库,燃起大火将仓库储存的物品烧个净光,价值二三十万元。这些破坏敌人生产的斗争遍及各个矿井,矿工编了这样一首歌谣:“机器里边放螺丝,紧要关头卡电源,变压器放了油,通上电就冒了烟,扳开道叉翻了车,碰倒棚扶三天,三天两天闹停产,急得鬼子团团转。”各种各样形式的斗争,破坏了敌人的生产,使敌人“勤俭增产”、“出煤运动日”的计划彻底破产。矿区工委委员们分头插入各矿井、工厂,采取“职业化、群众化、战斗化”和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发动群众,把10万矿工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在矿区和附近农村共建起党的秘密联络点和工作关系20余处,一般工作关系60余人,发展党员40余人。使矿区党的地下工作有了较强的基础,为里应外合打击敌人、保卫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淄博铁路沿线城镇的地下斗争
1941年,清河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成立了点线工作委员会,由组织部长苏杰负责。区党委组织部内设立点线工作科,由组织科长程雨村兼任科长。此后,各地委相继建立类似的组织系统,使清河区的点线工作全面铺开。各地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胶济路沿线的济南、周村、张店、青州等城镇。
1941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二团政治处敌工股长朱增干利用伪周村警察局一名警长的关系,方便进出西门,开展地下工作,在南下河一家药房、肴鸡门一家煎饼铺建立了地下联系点。不久,根据工作需要,又在大车馆建立了地下“周村敌工站”,由维桐任站长,赵一松任联络员。敌工站派人在伪军中搜集情报,给伪军建立“红黑点”登记簿(即善恶登记簿),采用各种方式,教育、争取、瓦解伪军。1942年秋,敌工站长由维桐回清西军分区汇报工作,途中被敌人杀害。清西军分区随即又派了第二任站长。1942年冬,长山县独立营营长朱庆云、副营长路吉臣叛变投靠周村的日军后,敌工站长也跟随叛变,敌工站被破坏。1942年1月,为了坚持小清河以南地区的对敌斗争,中共清中地委书记孙铁民在广饶县一区后贾庄成立了“中共临南工作委员会”,刘晨光任书记,曹文章任组织委员,常祥甫任宣传委员,路会元任委员。同年3月,刘晨光被捕遭杀害,中共临南工委被破坏。1943年1月,中共临淄县委又成立了中共临南工作委员会,孙鲁参任书记,王颂贤任组织委员,徐景春任宣传委员,其任务是与党员进行单线联系,恢复整顿党的组织。临南工委还组织了沟南武工队,李修德任队长,孙鲁参任指导员,主要开展临淄县一区和五区的工作。
1943年春,中共山东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和青年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指示,指出在敌占城市中“团结教育青年并从而建立隐蔽埋伏的力量,实是当务之急。”要求有组织地动员城市青年来根据地,经短期训练再派回城市;或派青年干部到城市,以上学为掩护开展隐蔽斗争。据此,清河区党委责成清河区青救会组建了青训队,由从各地选调的部分青年干部和耀南中学的学生组成,约50余人。经过短期培训,这些青年相继打入敌占城镇进行工作。1942年4月,中共博山工委建立,李东鲁任书记,以崮山、石马一带为基地,向博城、八陡、西河一带开展工作。1943年5月,博山工委重建,仍由李东鲁任书记,并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武工队,在敌占区建立了单线联络点,侦探敌伪军情报,分化瓦解敌伪,并配合淄川县大队攻打敌据点、抓捕敌特等。(1944年11月,中共博山工委再次建立,刘惠之任书记,主要以沙井为基地,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1943年5月,中共鲁中七区党委组建了以马尚(现为张店区马尚镇)为中心的“张(店)王(村)工委”,延春城任工委书记,范守富、宋树柏为委员。7月,中共清河区党委为加强工人运动工作,发动矿工多搞炸药,组建了“张(店)铁(山)工委”,区党委工运部长吕洗尘兼工委书记(后为李晓光),孙铁民、王云祥为委员,受清河区党委直接领导。一个月后,王云祥调离,增补相子正为委员。张铁工委广泛发动工人收集、捐献“黄色炸药”,经常不断地提供给八路军,为发展爆破攻坚战起了重要作用。10月,为保证鲁中区与清河地区的联系,经鲁中区党委和泰山地委批准,在淄川西部地区建立中共淄西工委和淄西办事处。工委由李镜远、房众夫、李厚才、陈明等人组成,李镜远任书记,房众夫任办事处主任。同时,决定将鲁中军区胶济大队交淄西工委领导。工委和办事处紧紧依靠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东至张博铁路、北至胶济铁路、西至王村的三角地带共175个自然村中,建立了130多个革命的“两面政权”。工委办事处率领胶济大队经常出没于林立的敌碉堡之间,同敌人进行了无数次殊死搏斗,保证了淄西通道的畅通,出色地完成了护送我方人员和传送情报、运送战备物资的任务,保证了清河区、胶东抗日根据地和山东分局的联系。
1944年1月,山东分局决定将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建立中共渤海区委、渤海区行署、八路军渤海军区,辖6个地委、专署、军分区。第六地委辖邹平、长山、齐东、高苑、青城、桓台、临淄、历城8县。7月,山东分局传达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六五”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视为我们党同样重要的两大任务”。山东分局决定在各个战略区党委建立城工部,专门负责城市地下工作,并要求渤海区城市工作重点应放在济南、张店、德州、天津等城市和胶济、津浦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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