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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赣南、宁都遭厄记
作者:淮 驹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点击:253   时间:2014/6/16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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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赣南、宁都遭厄记

1931年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米夫参加了会议。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27岁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平步青云,从一名非中共中央委员一举跃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还提名王明为政治局候补常委。后因周恩来提议,王明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这才使王明未能进入政治局常委。

王明虽未成为政治局常委,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实际上是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

王明是1925年秋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他虽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此时的王明,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大权独揽,一个人说了算。为推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王明接二连三地派出“中央代表”、“中央代表团”分赴各革命根据地。赴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共3人,即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人称“三人团”。

任弼时,湖南汩罗人,毛泽东的同乡。1921年春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学成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央总书记。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他才刚满27岁。由于具有留苏经历,被王明认为是同一战线的战友而受到重用。他是派到中央苏区“三人团”中掌管实权的人物。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泾县厚岸村。1925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自然是王明信得过的朋友,时年25岁。

23岁的顾作霖,1908年1月出生于江苏嘉定(现上海嘉定县徐行镇)。曾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长江局主席团成员、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执掌苏区中央局大权的是项英。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而分身不得,书记一职便由先期到达江西苏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代理。而王明就是反六届三中全会才上台的,很快,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所派的项英就遭到王明新派来的“三人团”所排斥。

在中央苏区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这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虽说王明、博古并不一定愿意与“山沟里的秀才”毛泽东打交道,但慑于他在红军、群众中的声望还不想得罪他,甚至还想拉拢他,利用他手中的枪杆子和声望,为其推行“左”的一套方针、政策出力。

1931年5月,项英被撤销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便由毛泽东代理。

6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朱德、项英任副主席。

毛泽东一时成为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加上他成功地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组织的两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一时声望大增。

本想拉拢毛泽东的王明,一看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发现毛泽东还有一整套自己的见解和方略,根本不可能服服帖帖地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如不制服毛泽东,那么好不容易夺来的中共中央领导权就有被架空甚至丢失的危险。于是,他准备对毛泽东下手了。

1931年10月,王明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同时也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王明在离沪赴苏之前,为消除推行“左”的一套的阻力,给中央苏区发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目的是把他那一套强加给中央苏区。

9月1日,王明向中央发出了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

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义发来电报,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团即“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史称的“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

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对中央苏区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是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是“富农路线”。当时王明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是赶尽杀绝,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他们以生活出路。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及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认为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应给其出路,主张土地“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

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忽视“阵地战”、“街市战”。

会议根据王明所控制的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毛泽东就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后来,为了解决军事指挥问题,1932年8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举行会议。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会议决定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事情还不止于此。

1932年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一封长长的指示电,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毛泽东,对他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批驳。

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的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对毛泽东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评,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毛泽东“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进攻路线,争取党和红军说服他的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不转变立场,转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而予以清除。

王明遥控的临时中央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发电、开会,批评毛泽东的主张,一是想借此打击毛泽东,削弱他的影响,另外也是错误估计了敌我力量,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他们不了解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盲目乐观地估计革命形势,主张进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和敌人对垒时,主张硬碰硬,“先发制人”。

毛泽东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蒋介石统治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两军对垒时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必要时放弃阵地,实行退却,重在保持、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一套灵活的战术,自然不能为王明、博古等所接受,并被一再指责为右倾,而遭到了批判。

但毛泽东不为所动,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更信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得来的结论。

这样,毛泽东与王明临时中央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

1932年夏,在前三次“围剿”中惨遭失败的蒋介石又调集3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准备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

怎样打退蒋介石新的进攻?

头脑发热的临时中央按王明和共产国际的旨意,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以攻城略地为主要目标,和敌人决一死战为核心的所谓“积极进攻路线”。

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套“左”的做法,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战略设想:利用蒋介石把进攻主力放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的时机,迅速开展工作,争取使各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扩大红军,为反“围剿”准备好充分的条件。

此时的苏区中央局分成两套班子。前方中央局成员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中央局成员则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

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指挥下,连克乐安、宜黄,歼敌3个旅。在胜利面前,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方的负责人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主动出击,“击破一面”,攻城打援,取得速胜,以呼应配合正遭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军事行动。

对于临时中央的指示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意见,毛泽东、朱德于9月25日致电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9月26日,中央苏区中央局复电毛泽东、朱德,坚持“攻城打增援部队”,提出向西追击永丰与西来增援之敌。

