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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淄博地方组织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10月)(一)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5250   时间:2007/11/1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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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获得一个进行和平建设的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渴望充分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企图把中国继续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秩序。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或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淄博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任务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上,德、意、日3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建立与发展,这种形势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国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依靠人民群众,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国家。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将中国恢复到抗战前的状态,实行其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抉择。   
中共中央对抗战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作了科学分析,对国共两党的力量进行了对比,认为,经过8年抗战,中国人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并且解放区已拥有1亿人口、120万军队和220万民兵,全国党员人数增加到120万以上,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也有很大发展。这些都是争取民主,实现国内和平的有利条件,但也不能否定仍旧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险。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胜利果实,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条件下,力争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积极抢夺胜利果实。对于山东地区,在日军投降前夕的7月中旬,蒋介石就指示在山东的地方军政与驻山东的日军接头订立“反共协定”,进行“日蒋交防”的阴谋活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更是明目张胆地指令日伪军就地驻防,不得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投降,企图独吞胜利果实。1945年8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相继任命伪山东省省长杨毓殉为山东先遣军司令,任命伪和平建国第三方面军司令吴化文为先遣军第五路军军长,同时收编了山东大小伪军162股,约12万余人,大肆向解放区进犯。山东各解放区面临严峻考验。
在淄博地区,国民党对淄博矿区经济资源的掠夺极为重视,1945年8月日军一宣布投降,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便抢先插手,企图掠夺淄博煤矿,但由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许多国民党军队都远离日军占领区,国民党军政势力一时尚难到达矿区。于是在山东国民党当局的策划下,已于8月20日从淄博矿区撤退的日军,看到博山、淄川、西河、洪山等矿区和周村、张店等重要城镇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军队尚未到来,便于9月12日至18日又回防淄川、博山矿区,拒绝向人民投降。
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形势发展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及时作出对策。8月16日,山东分局指示各地:“目前我们一切部署、一切工作必须是争取先机,掌握重点。敌伪尚未放下武器,国民党正在与我争夺,我如犹豫迟缓,必然丧失时机,招致不利情况。”27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当前工作中心的指示》,指出:“在军事上除一部包围大城市,应积极控制交通要道,扫除铁路沿线两侧及其近郊的敌伪军,完全占领一切中小城市及重要交通站,彻底破坏铁路。”在新解放区,则要求大刀阔斧地开辟工作,选择重点,创造经验,力求中心突破;在老解放区,要整理支部,加强农村支部及党员教育工作,未实行减租减息的地方应全面进行减租减息;各地要扩大民兵组织,扩军动员工作应重点放在新解放区。
淄博解放区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积极组织解放区军民,迅速展开了对拒降日伪军的猛烈进攻,迫使El伪军投降,并与国民党独吞胜利果实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淄博大批干部、部队支援东北,
新四军北上山东地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之所以不能立即发动大规模内战,其主要原因:一是美、苏、英三国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二是国内人民反战情绪高涨;三是蒋介石的精锐嫡系部队尚在大西南,将其调到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尚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施展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一方面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借助美国的先进运输工具调动军队,抓紧发动内战的准备。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历时43天,到10月10日结束。此间,毛泽东直接同蒋介石就两党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斗争,国共两党终于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国民党政府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其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始终没有改变。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蒋介石就调集大量军队,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由西向东、由南向北,逐步向华北等解放区推进。   
