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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矿区南庙大罢工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175   时间:2015/2/8   编辑:admin
 
 

1926年,淄川炭矿工人反裁人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后,淄博煤矿工人运动日趋高涨。1928年,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集中力量在淄博矿区发展党的组织,开展职工运动,曾先后派丁君羊、张洛书、李英杰、宋耀庭等人到矿区协助开展工作。当时正值日军和国民党严密统治时期,他们和矿区的党员紧密团结,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使得淄博矿区党组织在1927年至1928年上半年有了较大的发展。李英杰、张洛书依靠张德水、车锡贵、刘洪庆、蒲文泉等工人骨干,深入工人聚居的北工场、东工场、南工场和矿区附近的解庄、杨家庄、梁家庄、车家庄、寨里、双沟、华坞等农村,以矿区为中心积极开展工会筹建工作。先后在各井成立以20人为一小组,100人为一大组的基层组织,为组建矿工工会组织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928年1月25日至26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百余名工人在沈马庄龙王庙上隆重集会,领导者及工人代表慷慨陈词,痛诉自己牛马不如的生活,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头剥削等要求,他们散发《中国共产党十大要求》的传单。会后,工人们打着“工人联合会”的大旗游行,并在各处张贴标语。沈马庄集会扩大了党和工会的影响,为淄川炭矿工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28年5月,“淄川炭矿工会”成立大会在洪山镇余盛街召开,工会的领导机构是“淄川炭矿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是蒲文泉,副委员长是韩长甫。工会同时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会后各矿井也分别成立了工会支部和工人纠察分队。工人、群众踊跃加入工会,一时间,工会领导的群众达到千余人。炭矿工会的及时成立,顺应了当时的斗争形势,使广大工人群众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壮大了斗争力量。
  淄川炭矿工会的成立,引起了淄川县反动政府和鲁大公司中日资本家的惊恐,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策动工会所在地洪山的反动势力,以收回房子为名驱散工会。1928年6月,工会被迫迁到洪山镇铁路以东的马棚里,结果又遭到他们的堵截,工会不得不转移到马家庄南庙办公。这时,淄川炭矿又传出裁人的消息。一连串的事件,使矿工们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  火,纷纷要求立即罢工进行反抗。在此情况下,矿区党组织通过工会,公开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6月21日,中共淄张县委书记张洛书和李英杰等,召集工会委员在马家庄南庙开会研究了罢工问题。22日下午,在淄川城东门外的树林里召开了200多人参加的工运积极分子会议,李英杰、蒲文泉进行了发动,并一致通过决议,定于25日在南庙举行罢工大会,宣布罢工。会上推选车锡贵、蒲文泉等为代表,向新任淄川县长陈学海申诉罢工理由;各个工会支部也选出代表,组成罢工组织委员会。22日、23日,代表分别在各煤井串联发动群众。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争取社会的同情、支持,24日,淄川炭矿工会发表了《罢工宣言》,阐明罢工的目的,揭露中日资本家对矿工的残酷剥削,诉说矿工的困苦生活,指出:“以前屡次裁人,我们因为团结不力,更无代表工人的工会,不得不忍痛一割,甘心而忍受了。我们经过屡次的碎割,我们已具有相当的觉悟与决心了,知非团结不足以解除此种的痛苦。”“现在日本人在胶济沿线20里以内横行霸道,各地难民接踵在道,民命待援,外交束手,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不料公司在此民生凋零之秋,竞置公理于不顾,决定将我们裁减数千,使我们流为难民,全家老小,就此分离,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后宣布:“本会应全体工友之请求,定于本月初八实行大罢工,誓死力争,非达目的不止”,呼吁各界予以支持。体现了工会的坚强斗志和决心。当天,他们向鲁大公司写信提出了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减和虐待工人,改善因工致伤、致残工友及致死工友家属的待遇等22项条件。
  对工会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炭矿资本家拒不答复。于是,淄博煤矿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罢工开始了。25日拂晓,工人积极分子利用工人上下班时间,在矿井附近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工人纠察队员监视包工头,不准其强迫工人上班。在工会宣传组织下,淄川炭矿及所属的十里庄、南旺、大昆仑分矿的4000多工人实行罢工。当班的700多工人按工会事前的部署,高举标语旗帜,齐集在淄川炭矿南马家庄的南庙举行罢工大会。会上有20余名工人代表先后发表演讲,痛斥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恶行径,强烈要求资方全部答应罢工条件,不达目的决不复工。
  面对此情此景,中日资本家如坐针毡,立即派日军松田中队前往镇压,日军荷枪实弹包围了会场。可工人们没有被吓倒,他们毫不畏惧地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工人纠察队董仲义用镢柄打倒一个敌兵,夺了他的机枪。工会武装委员李成孝用脚踢倒另一个敌兵,夺了他的步枪,另两个纠察队员也夺了两只枪。同时为保卫会场,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愤怒的罢工群众组成一道不可摧的人墙,使日军望而生畏,不敢靠前。日军只好又增派部队到罢工会场和各路口抓人,抓走了罢工领导人车锡贵、李成孝、王聿信等9人。虽然如此,工人们仍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中日资本家见强行阻挠不成,便开始软攻。下午2点多钟,淄川县长陈学海,公安局长蒋野章,商务总会会长王福斋、副会长王学增,在中日资本家的授意下,以伪装调解来到罢工会场。陈公海假惺惺地向工人表示同情,说了许多好听的话,让工人先上班,说三天之内答复条件。工人们早已看穿了他们的虚伪伎俩,强烈要求他们答应提出的条件,释放被捕工人。陈学海等被迫答应回去与日方交涉,狼狈离去。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张洛书等人商量决定,将罢工队伍化整为零,工人回各矿井坚持斗争。工会执行委员也分到各煤井做工作,强调不放回被捕工人,没有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决不复工。被捕的9名工人面对当局的关押审讯,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罢工后,日军驻博山领事馆淄川派出所巡查部长樱井三郎急忙向日本驻博山的外部主任佐佐木高义报告了罢工情况。佐佐木于26日急赴淄川,联合国民党淄川县政府镇压。同一天,日本驻青岛总领事藤田与陆军方面也积极策划了一系列镇压工人的对策,并连夜派遣陆军中佐矶县和领事河相到炭矿,配合中日资本家采用暴力和饥饿等手段对付罢工工人。国民党淄川县长陈学海等人为了控制工人运动,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伪装仲裁人,极力笼络工人、欺骗工人复工。几天过去了,炭矿资本家既没有放回被捕工人,也没有给工人增加工资。张洛书和工会干部根据省委指示,一方面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淄川县政府与资本家相互勾结、出卖工人的伪善面孔;一方面继续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工友,要求增加工资。经过斗争,中日资本家害怕激怒工人,再次引起罢工,终于被迫先后两次释放了被捕工人,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主要条件。罢工斗争基本取得了胜利。
  南庙大罢工,是淄川矿区声势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充分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通过这次罢工斗争,使广大工人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对内欺骗工人、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实质。同时,对淄博地区其他行业的工人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矿区以后的斗争提供了经验,积累了革命力量。

南庙大罢工旧址

南庙大罢工旧址纪念碑

南庙大罢工旧址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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