眼看大好的作战时机就要在争吵中丧失,前方领导人忍无可忍。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撇开后方首脑的掣肘,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对反“围剿”作了部署,军事行动的重点是在南丰以西,乐安、宜黄以南的地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消灭这些地区的敌军的据点,建立整顿和扩大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备战姿态布置第四次反“围剿”战场。抓紧时间,向北部地区做群众工作,“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

当无线电波把训令从前方传到瑞金,后方中央局首脑大为光火,立即致电毛泽东、朱德,指责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强令红一方面军停止执行,并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遵照临时中央的指令,在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特别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讨论红军应敌的行动方针问题。

会议之初,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未能到会,会议便由任弼时主持。在会上,一方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另一方面则是披着战火硝烟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主。

此时王稼祥已从“三人团”中退出,他在与毛泽东交往中,慢慢地被毛泽东的魄力和魅力所征服。

项英则取代了王稼祥,成为后方中央局的主要成员。会议开始时,有着上海“临时中央”支持的后方首脑占了上风。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对前几次反“围剿”中起过决定作用的毛泽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发言气势逼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会议过程中,前方中央局成员发言主张结合前线实际来贯彻中央指示,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会议几乎被后方中央局成员所控制,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他们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大力推行“左”倾“积极进攻路线”。多数与会者还老账新账一起算,把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认为攻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攻赣本有克城之可能”。攻赣未克,只是因为毛泽东拒不执行“积极进攻路线”、“遂未坚决部署”,才致如此恶果。

攻打赣州问题发生在1932年年初。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面临最严重和最紧迫的任务是处理军事斗争问题。在讨论攻打赣州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力排众议,诚恳地指出,赣州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在赣州南北两面又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敌固守坚城,“不行,一打准输!”毛泽东拍案而起,坚决不同意打赣州。

然而,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却不顾主客观条件,坚决主张打赣州。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攻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1932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有人恶狠狠地说,待打开赣州再和老毛算帐。

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不但未攻取,反而自身伤亡3000余人,最后不得不撤出攻打赣州的阵地。

攻赣州,本来就是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当时就竭力反对,但后方首脑们却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把红军撤围赣州归罪于毛泽东执行中央的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

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会上受到点名批评的毛泽东不停地吸着烟,一脸严肃,态度镇静。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对来自“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无端指责,他毫不妥协,据理反击,冷静地分析了整个战场的形势,说明红军早应执行向赣东北发展的方针,以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话音刚落,后方一位首脑拍着桌子站了起来:“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对形势的分析与战略方针的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错误承认和了解不够!”

许多人在“左”的错误的压力下沉默了,不敢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这时,原“三人团”的成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苏区工作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和领导人……总之,我的意思是: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看到自己的发言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便和缓地淡淡一笑道:

大家知道,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深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相信不会被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会议主持者不满神色溢于脸上。一时会场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后方中央局成员又趁热打铁,坚决要求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正当前、后方中央局领导成员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周恩来从南城、广昌前线飞马赶来参加会议。他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最高首长,显然要担任“裁判”的角色。

周恩来处于两难境地,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他采取了调和双方的立场。他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后方中央局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

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后方中央局成员提出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周恩来从大局出发,竭力维护和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个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毛泽东留在前方,而不同意将毛调回后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前线。但是,因为与会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本人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方案,即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前一种方案,即“泽东留在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会议结束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后方中央局借口毛泽东身体不好,撤销了他刚刚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并于10月12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毛泽东最后一点兵权,竟然在最需要他的紧急关头被剥夺了。

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随后,毛泽东去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周恩来、王稼祥把毛泽东送出了宁都城。临别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还幽默地对王稼祥说:“你和我都是少数,不服从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一向幽默的毛泽东这次再也无法笑出声来。他心中充满了苦涩,但还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服从了临时中央的决定。而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由于当时不能理解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为王明“左”的一套所迷惑,的确做了一些错事,但后来他们都先后醒悟转变过来,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任弼时还成为毛泽东的忠诚拥护者和亲密战友,成为中共最杰出的领导者之一,最后是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

项英后来在南方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是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在皖南事变后为叛徒刘厚总所杀害,是公认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顾作霖是中央苏区共青团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青年领袖。因长期为革命废寝忘食地工作,终因劳累过度患上了肺结核病。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红军第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在广昌决战最激烈的时刻,他协助朱德亲临第一线指挥,突然心脏剧痛,吐血不止,不省人事,经抢救无效,在瑞金去世,时年26岁,成为长眠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块红色土地上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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