面对随时可能爆发内战的情况,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部署》,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战略方针。主要内容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及山东、华中解放区;控制热察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
根据中央部署,进军东北原则上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成。因此,山东分局从9月初就开始对山东各方面的工作进行调整:执行北上任务的各部队迅速集结;各地委迅速抽调大批地方干部派往东北开辟工作;各地政府迅速组织动员,在全省掀起一次大规模的参军运动。
为争取先机,9月20日,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率军区机关及部队1000余人先行渡海赴东北。10月24日,罗荣桓率指挥机关也由烟台渡海奔赴东北。随之,从10月初到11月底,山东军区先后分3批将主力和基干部队调赴东北,共计7万余人。驻淄博境内的各主力部队和基干团大部随渤海军区和鲁中军区部队相继开赴东北。其中,除渤海军区新编第七师参谋处长石潇江率所部30余人在渡海途中,不幸触礁遇难外,其余皆顺利抵达东北。
山东分局在抽调主力部队北上的同时,还根据中央的指示,先后抽调4000余名地方干部,拟配备3套省级领导班子,随军奔赴东北。在抽调干部支援东北的过程中,淄博各县都进行了大量工作,抽调了一批干部参加山东赴东北工作干部团,每县少者4人,多者9人,共计60余人。淄川县委、县政府选派组织部长李春庵及田大田、孙兆祺、吴宗义、郭福章、陈庆汉、薛震宇、赵金波、高明等人;博山县委、县政府选派县委宣传部部长马昕、县政府秘书李龙淇等7人;沂源县有县长岳洪春,公安局副局长李怀志、朱伯章,历山分区区委书记庞夫辛等人;临淄县有魏仲山、孙喜堂、徐协伍、李健伟、朱兰亭、郑俊斋等;高苑县、青城县、桓台县和周村市也分别派出了部分干部开赴东北。赴东北工作干部团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包括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开展减租减息及土改、动员参军、增加工资和生产运动等。工作干部团到达东北后,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很快将东北的各项工作开展起来,使东北出现了大好形势,为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在决定山东主力部队挺进东北的同时,要求新四军主力迅速北上山东,接替原山东部队的防务。9月底,新四军军部及部分主力到达山东境内。10月,根据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和北移的华中局合并,成立华东中央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进一步统一和加强了党对华东解放区的领导。
整顿思想,保卫胜利果实
淄博各地的思想整风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强大打击下,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对于这一胜利,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就指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是必然的。但由于形势变化的迅速、突然,在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解放区军民的思想上还来不及作必要的准备,对复杂问题的认识也不能及时求得一致,因而在一部分同志中间难免产生一些错误思想,以致影响到工作情绪的稳定与工作秩序的保持。主要表现是:盲目乐观和太平麻痹,以为日本投降了,一切可以高枕无忧了;“抗了八年战,可该歇歇了”;比功劳,图享乐,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应该享享清福了等等。   
上述这些思想,如不及时加以纠正,任其继续存在和发展,势必给党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它不仅使解放区党的组织涣散,工作陷于停顿,而且对当时党的紧急工作和战斗任务,不能坚决贯彻和完成,这等于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面前,自己先从思想上解除了马列主义的武装。为了解决这种思想上的混乱状态,淄博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整风。这次整风,淄博各县进度不一。在基层主要是以延安精神进行正面教育,使广大党员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空前地团结起来。在博山,1945年10月,县委召开县、区主要干部会议,以整风精神总结8至10月3个月的工作,检查党的一元化领导、思想作风、群众路线、政策掌握、工作进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参加会议的121名干部中,有102名作了自我检查。12月底,县委又针对干部在新形势下产生的新的思想倾向,组织干部进行新年回顾,作自我检查,端正对形势的认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沂源,县委9月份在儒林集召开形势教育大会,主要是解决日军投降后干部群众产生的“解甲归田”的思想。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及二地委的指示。明确指出:日军投降,并非革命彻底。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正阴谋挑动内战,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内战阴谋,并且随时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淄川、张店、周村、临淄、桓台、高青各地的党组织也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相继开展了整风运动。通过这次战后整风,淄博各级党组织和军民接受了一次形势教育,认清了形势,端正了思想,明确了任务,为迎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做好了思想准备。
淄博军民针锋相对,保卫胜利果实  为配合军事行动,适应抗战胜利后淄博矿区收复工作的开展,1945年8月下旬,鲁中区党委决定建立中共淄博特委和特区专员公署,统辖张博铁路沿线的淄川、博山及矿区。张敬焘任特委书记,许光明任副书记,徐化鲁任专员兼博山城防司令部司令员。鲁山地委(五地委)和专署同时撤销。23日,鲁中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罗舜初、司令员王建安、区党委副书记高克亭、行署主任王子文、副主任马馥塘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率部分工作人员进驻博山城,淄博特委和专署机关亦随军进城。9月,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中共博山市委、市政府成立,下辖博城、原山、八陡、西河4个区,克林任市委书记,谢伯望任市长。市机关驻博城,博山县机关移驻郭庄村,主要抓农村工作。同时,隶属于渤海区的周村也成立了中共周村特别市委、市政府,宋怡翔任书记,马千里任市长。桓台、临淄等县也相继“成立”了人民政府。
1945年9月,乘山东主力部队大批开赴东北、军力暂时空虚之机,龟缩济南的3000多名日军在数千名伪军配合下,从9月6日开始沿胶济路向东进犯。中旬,周村、张店、淄川、博山等地相继沦陷。为了避免损失,鲁中区党政军机关主动撤出博山城。淄博特委与专员公署退驻淄河流域太河一带,继续领导人民坚持斗争。   
为了打击蒋伪军的嚣张气焰,保卫抗战胜利果实,12月3日,鲁中军区警备区第一团主力部队开始向博山城外围据点进攻,当晚占领八陡、神头发电厂、博山车站、龙泉镇等地。至5日,在淄博独立营、博山县独立营及部分区中队的配合下,主力部队攻占博山城。此次战斗共击毙伪军200余人,俘敌400人,缴轻机枪17挺,长短枪370余支,及部分军用物资。我军与驻守四十亩地的日军相持了两天,后在蒋、日、伪联合反扑下,主动撤出。10日,博山城又陷敌手。此次攻打博山城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却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展示了人民军队的力量,鼓舞了人民斗争的士气。    。
第二节 争取和平民主,
                     组建地方武装
维护停战协定,努力争取和平民主
在1945年下半年几个月的军事较量中,国民党在津浦路、胶济路及全国的各解放区都受到了迎头痛击,并且《双十协定》刚刚签订不久,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内战,蒋介石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表示同意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在会议召开的当天,国共双方共同颁发了《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在1月13日午夜就地停战。同时,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方代表罗伯逊组成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执行部下设若干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
然而,蒋介石对停战毫无诚意,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密令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1946年1月11日晚,在国共两党签署的《停战协定》即将生效的前夕,国民党军队再次向解放区疯狂进攻。鲁中军区第四师、第九师在山东军区统一指挥下。采取“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战略方针,分兵两路,向淄川、博山两城发动进攻。12日,第四师攻克淄川,第九师攻克博山,辛店、洪山、西河等城镇也相继收复。同时收复张店、周村外围部分村镇,对两地之敌形成包围之势。战斗胜利后,淄博特委、专署随军进驻博山城,建立了淄博警备区。鲁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鲁中大众》报社也进驻博山。
为调处山东地区的军事冲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于1946年1月18日组成了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陈叔亮、涂叙五、雷克分别为中共、国民党和美方的首席代表(此后,三方代表都多次易人)。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为国民党诬告共方破坏停战协定、攻占张店一事,于1月21日由雷克、涂叙五、陈叔亮及随员10人来张店调查。淄博特区专员公署派专员兼警备司令徐化鲁前往张店,用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对共方的诬告。2月12日,国民党再次诬告共方向张店进攻。雷克与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阮建华再抵张店、博山考查,并与共方代表赵笃生会谈,证实仍无此事。
为保证停战协定在淄博地区的执行,北平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会同淄博驻地国共双方代表达成以下协议:(1)双方对停战命令要坚决遵守,彻底执行,双方部队位置,按现在态势保持;(2)关于粮食物资等问题,由鲁中军区与张店驻军(国民党军)各推选3人组成委员会商讨解决;(3)南定至博山铁路管理权归中共方所有;(4)双方交往人员由双方上级发给通行证明,不得携带武器,商民可自由往来;(5)经此决议后,如任何一方不遵守,即系违反停战决定。
3月6日,雷克、涂叙五、邝任农军调部3人小组到达张店,邀请鲁中军区副政委李培南、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李曼村、胶济铁路济潍段管理处处长何凤池及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督察专员王椿元,就修复张店至谭家坊铁路线一事进行了商谈,一致通过了恢复交通、修复铁路的办法。其间,中共代表李曼村就驻张店国民党军违背停战协定,以“自卫预防共军袭击”为借El,拒不拆除张店一切碉堡工事一事提出质疑。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毫无走和平建国道路的诚意,对中共一系列争取和平的积极措施。视为软弱可欺,自2月后,在全国各地不断向解放区进行挑衅和制造事端。自2月至5月,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督察专员司令王椿元的直接指挥下,驻周村、张店和临淄的伪军周胜芳、张景月、王砚田等不断破坏停战命令,向解放区疯狂进攻百次以上,杀伤绑架我军民和工作人员142人,激起广大军民的极大愤慨。
淄博工人武装的组建
人民战争的胜利,取决于人民武装力量的组织发动。早在抗战时期,淄博地区从县、区到乡、村,就普遍建立了县大队、区中队和乡村民兵等地方武装和群众性武装组织,对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补充主力部队兵源,以及担负各种战勤任务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淄博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武装的领导,把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各级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组织,作为头等重要任务。1945年8月淄博特区成立后,立即建立了500余人的淄博独立营。不久,鲁中军区和淄博特委又派谢伯望、徐厚德等到洪山组建工人武装,建立了淄博矿区工人支队,队员从初期的60余人迅速扩大到1500余人,成为坚持淄博敌后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各县原有的县大队均改称县独立营,人员300至500不等,区中队也改称区武工队,一般是100人左右,各乡村的民兵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
煤矿工人武装  淄博矿区在当时是全省最大的工矿区,仅煤矿工人就号称10万之众。淄博又是抗战时期开辟较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广大煤矿工人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阶级觉悟空前提高。日军投降后,为保卫抗战胜利成果,保卫工厂、矿山的安全,淄博矿区纷纷建立武装自卫组织。有的叫“工人护厂(矿)队”,也有的叫“工人纠察队”。中共淄博特委为尽快把矿区10万工人组织起来,于9月3日成立了淄博矿区总工会筹委会。特委副书记许光明兼筹委会主任。淄博矿区总工会筹委会的组建在保卫矿区、组建工人武装等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8月大反攻前夕,在淄博矿区总工会筹委会领导下,一批党员干部到各煤矿和附近农村筹建武装,并在淄博矿区中心——洪山镇设立了报名点,几天时间就有上千人报名。9月上旬,“淄博矿区工人大队”正式成立,初设5个中队,大队和中队的军事干部均由鲁中军区和矿区工委派来的经验丰富的军事干部担任。由于人员不断增多,到11月扩编为支队,下辖3个大队。支队为团级建制,大队为营级建制,全支队约1500余人,仍归鲁中军区领导。1946年6月,该队整编为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警备六团。是年11月,又编人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转战沂蒙,屡建战功。后发展为师的建制,在渡江进军大西南、解放西藏等重大战役中,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战功。    与此同时,地处矿区中部的西河煤矿也建立了工人支队,最初称“工人通讯班”,仅有20余人,以护矿和对外通讯联络为主要任务。1946年7月“通讯班”撤离煤矿时,改称“西河煤矿工人武工队”,队员有30余人,主要坚持边沿区斗争。
在淄博矿区南端的黑山煤矿,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博山工委也派党员干部深入该矿活动。矿山解放后,立即建立了“黑山煤矿工人护矿队”,不久改称工人支队。1946年6月,编人鲁中军区泰山军分区所辖淄博工人支队。   
此外,1945年9月蒋日伪合流侵占淄博时,由洪山、西河、新博等矿撤出人员和护矿队员,分别组成3个“工人破敌合作社”,各有30人至50人不等。这些武装性质的破敌合作社,在破坏敌人生产、拆运机器设备、收购各类物资以及解决矿工生活困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铁路工人武装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党、政、军各级组织加强敌占区内部工作,坚持里应外合的方针,积极组织武装力量,以便配合大部队的反攻,占领城市与交通要道。中共渤海区党委、渤海军区根据这一指示,电报指示第五军分区(原清东军分区)立即组建胶济大队。1945年8月18日,胶济大队在寿光宣布建立,陈凤九任胶济大队队长,李玉轩任政委。8月21日,原在渤海行政公署警卫营任副连长的孟兆宽和在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做农会工作的郑俊斋,率先在临淄县淄河店拉起一支30多人的武装,命名为胶济大队第一中队,孟兆宽任队长,郑俊斋任指导员。9月初,陈凤九、杨铁山在益都附近的北霍陵一带组织起一支20余人的队伍,编为胶济大队第二中队,赵健任队长,赵群任指导员。当时活动在淄博地区内的还有3支铁路工人武装:张店以西济南以东的为“胶济铁路武工队”;张店以东潍坊以西的为“胶济铁路胜利大队”;另外还有一支6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均归渤海军区领导。1945年11月,渤海区党委决定对胶济工委和胶济大队进行充实调整改编,决定:三地委城工部长何凤池任胶济工委书记兼胶济大队队长,陈凤九任胶济工委副书记兼胶济大队政委。同时将张店工委、周村工委一并划归胶济工委统一领导,并增补张店工委书记李晓光、周村工委书记宋怡翔为胶济工委委员。张店武工队、周村武工队依次改编为胶济大队第三中队(耿子安任队长,李晓光任指导员)和第四中队(樊树楠任队长,赵梅村任指导员)。至此,胶济大队发展到4个中队,近300人。   
1946年2月,遵照渤海军区“原地监视敌人,开展大练兵”的命令,胶济大队集结于上湖田一带,一面监视张店之敌,一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训练兵运动。3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山东分局决定将胶济工委暂时划归鲁中区党委领导,胶济大队的军事活动由驻守辛店的鲁中军区第四师直接指挥。在此期间,胶济大队再次进行了改编:原第一、二中队合编为第一中队,赵健任队长,郑俊斋任指导员,吴法全任副队长;原第三、四中队合编为第三中队,耿子安兼任队长,赵梅村任指导员。6月,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胶济大队配合鲁中第四师和渤海警备第七旅向张店之敌发起进攻,于8日解放张店,胶济大队奉命进驻张店执行接管任务。6月23日.国民党军队驻济南、昌潍、青岛的10万余众开始向胶济铁路沿线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保存实力,胶济大队奉命于7月4日撤离张店。胶济大队退出张店后,留下一支30余人的武装工作队就地坚持斗争。第三中队随大队部一起撤至张店以北桓台地区,第一中队奔赴淄河东岸,开展游击战争。
博山工人武装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博山工委在博山城区各厂矿建立了一批秘密活动基点,并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当日军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工委立即部署各基点成立工人纠察队,配合迎接正规军解放博山城。在地下党员的积极发动下,在八陡、山头、神头及博山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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